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文藝思想研究論文

　　摘要：薩特的存在主義文藝理論是以存在主義哲學為基礎的，本文從大的方面把握，主要探討了有關薩特文學本質、文學功能、文學接受三個方面的問題。

　　關鍵詞：薩特；存在主義；文藝思想

　　安徽文藝版《薩特文學論文集》的“編者序”說：“作為一生從事精神生產的知識分子，薩特的經歷是比較單純的。”綜觀薩特一生的經歷，不僅單純，而且多姿多彩。他以他的存在主義哲學思想為人文背景，角色意識極強地扮演“知識人的社會角色”。

　　作為教師，他是知識的傳播者；作為哲學家、文藝美學家，他是真理的發現者；作為創作家，他是“以故事的形式表達其思想”的探索者；作為社會活動家，他是追求真理和自由的戰士。身兼多種角色的薩特首先是一個哲學家，他的文學理論以哲學為基礎，并且在文藝理論文章的行文和理論思辨方面處處透露著哲學家的氣質。我們探索薩特的文藝理論思想，離不開他的哲學思想。

　　一、薩特文藝思想的哲學基礎

　　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思想是受胡塞爾現象學哲學的影響形成的，理論著作也非常深奧，沒有對西方哲學思想的學術積累很難理解。他在其哲學思想基礎上寫作了大量的文藝評論文章和文藝作品，要想全面準確地把握其中心思想，我們可以選擇一

　　個突破口，抓住幾個關鍵詞，以此來研究薩特以存

　　在主義哲學思想為基礎的文藝理論思想。

　　了解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思想，可以選擇以《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為突破口，抓住“存在”“、自由”、“人道主義”、“自由選擇”、“道德責任”

　　這幾個關鍵詞來把握。《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

　　是1945年10月28日薩特在現代俱樂部作的一次講演，雖然這次講演遭到許多非議，被認為將存在主義的某些突出的觀點簡單化、庸俗化了，后來成為薩特否定了其中大部分論點的唯一一部書。但實際上，這本書對存在主義的基本問題的描述并沒有問題。而且由于是演講，用語通俗，比較好理解。作為了解存在主義的突破口，還是很有工具性意義的。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了解存在主義思想的一條捷徑。

　　“自由”是薩特存在主義哲學的基本概念，指的是以主觀性和超越性為特征的純粹意識活動。自由不是人的存在的某種性質，而是人的存在本身，人就是自由，自由并不是人追求和選擇得來的，而是人的存在本身注定了人必然具有的。自由是人所不能逃脫的，是被判決給人的。人的一切行為都是自由選擇的結果，不受任何限制，但是人必須對自己自由選擇的結果負責。“存在主義的第一個后果是使人人明白自己的本來面目，并且把自己存在的責任完全由自己擔負起來”，而且“當我們說人對自己負責時，我們并不是指他僅僅對自己的個性負責，而是對所有的人負責”[1（]P113）。存在主義的核心思想就“是自由承擔責任的絕對性質：通過自由承擔責任，任何人在體現一種人類類型時，也體現了自己———這樣的承擔責任，不論對什么人，也不管在任何時代，始終是可理解的———以及因這種絕對承擔責任而產生的對文化模式的相對性影響”[2]（P127）。

　　至于薩特的“人道主義”，其基本內容是這樣的“：人始終處在自身之外，人靠把自己投出并消失在自身之外而使人存在；另一方面，人是靠追求超越的目的才得以存在。既然人是這樣超越自己的，而且只在超越自己這方面掌握客體（objects），他本身就是他的超越的中心。除掉人的宇宙外，人的主觀性宇宙外，沒有別的宇宙。這種構成人的超越性（不是如上帝是超越的那樣理解，而是作為超越自己理解）和主觀性（指人不是關閉在自身以內而是永遠處在人的宇宙里）的關系———這就是我們叫做的存在主義的人道主義”[3]（P134）。

　　以《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為突破口，抓住“自由”“、存在”“、人道主義”、“自由選擇”、“道德責任”這些關鍵詞，就對存在主義的基本思想有一個了解了。

　　二、薩特文藝思想的主要內容

　　薩特的文學理論是建立在他的哲學思想基礎上的。他說：“我渴望僅以美的形式，我是指藝術作品，長篇小說或中篇小說來表達我的思想。”[4]（P194）薩特不光主張以創作的藝術作品表現作家的哲學思想，還主張批評家應以找出作品的哲學觀點為任務“：一種小說的技巧，總與小說家的哲學觀點相關聯。批評家的任務是在評價小說家的技巧之前首先找出他的哲學觀點”[5]（P25）。薩特的哲學論文《真理的傳說》的主要的意義在于它向我們揭示了薩特設想把哲學與文學結合起來的方法，“以故事的形式來表達其思想。”[6]（P1）要了解薩特的文藝理論思想，我們選擇《什么是文學》為突破口。這是一篇在論戰的環境之中產生的介入文學的宣言，他通過對“什么是寫作”、“為什么寫作”、“為誰寫作”這一系列問題的回答和對“1974年作家處境”的分析，奠定了介入文學的理論和實踐基礎。《什么是文學》采用了一個“是什么”、“為什么”、“怎么樣”的三段論思路，思索路徑非常清晰，又結合當時文藝界現狀進行分析，很有說服力。文章對薩特的存在主義文藝理論的重要概念，比如“自由”“、介入”等都有清楚闡發。《什么是文學》產生于論戰，戰斗氣息濃重，行文暢快，可讀性強，這些都有助于我們在理論研究中抓住關鍵性問題進行深入研究。

　　薩特的存在主義文藝理論以存在主義哲學為基礎，綜合某些馬克思主義觀點形成的，從大的方面把握，薩特主要談了文學本質、文學功能、文學接受三個方面的問題。

　　1。文學本質論———對人的存在和自由的揭示薩特認為，文學的本質是對人存在和自由的揭示，這是文學的最高理想，而人存在和自由是文學創作的唯一題材。

　　薩特說：“藝術創作的主要動機之一當然在于我們需要感到自己對于世界而言是主要的。”[7]（P95）換言之，就是感到自身的存在。薩特早年的“文學神經癥”實際上就是通過寫作感受到自身的存在。薩特曾經說過：“在我們法國人當中唯有一個人深深地影響了我的思想，他就是笛卡爾，我把自己歸入笛卡爾的系統……”[8]（P210）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薩特正是以此為其思想起點。他說“：我生來就是寫作的。”他的一生大部分在寫作中度過，通過寫作表達思想，體現其生命價值，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是“我寫故我在”。

　　薩特認為，寫作是作家爭取自由的一種方式，在他們不辭勞苦去從事寫作的同時，“他就承認了他的讀者們的自由，既然閱讀者光憑他打開書本這一件事，他就承認了作家的自由，所以不管人們從哪個角度去看待藝術品，后者總是一個對于人們的自由表示信任的行為。既然讀者們和作者一樣之所以承認這個自由只是為了要求它顯示自身，對作品就可以這樣下定義：在世界要求人的自由的意義上，作品以想象方式介紹世界”[9]（P114）。因此，不管作家寫的是隨筆、抨擊文章、諷刺作品還是小說，不管他只談論個人的情感還是攻擊社會制度，作家作為自由人訴諸另一些自由人，他只有一個題材———自由。

　　2。文學功能論———“介入“說

　　薩特認為，文學本質是對人的存在和自由的揭示。而“自由并不是什么超越人類條件的抽象能力，而是最荒謬、最無法逃避的介入”[10]（P203）。對于所謂“介入”，薩特解釋說：“如果文學不要求一切，它就毫無價值可言。”[11]（P170—171）可見，“介入”就是要求一切、參與一切。薩特充分肯定文學與社會生活的聯系，他說所謂某一時代的文學，只能是用文學體現的這一時代。作家的責任就是建立一種自由與解放的積極的理論，用筆說話。“介入作家的真正工作就是……揭示、論證、暴露真相，把神話和偶像統統溶解于批判的酸性溶液中”。[12]（P294）介入是通過具體的文學作品，在連同甚至是接受一種確定的境況中提出或處理問題，對一切東西的再考察。作家用作品介入社會生活，自然而然地擔當文學作品與社會生活的中介。

　　薩特坦言他的“介入”文學總是遵命寫作。這倒在某種意義上與魯迅的“遵命文學”相似。當然這個發指令者不再是政府，現在它成了每一個人或某個人：一個讓人卷入其中的政治狀況，一個讓人評論的特殊事件。這些指令的積極意義就是，絕不允許作家“沉溺于自我”。這樣他的讀者群也被潛在地限定了。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薩特是通過“文學介入”來進行“政治介入”，“文學介入”是“政治介入”的手段。實際上，在薩特的著作中，他喜歡同時在哲學和政治（或道德化的政治）兩種含義上使用“自由”和“介入”這些術語，而且始終沒有如一地加以區分，比如他在研究福樓拜的著作里就沒有區分“政治介入”與“文學介入”。也許在薩特心里“，政治介入”和“文學介入”是一回事吧。這顯然有點夸大文學的社會功能，帶有空想色彩。薩特用“文學介入”進行“政治介入”，廣泛參與社會活動，甚至成為1968年法國學生造反的精神領袖，產生了很大社會影響。而薩特主張的絕對自由，人的一切行為都是“自由選擇”的結果，明顯與現實生活相矛盾。自由總是相對的，行為的絕對自由萬萬不可能；精神渴望自由飛升，但“沉重的肉身”總是生活在混沌的地面上；精神高貴而驕傲，但當肉身的生存發生威脅時，人便不得不喪失尊嚴，忍受恥辱。假使得到完全的自由，變得毫無負擔，人是否就會變得輕松自在呢？絕對的輕松將使人變得比大氣還輕，高高飛起，離別大地亦即離別真實的生活，似真非真，運動自由卻毫無意義，是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反而有所約束，有所負擔是生活最為充實的象征，負擔越沉，我們的生活也就越貼近大地，越趨近真切和實在。

　　3。文學接受論———對讀者、作者自由的雙重肯定文學接受論是薩特文藝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薩特說他“總是遵命寫作”，于是他的讀者群也被潛在地限定了。薩特非常重視與他的讀者群的雙向“交流”，他認為，寫作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感受到的需要，是用于交往那種基本需要的最初形態。“我們寫作不是去做一件有利于人們的事情，也不是想向他們揭示某種隱藏的真理；我們只是想同他們交流。我們書的價值就在人們對它的反響之中。長時間來我們把文學看成一種雙重的現象，或者二重性，即作者在一方面，而讀者在另一方面。兩者共同創作了作品，而讀者必須是對等的一部分”。[13]（P41）“作家在創作自己的作品時，向讀者的自由發出吁求，要求進行合作”[14]（P101），要“他”把自己通過語言所作的啟示化為客觀存在。而在讀者那方面，閱讀應該是一種再寫作，是作者引導下的再創造，這種再創造將會跟第一次創造一樣新鮮，一樣有“獨創性”，將開掘出有意味的“不言之意”。在這里，薩特對讀者、作者的自由給予了雙重肯定。

　　薩特厭棄“世紀末那種貴族的敏感性”，“類似托萊多寶劍或高耶繪畫那樣高雅精致的感受”[15]（P178），他追求的是盡最大可能表達作為一個普通人感受到的東西，以期與讀者達到共鳴。因為在他看來，作家的歷史必然是讀者大眾的歷史，脫離讀者感受的創作是沒有生命的。寫作與閱讀兩種行為存在著辨證的聯系，又需要不同代理者，在這種情況下，作者和讀者必須共同努力，因為沒有一種藝術可以不為別人或沒有別人參加創造的。

　　此外，薩特還談論了閱讀期待與預測，薩特認為閱讀的過程就是不斷假設，不斷期待，不斷預測的過程“，沒有了等待，沒有了未來，沒有了無知，那也就沒有了客觀現實”[16]（P96）。

　　薩特以哲學家的睿智較早地認識到了文學接受理論的價值，非常具有學術眼光。考察薩特的理論思維邏輯，可以發現是由于對文學功能論的思考引發了對文學接受論的關注。在薩特看來，文學的功能在于政治介入。“介入文學”期待特定讀者群的共鳴，寫作是為爭取自由，是為與讀者交流，必須關注作者與讀者雙重交流的現象。

　　綜觀薩特建立在存在主義哲學基礎上的文藝理論，他的文學本質論和文學功能論散發著理想的光輝，雖有將人的“自由”和文學的社會功能推向極端化的傾向，但充分代表了知識分子要求自由、要求自主的呼聲，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可供借鑒。而他的文學接受論體現了對讀者、作者自由的雙重肯定，比較早也比較完整地探討了閱讀期待與預測，作者、讀者雙向交流及讀者再創造一系列理論問題，是接受美學研究史上不可缺失的一筆。

　　薩特秉承了法國大革命以來的自由主義傳統，是一個站穩民間立場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對“精英文化”及“文化精英”都持蔑視態度，而實際上他就是創造、傳播“精英文化”的“文化精英”。薩特的一生活動充分實踐了“知識人的社會角色”，他的思想或許偏激，他的行為或有出格，但他對真理及自由的執著追求讓我們認識到了一個知識分子真正的思想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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