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詩歌風格

　　在現(xiàn)實生活或工作學習中，大家都對那些朗朗上口的詩歌很是熟悉吧，詩歌具有音韻和諧，節(jié)奏鮮明，讀起來朗朗上口的特點。詩歌的類型有很多，你都知道嗎？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杜甫詩歌風格，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風格】

　　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是兼?zhèn)涠喾N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tài)，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于斯也�！崩�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主流觀點認為，杜甫詩歌的風格沉郁頓挫，語言精煉，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談，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他的創(chuàng)作風格。就杜詩特有的敘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有學者認為是受到《詩經(jīng)·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diào)，又與《離騷》相近。也有學者認為，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tǒng)精神，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有觀點認為杜甫詩作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并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王安石表彰杜詩“丑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陳善《捫虱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jīng)》，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詩詳注集成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

　　【意象】

　　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chǔ)。常在杜詩中出現(xiàn)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nóng)、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quán)貴勢力，都表現(xiàn)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涂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贊美”，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于“沉郁頓挫”。

　　吳沆《環(huán)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云：“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說：“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事物，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shù)十里內(nèi)，杜詩一句能說數(shù)百里，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為妙”。

　　拓展：杜甫詩歌的詩史性質(zhì)

　　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可是作為“詩史”的杜詩并不是客觀的敘事,用詩體去寫歷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現(xiàn)實的同時，還通過獨特的風格表達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龍說：“少陵之詩，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會寄焉者也�！�(《讀杜心解·少陵編年詩目譜附記》)杜甫的詩大部分涉及玄宗、肅宗、代宗三朝有關(guān)政治、經(jīng)濟、軍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問題，可是無處不浸透了詩人的真情實感。例如杜甫中年時期的兩篇杰作，《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和《北征》，里邊有抒情，有敘事，有紀行，有說理，有對于自然的觀察，有對社會矛盾的揭露，有內(nèi)心的沖突，有政治的抱負和主張，有個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國家與人民的災(zāi)難和對于將來的希望。這兩首長詩包括這么多豐富的內(nèi)容，作者的心情波瀾起伏，語言縱橫馳騁，證明他在這不幸的時代面對自然和社會的種種現(xiàn)象都敏銳地發(fā)生強烈的感應(yīng)。這樣的詩是詩人生活和內(nèi)心的自述，也是時代和社會的寫真，個人的命運和國家人民的命運息息相關(guān)，二者在藝術(shù)上也達到高度的融合。又如《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哀江頭》等詩，篇幅較短，卻也同樣具有這種特點。

　　天寶后期以來，杜甫寫了大量的時事政治詩，不管是陳述政見,如《洗兵馬》,在梓州寫的《有感》；或是揭發(fā)統(tǒng)治者的荒淫殘暴，如《麗人行》、《憶昔二首》之一、在云安寫的《三絕句》；或是寓言諷興，如《鳳凰臺》、《病桔》、《枯棕》、《客從》；或是對窮苦人民的同情關(guān)懷，如《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又呈吳郎》；都是個人的情感與事實相結(jié)合的。還有不少長篇，有的記載國家十幾年來的大事，如《夔府書懷》、《往在》;有的敘述地方變亂,如《草堂》、《入衡州》；有的回憶往事，如《壯游》、《遣懷》；更是象浦起龍所說的“慨世還是慨身”(《讀杜心解·讀杜提綱》)，都含有濃厚的抒情成分。

　　戰(zhàn)爭題材在杜詩中占有相當大的數(shù)量。杜甫對不同性質(zhì)的戰(zhàn)爭持不同的態(tài)度。他對于朝廷窮兵黷武，消耗人力物力，是反對的，如《兵車行》、在夔州寫的《遣懷》、《又上后園山腳》；對于平息叛亂,抵御外侮,是支持的，如安史之亂前期寫的《觀安西兵過赴關(guān)中待命二首》、《觀兵》，以及吐蕃入侵時寫的《歲暮》。這些詩譴責什么，歌頌什么，都很鮮明。也有些關(guān)于戰(zhàn)爭的詩，既有歌頌，也有譴責。著名的《前出塞》、《后出塞》兩組組詩，曲折反復(fù)地敘述戰(zhàn)士在從軍過程中的心情變化，實際上是反映詩人從不同的角度對于戰(zhàn)爭的不同看法。這兩組詩都歌頌了戰(zhàn)場上的壯烈場面，戰(zhàn)士如何善于戰(zhàn)斗，勇于犧牲，取得勝利；又譴責了君王無止境的開拓邊疆，主將驕橫奢侈，使戰(zhàn)績失去積極的意義。這兩組詩都是通過一個戰(zhàn)士的自白，概括了無數(shù)英勇士兵的不幸命運。又如“三吏”、“三別”則更為具體地表達了作者的內(nèi)心沖突。杜甫在洛陽路上，看見橫暴的差吏把未成丁的男孩、孤苦的老人都強征入伍。他替這些人提出控訴，對差吏給以譴責，但是一想到壯丁缺乏，而又大敵當前，便轉(zhuǎn)變了口氣，盡可能對被征調(diào)的人說幾句慰解或鼓勵的話。

　　元代鮮于樞書杜甫《兵車行》杜甫寫過許多歌詠自然的詩。他歌詠的對象，往往是既聯(lián)系自己，也聯(lián)系時事。歷代的詩話、詩評對于杜詩里高度的“情景交融”作過許多論述。但是杜甫的詩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與時事的交融,作者在寫景和抒情時，很少離開現(xiàn)實，隨時隨地都想到他所處的干戈擾攘、國困民疲的時代。如困居淪陷的長安時寫的《春望》、入蜀時寫的《劍門》，是最有代表性的。這類詩，杜甫越到晚年成就越大，象五律《客亭》、《江上》、《江漢》，七律《登樓》、《宿府》、《閣夜》、《秋興八首》等，都是情景與時事交融的膾炙人口的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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