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中的諷喻詩研究

時間：2024-08-27 10:25:27 詩經我要投稿

相關推薦

《詩經》中的諷喻詩研究

　　摘要：《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是我國最古老的文學形式之一，是我國現實主義的源頭，而《詩經》中的諷喻詩是現實主義的最好的體現者。我將從諷喻詩的概念、產生背景、特點、創作傾向、地位及影響對《詩經》進行闡釋，其中還通過結合具體的作品來比較《雅》、《國風》中的諷喻詩的區別，同樣的我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想法——詩經中的戰爭詩也可以作為諷喻詩的一部分。

《詩經》中的諷喻詩研究

　　關鍵詞：詩經，諷喻詩，特點

　　《詩經》大體上反映了周代的政治面貌、社會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讀它就像讀周王朝從后稷開始建立、壯大、發展到春秋中葉衰亡的發展史。

　　《詩經》現存305篇，分《風》、《雅》、《頌》三部分。《風》有十五國風，是出自各地的民歌，這一部分文學成就最高，有對愛情、勞動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懷故土、思征人及反壓迫、反欺凌的怨嘆與憤怒的哀嘆。《雅》共105篇，分為《大雅》31篇和《小雅》74篇。《雅》多數是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其中還有一小部分是民歌，而根本就沒有愛情詩。朝廷官吏和士大夫詩的內容幾乎都是關于政治的，有的贊頌好人好政，有的諷刺弊政，只有幾首是表達個人感情的詩。《頌》則為宗廟祭祀歌舞，是貴族在家廟中祭祀鬼神、贊美治者功德的樂曲，在演奏時要配以舞蹈。

　　雖然在《詩經》中比較著名的是愛情詩，但是其中的諷喻詩也是不容忽視的。在我認為《詩經》中諷喻詩的地位比愛情詩更為重要，因為《詩經》的價值在于開了現實主義的源頭，然詩經中現實主義最好的體現在諷喻詩而非愛情詩，愛情詩較著名是由于賦、比、興的靈活多樣的運用或是后世愛情詩賦對其模仿的較多或是對婚嫁民俗的研究所致。《詩經》的現實主義從諷喻詩中體現，所以《詩經》中的諷喻詩應值得在此作論。

　　一、《詩經》中的諷喻詩的概念

　　一提到諷喻詩，首先要提的就是《小雅》和《大雅》中的文人諷喻詩，但是《國風》中也有許多從社會生活的各個角度，廣泛、深刻地展現了周代人民慘遭剝削、壓迫的現實處境的諷喻詩。

　　1.《雅》中的諷喻詩。《雅》中諷喻詩的作者多是貴族階層中的“公卿烈士”。他們雖作為本階級意識形態的“思想家”和“代言人”，但卻很不幸地生活于末世與亂世，這使他們不但難以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和理想，還要承受自身的種種挫折與不幸，甚至不得不同社會上一切腐朽現象、腐朽勢力做斗爭。在內外因素的變化和作用下，使他們作詩的目的也不得不因時代條件的變化由頌美而轉向諷喻和怨刺。這些詩從內容上看大致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對統治者進行諷喻和規諫，另一類是對社會的黑暗現實進行怨刺和批判。其主要見于二雅，如《大雅》中的《民勞》、《板》;《小雅》中的《節南山》、《正月》等都屬于這類作品。這兩類詩在內容上又有其共同性，即表現了那一時期的卿士大夫們的憂患意識、憂國之情。

　　2.《國風》中的諷喻詩。《國風》中也有相當一部分批判政治和道德的詩。這些詩有些是針對特定的人和事的，有的則帶有普遍意義。總體上來說，這些詩較多的反映了社會中下層民眾對上層統治者的不滿，抒發了他們對不合理的社會現實生活的怨恨和對美好未來的憧憬。《國風》中還有不少民歌對統治階級的荒淫無恥予以有力的諷刺和鞭笞，如《新臺》、《南山》、《株林》等都是這方面的名篇;也有用冷嘲熱諷的筆調形象地揭示出奴隸主貪婪成性、不勞而獲的寄生本性，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呼聲和對理想生活的向往，顯示了奴隸制崩潰時期奴隸們的覺醒，如《魏風?碩鼠》、《魏風?伐檀》等。

　　雖然《雅》和《國風》中的諷喻詩有所不同——創作者是不同的團體，《雅》是公卿烈士而《國風》是社會下層人民，但是從性質上來看是有共同點的，即對現實統治階級的憤恨和對現實生活的不滿的宣泄。《詩經》中的諷喻詩的重點是諷而非喻，喻是為了諷，是為諷作鋪墊和服務的。由于諷喻詩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諷，通過諷來警示、告誡、揭露、批判不公平的社會現象。他們是正視社會、描寫社會、揭露社會、批判社會，抒發心中的郁悶、怨恨、憂國憂民之作。《詩經》中的諷喻詩寫出了詩人面對現實、關注現實、憂患現實、反映現實，抨擊統治者和政治的弊端，諷刺背德違禮，斥責宵小佞臣和統治者的蒙昧無知，真實的記錄和反映了當時的腐朽、黑暗、世衰人怨的社會現實。

　　二、《詩經》中諷喻詩產生的背景

　　《詩經》產生的年代屬于奴隸社會中后期，我們的先人在自然條件相當艱苦的黃河流域生活，以宗法制度為核心建立起一個農業社會。在西周建立之初，統治者勵精圖治是西周出現了繁盛穩定的局面，而在西周中葉以后，特別是西周末期，王室衰微，禮崩樂壞，社會動蕩，政治黑暗，致使大量反映喪亂、針砭時弊的怨刺詩的出現。

　　周人在社會結構上完善了宗法制度,在意識形態上構建了一套以“禮”為本,以德為基礎“尊尊”“親親”⑤并重,這樣一系列比較適合當時社會穩定與發展的基本觀念。而這些觀念的不斷深化、延展便促成了一種社會的自覺意識 ,顯現出它作為長治久安之大計的思想力量。周人注重文德,講求“作新民”,以觀民觀俗、風化天下,慎思審觀的統治思想治理天下,這已化為社會的自覺意識,它是周王朝意識形態發展運動的主潮。《詩》正是這一主潮與春秋的時代意識相結合的直接產物,它既是周統治者政治思想的生動體現,也是統治思想化為社會自覺意識的必然結果 ,同時 ,它也體現了春秋尊王攘夷,崇尚一統的時代精神。

　　西周傳至厲王，暴虐無道，任用巫禮控制人民的言論，殘酷的剝削人民，致使社會矛盾激化，引起了國人的反抗，厲王逃亡而死。宣王即位，修內政，定邊疆，史稱中興。幽王繼位，增賦稅、寵褒姒、任小人，也是一個暴虐昏庸的統治者，終被犬戎所殺。厲王幽王時代，由于社會的動蕩不安，使得人民對于統治者產生了極大的厭惡情緒，同時也產生了一些反映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詩和諷刺詩。而西周后期至平王東遷之際，由于戎族的侵擾，諸侯的兼并，統治秩序的破壞，形成社會的劇烈動蕩。這時期的社會關系正在發生劇烈的變化，有人升浮，有人沉降;有人為“王事”辛苦勞碌而無所得，有人無所事事卻安享尊榮。于是在這時期產生了很多批評政治的作品，這些詩大多都出于士大夫之手。在這一類詩中，有些作者對統治階層內部秩序的混亂和不公正現象提出了指責。詩人則是站在舊有的“公正”立場上，希望糾正這一種不可避免的混亂，而更多的政治批評詩，表達了作者對艱危時事的極端憂慮，對他們自身所屬的統治集團，包括最高統治者強烈不滿。如《十月之交》，據《毛詩序》是“大夫刺幽王”之作，詩人從天時不正這一當時人認為十分嚴重的災異出發，對統治者提出嚴重警告。

　　三、《詩經》中諷喻詩的特點

　　通過對《詩經》的閱讀和分析，總結得出《詩經》中諷喻詩具有以下特點：

　　1、諷刺并非全都直露。

　　由于周代所形成的一整套禮制以及盡量要避免同他們所屬的集團的直接沖突，或者說他們總是感受到集團力量的威迫，使得作者并不敢自豪無畏地同他所屬的集團公然對抗，而是小心翼翼對自己的處境充滿恐懼，生怕不能見容于眾人：黽勉從事，不敢告勞。偉大的恐懼情緒克服著暴力奪權的勝利者傲慢心態的擴張，也制止著政權的奪取者將自己膨脹為政治中“無限的超越體”②，將人民貶損為“純被動的潛伏體。”③全體民眾都有“老子打江山老子坐江山”的流氓性政治意識，抱著一種恐懼的心理，正視受其政治統馭者的客體獨立性和主動性，是周代德治典則的心態本質。

　　所以，《詩經》所諷的對象雖以統治階級為主的，有的直刺統治階級，但是較大比例的還是間接的諷刺統治者。有時通過間接隱喻的方式諷刺統治階級，如《昊天》以咒罵老天的方式痛斥統治階者;有的是通過對比的方式來諷刺統治者的。

　　2、以社會政治詩為主。

　　王國維說：“周人制度之大異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喪服之制，并由是而生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諸侯之制，二曰廟數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數者，皆周之所以綱紀天下者，其旨則在納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庶民以成一道德團體，周公制作之本意，實在于此。”①

　　由于王室衰微，禮崩樂壞，社會動蕩，政治黑暗，致使大量反映喪亂、針砭時弊的怨刺詩的出現。可以說諷喻詩出現的根源是周統治導致政治不穩，而使人民心中逐漸充滿怨恨，所以《詩經》中諷喻詩是以社會政治詩為主，社會政治詩是《詩經》中諷喻詩最集中的。《詩經》中社會政治詩主要有三類：1.下層人民抨擊政治的詩。2.官吏對政治表達不滿的詩。3.書法生活郁懣和人生憂傷的詩。

　　3、全方位反映憂患意識。

　　可以這么說《詩經》是從個人，家庭、社會等諸方面來反應各階層的憂患意識，其諷喻詩的創作者既有以統治階級為代表的士大夫，也有以被統治階級為代表的社會下層人民，具有集體無意識的表現特征，相對于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而論，《楚辭》則主要集中反映了屈原憂國憂民的深沉意識，呈現出濃厚的個性化政治色彩。《詩經》呈現出的憂患意識場面壯觀、氣勢宏大。

　　4、以統治者作為諷刺主角

　　《詩經》中的諷喻詩諷的是包括帝王在內的全部統治者和官佞，主要原因在于諷喻詩的作者基本都是受社會政治的影響而心積郁悶之情憤而做詩。這與其相同歷史地位的《楚辭》形成鮮明的對比，《楚辭》諷的是針對性的建寧小人，抒發的是屈原自身的愛國憂國之情。

　　5、現實主義傾向。

　　《詩經》的最大的特點就是現實主義特色，但是我覺得《詩經》中的諷喻詩是現實主義的重要體現。他們善于用質樸的文風，簡潔的語言，巧妙的比興，塑造出真實、自然而生動的形象，來抒發自己的情懷，反映現實。如《王風?君子于役》寫了一為婦女懷念久役不歸的丈夫。她在蒼茫的暮色中倚門而望，但太陽落山、羊群歸圈、鳥兒歸巢、家家團聚，而自己的親人卻不見回來，孤寂之感涌上心頭。作者把這一畫面用樸素簡凈、感人之深的語言描繪出來，使人想起了徭役的沉重、野有征夫、家有怨女的社會現象，激起人民對主人公的同情和對統治者的憤恨，同時也是作者諷刺社會和統治者的體現。《詩經》中的徭役詩雖然體現的側重點在思鄉懷念上，但是其中也包括了淺淺的怨恨和諷刺意味。

　　四、舉例具體分析詩經中的諷喻詩

　　一、《雅》中的諷喻詩

　　《雅詩》中的諷喻怨刺詩產生在“王道衰”、“周室大懷”的西周中，從內容上看又可以看分為兩個方面：其一，是對統治者進行諷喻和規諫，其二是對社會的黑暗現實進行怨刺和批判。這兩類詩在內容上有共同性，即表現了那一時候的卿士大夫的們的憂患意識和憂患之情。劉熙載《藝概?詩概》所說：“《大雅》之變具憂世之懷;《小雅》之變，多憂生之意”，憂世，也就是憂國憂民;憂生，也就是感慨個人遭遇。一般來說，由于《大雅》的作者多為貴族中地位較高的人物，宗法血緣關系已把他們個人的命運同周王朝的命運緊緊聯系起來，他們對于國家興衰所具有的強烈的責任感、使命感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政治參與意識，使他們對于宗周的傾圮有焚心之憂、切膚之痛，故出于這個階層之手的詩多表現為諷喻和規諫。《小雅》的作者地位較《大雅》為低，其血緣層次和等級身份雖使他們也關注國家命運，但是在等級制度中他們某些人或處于受壓抑的地位，或有不幸的個人遭遇，因此在他們抒憤述傷的詩篇中，便感慨個人的遭遇而每多“憂生之意”，相應的這些詩的主調也主要表現為怨刺于批判。下面我們就從兩方面進行分析。

　　1.諷喻規諫詩

　　在諷喻規諫詩中，《板》是其中有代表性的詩篇之一：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圣管管。不實于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天之方懠。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天之牖民，如塤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價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這首詩相傳為周厲王時的老臣凡伯所作，全詩共分為八章。第一章由天道變化，人民遭難說起，而這一切都是由于當政者沒有政治遠見、王道無常所造成，所以詩人要進行諷諫。第二章接寫天降災難，乃是由于為政多變、國家政策不得人心。第三章責備那些當政者，他們本與詩人是同僚，但是卻不聽詩人的勸告。古人曾說為政者還要向割草砍柴的人請教，“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可是現在這些持證者連我這樣同僚的話都聽不進去。第四章進一步以一個老臣的身份來責備周厲王，說自己如此真誠懇切地勸導，可是你卻如此的驕傲無禮，“老夫灌灌，小子蹻蹻”，以至于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第五章勸周王要正視天的憤怒，要關心民生疾苦。第六章告訴周厲王正確的治民之方，那就是為政的和諧，君與民之間的關系，像樂器的合奏，像圭與璋的相得益彰。并且告誡周厲王，百姓們之所以生出邪癖之事，主要是由于當政者做出了壞的榜樣，“民之多辟，無自立辟”。第七章再告訴周厲王為政之方，要正確地認識天子也群臣諸侯之間的關系，要把他們團結再自己的周圍，而團結的根本在于“懷德維寧”，否則就會自毀城墻，就會是國家滅亡。最后一章，再一次告誡周厲王要敬畏天怒，不要再做那些戲豫和荒淫之事。整首詩就這樣以一個舊臣老者的身份，反復地向周厲王陳說，促其猛醒，其拳拳之忠，溢于言表。

　　《詩經》中這種諷喻規諫之詩的言辭，有時顯得非常激切，這在后世的詩中很難出現。而在“以德輔天”與“敬天保民”觀念深植的周代社會，以詩規諫當政者卻是一個良好的傳統。據《國語?周語》記載：“故天子聽證，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蓍艾修之，而后王酙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這說明在周代“公卿列士”獻詩本屬禮樂文化內容之一，而備“王斟酌”以使“事行而不悖”的諷喻詩，若到“盡規”、“補察”、“教誨”的作用，也自然成為那些進步的貴族思想家用以輔政的有力工具。特別是在宗周親傾圮，國勢岌岌可危的情況下，他們更會以極大的政治勇氣向統治者進言，憂時感事之意溢于言表。本詩對當時黑暗腐敗政治多有揭露，但箴誡規諫的精神還是寓于全詩。

　　2.諷刺批判詩

　　這一類詩篇大多出自受到當權者打擊迫害的卿士之手，表現出強烈的諷刺批判精神。其諷刺批判的對象由地上的當權者而及天上的主宰者，還有那些宵小和權臣。《小雅》中的《十月之交》是代表性詩篇之一：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兇，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艷妻煽方處。

　　抑此皇父，豈日不時。胡為我作，不卿我謀。徹我墻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孽，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效我友自逸。

　　周幽王六年(前776)，曾發生過一次日食，這此之前的四年(前780)年，周地又發生過一次大地震。這在古代都認為是不祥之兆，是天怒人怨、天下大亂的表現。于是，詩人寫下了這首批判昏君佞臣的政治抒情詩。全詩共八章。第一章先寫日食之變，指出這是在上昏庸，也是在下民的悲哀。第二章分析日食和月食產生的原因，那是因為統治者的失政。第三章追溯發生在前四年的大地震，曾經給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可是統治者并沒有引以為戒。第四章對倒行逆施的七個用事大臣和與他們勾結在一起的幽王寵妃給予直斥其名的揭露。第五、六章則直接揭露七個用事大臣中的代表皇父的罪惡，他毀壞了別人的天地房屋，聚斂財富，在向地經營自己的采邑。最后兩章寫自己為王事而勤勞，卻無辜被饞的遭遇，以及面對時政不敢貪圖安逸的憂心。整首詩所表現的這種嫉惡如仇的態度和直言不諱的大膽批判，使其與《板》、《蕩》等詩的諄諄勸告形成了比較鮮明的區別，這就是諷喻規諫詩與諷刺批判詩的區別。

　　箴諫規諫詩和諷刺批判詩在情感的表現上雖有不同，但是二者的精神實質又是共同的。它們共同構成了《詩經》的諷喻精神，而這些詩的作者，也被后世稱之為“諷喻詩人”。他們是周代貴族中的優秀分子，良好的文化教養、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政治參與意識，造就了他們的精神品格。這種精神品格又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是憂國憂民的情懷，第二是守禮修德的自覺意識。諷喻詩人憂國憂民的情懷，從根本上說，是他們與周王朝休戚與共的命運決定的。建立在宗法血緣關系上的周代建設制度，政治上代表“大宗”的周天子是整個王朝的最高統治者，諷喻詩人則是處于不同等級上的臣下士卿;倫理上，周天子乃是宗族的一族之長，諷喻詩人則是處于不同血緣層次上的兄弟子孫。這樣宗法血緣關系就把他們同周王朝的命運聯系在一起，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憂國憂民的情懷遂成為他們對與“禮”的篤信并恪守“德”的規范。他們把它視為生活原則，既用以自律又以之律他，要求包括國君大臣在內的所有社會成員都要依此而行。

　　二，《國風》中的諷喻詩

　　《國風》中有不少揭露統治者丑行的諷喻詩。《國風》中的周代民歌以絢麗多彩的畫面，反映了勞動人民真實的生活，表達了他們對受剝削、受壓迫的處境的不平和爭取美好生活的信念。在《七月》中，我們看到了奴隸們血淚斑斑的生活，在《伐檀》中更感悟了被剝削者階級意識的覺醒，憤懣的奴隸已經向不勞而獲的寄生蟲、吸血鬼大膽地提出了正義的指問：“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守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獾兮?”有的詩中還描寫勞動者對統治階級直接展開斗爭，以便取得生存的權利。《新臺》揭露劫奪兒媳為妻的衛宣公的丑惡行為，把他們比作癩蛤蟆。《相鼠》痛罵那些荒淫無恥的統治者連老鼠都不如。《南山》斥責齊襄公禽獸之行，竟和同胞私通。《株林》嘲諷陳靈公和夏姬的淫亂。《墻有茨》諷刺了衛國宮廷的丑事。《君子偕老》鞭笞了衛宣姜這個位尊貌美而淫亂的“國母”。以《七月》和《相鼠》為例進行分析：

　　周代農業已成為他們的主要生產方式和主要的社會生活內容，全社會所有人幾乎都與農業生產發生直接關系，許多政治、宗教活動也都圍繞著農業而展開。“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④可以說《詩經》中所有的詩都是農業社會的產物，都反映了農業社會生活的不同側面，從題材、道德觀念到審美情趣都帶有農業文化的性質，但我們這里所說的農事詩主要是指《詩經》中描述農業生產生活的以及與農事直接相關的政治、宗教活動的詩歌。

　　《七月》全沒有《伐檀》、《碩鼠》那樣強烈的怨恨與反抗，它只是出于一種雍容和緩的客觀陳述。《七月》是直接反映周人農業生產生活的作品，敘述了農夫一年間的艱苦勞動過程和他們的生活情況。我們從詩中看到，農夫們既要在田中耕作收獲，又要種桑養蠶，紡麻織絲，乃至練習武功，打獵捕獸;農閑時還得到城堡里去修理房屋，就是在寒冬里也不得閑，要鑿取冰塊藏入地窖，供“公”及“公子”們夏日里享用;一年到頭，周而復始。他們吃的是什么?“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享葵及菽，八月剝棗”;“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大抵是苦菜、野果、葫蘆、麻子這一類東西。一切好物事，全歸主人所有。“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打來的野豬，大的歸“公”，小的才歸自己;“我朱孔陽，為公子裳”，織染成朱紅色漂亮的衣料，是給“公子”做衣衫;處女也歸“公子”;“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只有在新年時節，“公”會讓人宰了嫩羊，把農夫們召去。于是眾人“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公”和“公子”不但享受了農夫們的勞動成果，還驅使他們為自己高呼萬歲。詩中客觀反映出農夫生活和貴族生活的懸殊差別，通過這種隱藏這的對比來批判貴族和統治者，并一次來抒發心中的哀怨和不滿。

　　《相鼠》諷刺胡作非為、荒淫無恥之徒，表達了人們的憎恨和詛咒。詩以老鼠作對比，指斥無恥之徙連老鼠都不如。說是看老鼠，實是看人，這就是在斥責之中增加了一種情感和形象。“禮儀”是統治者自身制訂的行為規范，而統治階層的成員，沉湎于荒淫作樂的生活，又往往破壞了這種規范，于是詩人對他們發出尖銳的詛咒。但同時也要看到，這首詩之所以寫得如此尖銳而激烈，乃是因為作者不管是真心還是假意，首先站在維護“禮儀”的立場，這也是社會所承認的“正確”的出發點。再如《碩鼠》，也是相當深刻的政治諷刺詩。詩中把統治者比作貪得無厭的大老鼠，感到忍受不了這幫家伙的沉重壓榨，想要逃到一塊“樂土”中去。從詩中“無食我黍”等句來看，作者是擁有自己的土地財產的，其身份可能是下層貴族或其他自由民吧。這種反對過度剝削的意見，也是明智的統治者所愿意認可，并認為值得警戒的。

　　值得注意的是《國風》中的諷喻詩沒有《雅》中的諷喻詩諷刺的深刻和激烈。

　　五.《詩經》中特別的諷喻詩——戰爭徭役詩

　　戰爭和徭役作為周代社會歷史生活中的重要內容貫穿其始終。據粗略的統計，戰爭徭役詩大約又30余篇，占《詩經》詩篇總數的10%左右。⑤《詩經》中的戰爭徭役詩在大多數學者看來除若干篇什表達了共御外侮、保土保國的的豪情外，其他主要表現為對戰爭、徭役的厭倦，含有較濃郁的感傷情緒和戀親意識，從而吐露出較強的周民族文化心理特點。但是我覺得戰爭徭役詩還是有諷刺的意味的，因為戰爭徭役詩大多都充滿了厭戰情緒，這樣在憤懣中還是會透露著對社會和現實的批判，在批判中或多或少的諷刺了統治者和當權者。

　　一，周人厭戰的原因

　　在西周分封制社會中，不論是從社會結構法則的內容上，還是從構成這個社會的各等級群體中，都無從找到好戰的因素和好戰的勢力。從分封制的社會結構原則上看，社會對權利的劃分是以血緣關系的親疏遠近為標準的。社會并不是不承認每個成員的利益，但是每個成員利益的獲得，必須受到血緣關系準則的限定。在周人的觀念中“富”和“貴”是統一的，一個人的貧富取決于他在宗法等級中的貴賤。分封制這種特有的社會結構原則，產生了一個重要的結果，這就是在社會的不同等級的人群中，缺乏一個有著為自身的權益而不斷進去的人群階層。貴族和“國人”之間，仍然被血緣關系牢牢地連結著。《國語?晉語》及《左轉?成公十八年》、《襄公九年》都有貴族對族人下層“救災難、宥孤寡”的記載，而近年出土的銅器銘文，又充分證明了《周語》、《左傳》記載的確定不移。⑥貴族對下層的救撫是由宗法制度社會結構原則決定的。貴族對族人的庇護，族人對上層貴族的歸服，都根源于社會宗法意識。在這樣的現實關系下，“國人”不可能超越宗法制度的限制，為自己謀求更多的權益，當然也就不可能想到用戰爭掠奪的方式發展自己。這樣看來周人厭惡戰爭，仍是因為戰爭不會給他們固有的社會地位帶來任何的改善。黑格爾說：“個人都把被承認看作是絕對重要而顯得驕傲，因為‘自我’能夠伸張各種無限的權利”。⑦而在西周特定的社會原則下，個人沒有理由將自己視為一個絕對的主體加以顯揚。

　　二.試通過《小雅?何草不黃》來說明

　　《何草不黃》這是一首“經營四方”的“征人”們的哀歌。詩以野草的枯萎比喻他們的勞苦生活、由于被征調，他們不得不像野獸一樣四處奔波。開篇的“何草不黃”在我覺得是充滿怨氣的不僅僅是怨恨統治者，也怨恨老天為什么青草要黃，以這種毫無理由的責問老天和違反自然規律的請求來發泄心中的憤懣之情。他們在發泄的時候抱著對現實的不滿，因此其中也飽含著淡淡的諷刺意味。也許作者不覺得有任何諷刺的意義，但是他們在宣泄的過程中已經諷刺了當權者，他們所要說的就是草沒有不黃的日子，我們的日子也是沒有出頭之日了。表面如此，但是我覺得其中還包涵著這層意思我沒有出頭之日這都是因為連年的苦役，統治者也不采取一些措施來緩解壓力，只顧自己享樂逍遙。“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他們沒日沒夜地勞作，過著不如動物的般的生活，以諷刺統治者的冷酷、無知，“朝夕不暇”，這使他們發出了“獨為匪民”的怨憤。這種種的感情的表現就如陸機所說的“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⑧

　　三.《詩經》中的諷喻詩的地位及影響

　　《詩經》中的諷喻詩是關注社會政治和道德的，敢于向統治階層中的腐敗和不公現象進行批判，使后者代詩人繼承了它的關注社會政治和道德的特點。這一特點對后世的影響一方面糾正了文學過分趨向游戲和唯美的傾向，發揚文學的社會功能;另一方面，如果過分強調這一點，也必然妨害文學的多樣化發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達。

　　《詩經》諷喻怨刺詩中所體現的這種諷喻精神，其作者群體性的精神品格和心理情感特征，是中國古代社會的文化產物，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具有一定的典范意義。《詩經》開創了這個文學傳統，其作者的精神品格和心理情感特征，無疑對屈原以后的詩人及作品產生了極為重大的影響：屈原憂憤深廣的政治抒情詩《離騷》和抒發了“郁結紆軫”之懷的《九章》，就直承《詩經》的怨刺諷喻的精神;屈賦中抒情主人公重視內修外儀的人格美，詩人追求美政、堅持道德操守的精神品格和“憂國怨深”的情感特征，也同樣能從《詩經》“二雅”怨刺詩人那里找到其多方面的文化繼承。屈原以后，杜甫等大詩人的憂國憂民情懷，也正是上承《詩經》的這種傳統。

　　《詩經》諷喻詩呈現出的憂患意識，是士大夫愛國所致，所以《詩經》也開了憂國憂民的悲憫情懷的先河。這些貴族文人關心的是奴隸主的宗國，關心的是本階級的利益，但他們為后世開了一個經世致用的好頭。那就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儒家的積極入世精神，正是汲取了包括《詩經》在內的思想文化的精華所建立起來的完整的思想體系，它不僅影響了幾千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行為，而且對知識分子的人格塑造、價值取向和人生態度有著極為深刻的影響。這種積極的人生態度和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在現實生活中表現為思想上的積極參與意識，在行動上表現為積極投身于社會實踐，直接介入、干預社會生活，試圖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去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從屈原的“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到以“布衣憂國”自命的杜甫的吟詠，到陸游的“位卑未敢忘憂國”，都是《詩經》憂患意識的繼承。

【《詩經》中的諷喻詩研究】相關文章：

白居易諷喻詩的思想內容與藝術特色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