《周易》的體悟與認識

時間：2020-08-26 18:20:05 易經我要投稿

《周易》的體悟與認識

　　通過對《周易》的體悟認識的闡述，探討了其采用體悟方式的原因，并在此基礎上分析了由《周易》所開啟的體悟方式對中國哲學的影響，認為它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哲學的思維方式和發展走向。

　　對于《周易》，我們知道，卦象是其骨骼，舍“象”就無《易》。整個《周易》都是對天之“象”、地之“形”的模仿，其中八卦是《周易》對世界的模仿，爻辭是以文辭的形式模仿世界。借助卦象和六十四卦系統模型，《周易》通過象的規范化的流動、聯結、轉換，具象地、直觀地反映所思考的客觀對象的運動、聯系，推斷天地人物我之間的變化，所以，“那些圖形的意義是極抽象的范疇，是最純粹的理智規定。”所以，通過“- -”和“―”的符號系統，并由此而形成的《周易》的對象語言必須要通過卦辭和爻辭的解說才能被人們所理解。這就產生了周易的“體悟認識”。

　　那么，《周易》為什么會采用這么一種方式呢?

　　一、《周易》采用體悟認識的原因探析

　　我們知道，《周易》通過象的規范化運動來思考所涉及的客觀對象的運動，并借助六十四卦所構成的系統模型，構成了一個生生不息的整體性宇宙架構模式和宇宙生成的符號系統和天、地、人相統一的完整的哲學思想體系。

　　在這個系統中，由于取象龐雜，且存在一卦多象或交叉重復的現象，其卦爻辭文字簡短，缺乏必要的論述，其占辭斷辭與卦爻辭之間缺乏詳細的論證，所以其內涵就缺乏明確的界定，不是一種“非此即彼”的求證，不以分析為主，而是注重對事物的整體特征的認識，以反映思維對象的模糊性為特征，因此只能使用這種非精確性的認識方法進行思維，這就決定了人們不可能采用精確的、科學似的方法來認識世界，而只能采用“體悟”的認識方法。

　　從產生時期來看，《周易》產生于人類認識的早期，受當時的認識和思維水平的限制，人們對事物的認識，主要停留在具體物象的直觀上，不注重客體的客觀屬性，不太注重邏輯思維，沒有也不可能深入到事物內部理性地把握事物本質，這就決定了《易經》作者只能以“象”的形式來把握“意”的內容，“以象喻意”，“借象言理”，以符號圖形來象征事物，以“取象”象征的方式去接近事物間不可言說的內在聯系，從事物的聯系中去領悟“意”。

　　再次，我們知道，《周易》雖然研究“三才”之道，但其最終目的不是要求人們研究自然，而是把重點落在人的道德修養上，是通過觀自然之象感悟人生修養之道。當人們通過自然語言的解釋和闡說時，一旦明白了每一個符號或符號集的含義之后，就可“棄辭而明象”，“得象而忘言”。因為“語言所能夠表述的只能是事物的形象，而無法傳達出其中的真正的道理”。因而，這種思維活動的過程與結果是只可意會而不能言傳的，有賴于每個人自己體悟，別人只能以身體語言，以機鋒、棒喝，開悟心靈，啟發人當下大徹大悟。

　　綜上，我們認為，正是由于《周易》的取象認識給了人們很大的解釋空間和聯想余地，使人們能夠多角度闡釋和認識事物，最終形成了以“悟”為特征的“體悟認識”。換句話說，以“象”為中介，領會對象之底蘊的思維方式，就必須以身“體”之，這就形成了《周易》的身心交感的“體悟”認識方式。

　　二、《周易》的體悟認識對中國哲學的影響

　　在中國哲學中，由于“‘究天人之際’即研究天(道)和人(道)以及二者的關系，一直是中國傳統哲學討論的中心問題，同時也是中國哲人建構中國哲學范疇體系的軸心。”但是“道”存在于形而上的“超驗范圍”內，只能通過人的活動對天道的覺悟才能把握，難以用語言表達出來，而許多內心世界的感受又不能用語言表達出來。也正由于語詞或概念在表達時的軟弱無力，“悟道”就只有靠個體親身體驗才能獲得，就必須先要獲得在知性范圍內的“知”。可是，由于人類語言本身的缺陷性，言說者想表達的意與自己的言說往往會貌合神離。言說者所言說的有時并不是他想要言說的而只是傳遞著他人的言說，有時他言說的是自己的言說卻言說出了別人甚至是自己都意想不到的言說。在一定意義上，我所能言說的只是我的“悟”而非我悟的“道”，也正是基于此，格奧爾格說，詞語破碎處，無物存在。于是，其體悟往往由“觀”而始、因“味”而續、由“悟”而終。儒家、道家、佛家都把主客體冥合的體驗推到了極至。也就是說，主體對于最高本體的把握，是投身于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一種感性體驗，把現實中人生道路的探索同理想的價值目標的追求合在一起來體察宇宙和人的生命。“體悟”就是對對象本性的一種直覺的'觀照和透察，是一種個體的認知體驗。“知”就不是抽象的觀念，而是體驗之知，是以直覺方法深入其微，最終，與形身融在一起，感同身受，是主動的、發出行為或支配行為的理論。“行”則是把價值理想現實化，把自身的體悟實踐化，按照自己的體悟生活，身體力行，付諸行動。因此，我既是悟之主體又是悟之客體，如此，道我不分，佛我不分，故需要自格自致，自修自悟。中國哲學的“君子求諸己”、“吾日三省吾身”、“自知者明”、“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等都體現了這種特點。而在中國哲學發展過程中，受此體悟方式的影響，中國哲學家也主要以解讀經典((尤其是對以《周易》為首的六經的解讀)的方式闡發自己的哲學思想，也就是說通常所說的“六經注我”和“我注六經”，因而，所以，經典成為了既是存在著的哲學問題又是解決哲學問題的根據的文本，從而形成了中國獨立的哲學思想史進路。

　　就中國哲學的具體發展而言，這種由《周易》開啟的體悟思維方式在儒家的“格致(格物致知)”、道家的“玄覽”和中國佛教特別是禪宗的“了悟”等理論中體現得最為集中和鮮明。孔子的“默而識之”，老子的“滌除玄覽”，孟子的良知良能，莊子的“心齋”、“坐忘”荀子的“虛壹而靜”，王弼的“圣人體無”，張載的“德性之知”，朱熹的“豁然貫通焉”，陸九淵的“吾心”與“宇宙”的契合，王x明的“致良知”，佛家“強調精神性的自得和內心的體驗”的方式，禪宗“頓悟成佛”的方式都是要求否定、排除雜念，超越邏輯，祛除言詮，止息思維，心靈空寂到極點，忘卻自然、社會，甚至忘卻自己的肉身和智慧，消解主客、能所、內外、物我的界限，物我兩忘，渾然與天道合一。

　　當然，這種以“悟”為主的內向性思維雖然可以使人避免沖動、迷信、暴力，有利于穩定家庭和社會，但另一方面，認識是社會實踐的結果，思維的內向性使得中國古代的自然科學發展受到諸多限制。當然，也由于體悟認識，《周易》的“數” 始終沒有同“象”分離，缺乏精確性，中國哲學也始終未能發展出真正意義上的宗教神學以及機械論和數理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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