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竟無佛學思想研究》略評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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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竟無佛學思想研究》略評論文

　　一

《歐陽竟無佛學思想研究》略評論文

　　90年代以來，關注中國近代佛教的學者漸漸多起來了，由于他們的努力，以楊文會、歐陽竟無和太虛、虛云等為代表的一大批近代佛教史上的風云人物又出現在學術著作和刊物里，他們的傳奇身世、甚深智慧和淵博學識激動了人們的心靈。這些曾經煊赫一時，后來又幾乎全被遺忘的居士和高僧們的重新復活，對中國文化的未來發展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這不僅體現在他們所提供的豐富思想文化資源對未來思想和學術建設的價值，而且體現在他們為法忘身的殉道者精神對于糾正今日中國文化學術界之浮夸虛偽的價值上。所以我認為應高度重視關于中國近代佛教的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績。程恭讓博士的大著《歐陽竟無佛學思想研究》（新文豐出版公司2000年1月第1版），代表了這一研究領域目前所達到的最高水平。

　　歐陽竟無（1871棗1943）是20世紀前半期中國佛教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一個具有強烈宗教熱忱和孤憤氣質的佛教思想家和教育家”，是一個“能轉時代潮流而不為時俗所移的大思想家”（王雷泉先生語）。他不僅提出了“獨步千祀”的佛學思想，而且培養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佛學人才，其中包括象呂澂這樣的本世紀數一數二的佛學大師，為中國近代佛教的復興和發展做出了歷史性的偉大貢獻。對于這樣的一位偉人，多年來沒有全面整體的研究，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所以程恭讓這部著作的問世是十分令人高興的。

　　這部長達３5萬字的著作，是作者多年來致力于中國近現代佛學思想研究的心血結晶，其中貫穿始終的深思慧解和人生與文化關懷，令我非常感動。本書表明，中國新一代佛學人才已經成長起來，他們在觀念、方法與研究手段上的進步將開辟中國佛學研究的新時代。多年來，由于復雜的社會歷史原因，中國的佛學研究遠遠落后于國際佛學界，尤其是東鄰日本，這與中國作為一個世界性佛教大國的歷史和現實極不相稱。程恭讓博士的才學和獻身佛學研究的精神讓我們看到了中國佛學界重新登上國際佛學研究顛峰的希望。

　　二

　　關于佛教思想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事實上有三種詮釋模式。第一種是站在中國本位文化的立場上，認為印度佛教思想與中國傳統思想及社會難以相容，真正對中國思想史有長久影響者，必是經過改造的、中國化的佛學。這種中國化的向度雖為許多學者所認同，實際上卻大有問題。如果印度佛教思想真是與中國社會難以相容，則其斷不會在中國獲得傳播和發展。中國人自己從印度請來了佛教，證明中國人需要它。佛教思想不同于中國傳統的儒道思想，但它能滿足中國人精神生活的高層次需求。至于中國化的佛學，雖然影響久遠，但未必符合佛教的本義，需要如理如量的思考辨析，不應從民族立場出發而盲目予以贊揚。

　　第二種是站在佛教的立場上反對對“佛教中國化”作“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的辯解，而傾向于從“佛教化”的立場和向度來進行解釋和評價。如王雷泉先生認為，佛教中國化是一個宗教傳播學上的概念。在對華傳播的過程中，佛教獲得了中國的表現形式，中國宗教和中國文化也因佛教的加盟而豐富了自身的內涵。因此，中國佛教史首先是佛法在中國弘傳的歷史，是靈與肉、精神與物欲、法性與無明此消彼長的心路歷程。其次才是世俗層面的中國文化重建內容的演進史。（《中國佛教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紅塵滾滾話人生》，民族出版社2000年１月第一版第72-73頁）這種觀點從佛教的立場看自然是正確的，但一般佛教外的研究者和知識分子恐怕難以認同。

　　第三種就是程恭讓博士在本書中提出的“面向中國佛教思想創造自身”的解釋模式，在我看來這是迄今最好的中國佛教思想詮釋模型，能夠圓滿地解決佛教思想與中國文化的內在關系，佛教思想在中國文化中的生長規律，以及佛教思想加諸中國文化的影響等諸問題。其要點為：中國佛教的思想創造，乃是在佛教思想與中國文化這一特定及前定的結構中，所進行的佛家思想創造活動。因此，中國佛教的思想生發必然要表現出兩種思考的向度，一是“佛教化”的思想向度，一是“中國化”的思想向度，前者指向佛家思想的基本精神或根本理念，后者則盡量應對中國文化的特殊境遇。一部中國佛教思想史，就是“佛教化”與“中國化”這兩種思想傾向相互競爭和相輔相成的歷史；任一高層次、高品位的中國佛學思想體系，都必然要以一定的方式，來表現和解決這兩種思想向度之間的緊張及矛盾。

　　“按照這一解釋模式，所謂‘唯識之學’的思想性質及成敗得失問題，就絕對不是印度佛教與中國文化是否融合的問題，而是在‘佛教思想與中國文化’的結構之下，中國佛教思想活動中‘佛教化’之一問題！”（第14頁）這是一個了不起的真知灼見，對于走出以往唯識學研究的誤區具有重要意義。

　　三

　　歐陽竟無的佛學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學問，而是“悲而后有學，憤而后有學，救亡圖存而后有學”的生命智慧的表現。程恭讓博士用本書大部分篇幅，以簡別體用為線索，全面整理了歐陽佛學思想的發展歷程，深入闡釋了歐陽佛學思想的深刻意蘊。他這一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對歐陽的佛學理論特別是建立在法相思想基礎上簡別體用的佛家形上學理論模式進行了深入的闡述。簡別體用理念，是歐陽一生佛學研究及佛理思考的核心。這一理念區別或辨析了佛法形上思想中本體與現象的存有屬性，亦即確認了佛法的本體與現象在存有之屬性方面，有著根本的不同，中國傳統佛學的一系列失誤，則與對本體和現象的混淆有關。（二）對20世紀中國佛學中的兩大公案棗“《大乘起信論》疑偽說”和“唯識、法相分宗說”，做了仔細的考證與辨析。歐陽的唯識、法相分宗之說，是歐陽在《瑜伽》學系研究階段取得的.一個重大學術成果，其內涵是要將法相思想的意義予以提升及普遍化。本書對此一見解及圍繞其所展開的學術論爭的考察，有助于我們重新認識唯識學的真實精神。歐陽的《大乘起信論》疑偽說，從佛法形上學簡別體用的理論模式入手，辨析《起信論》在佛理模式上有“以體為用”的嚴重錯亂，對于歐陽這一著名觀點，本書一方面判定，歐陽的批評大體符合《起信論》的學理實情。同時又依據“面向中國佛教思想創造自身”的解釋模式，善巧和成功地證明，《起信論》的佛學價值應是毫無疑問的。（第475頁）（三）對歐陽晚年定論學說做了詳細的評說。包含三方面內容：佛法宗趣思想；判教思想；孔佛一致思想。在第一個方面，歐陽的教法宗趣思想，大體上經歷了一個從無住涅槃到無余涅槃的轉變，其晚年所提出的“無余涅槃是佛法唯一宗趣”的思想，體現了“佛教化”的思想傾向。在第二個方面，歐陽的教法思想體系，以復現佛法的真實精神為首要目標，傾向于從佛陀“圓音”的角度來理解佛法的性質，提出了“佛境菩薩行”的教法綱領。一方面對中國傳統判教思想展開激烈的批評與排擠，另方面對印度佛教的傳統判教體系也不無批評和超克。第三方面，歐陽的孔佛一致思想是以“佛教的真精神”作為主導，在佛義格局中所進行的孔佛二家的究竟會通。

　　總起來說，“歐陽的這一佛教思想體系，結構宏大，理念深澈，既對佛家思想的本義及真義，作出創造性的回應，表現出晚清民國中國佛教思想‘佛教化’的考量向度；又站在急劇變化及錯綜復雜的時代環境中，對中國文化的根性及時代的繁難課題，作出了相當程度的應對，表現出晚清民國中國佛教思想‘中國化’的考量向度。總之，歐陽的佛學思考及其佛教思想體系，乃是在‘佛教化’及‘中國化’的思想張力之間，來生長及伸展的，這是近代中國佛教復興思潮中的一次高品位的思想創造！”（第123頁）作者以上這段極富概括性和總攝性的評論，應是他對歐陽佛教思想的內涵及特質深入體會及闡解的最后結論。

　　四

　　歐陽竟無經過艱苦卓絕的奮斗，把楊文會所開創的近代佛教復興事業，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程恭讓博士從四個方面總結了歐陽竟無的偉大貢獻。第一，歐陽對佛教思想史研究的貢獻；第二，歐陽對佛教經論刊刻的貢獻；第三，歐陽對現代佛學教育和人才培養的貢獻；第四，歐陽對中國佛教思想創造的貢獻。在本書問世以前，從沒有人如此清晰地總結過歐陽竟無對中國佛教和佛學思想的創造性貢獻，一些學者對此甚至滿懷偏見。如陳榮捷在《中國哲學資料書》中的下述提法：“除馮友蘭和熊十力以外，在二十世紀還有其他人，特別是歐陽竟無、太虛和尚和梁漱溟也企圖重建傳統哲學。歐陽竟無和太虛兩人只是復興唯識論哲學，而沒有增加任何新東西。”陳氏此說即其一例。所以本書對歐陽佛教事業、佛教思想的評述意義十分重大，不但有助于糾正國際學界對歐陽乃至對近代中國佛教思想的一些錯誤看法，而且對重新整理中國近代思想史和學術史具有重要價值。

　　從程恭讓博士的研究中，我們確實可以感受到歐陽的偉大人格和思想魅力，這部書的凝重典雅的風格即部分來自于歐陽的熏染。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歐陽的生命已經融入了作者的生命并通過作者而復活。但這本書的意義決不局限于歐陽研究。實際上，本書涉及了中國近代佛教幾乎所有的重要人物和重大問題，本書對這些問題的解決雖未必能獲得一致認同，但作者揭示了未來中國佛教的重要發展方向：吸收和消化中國近代佛學的研究成果，消解“佛教化”與“中國化”之間的緊張關系，在理論與實踐兩個層面，實現中國佛教的重新整合。我期待著在不遠的將來，在中國能夠出現契當代之機而不為當代所轉的佛學理論，和“能轉時代潮流而不為世俗所轉”的大佛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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