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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清廉軼事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撫州臨川（今江西省撫州市）人。中國北宋時期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改革家。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王安石清廉軼事，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王安石是北宋的政治家，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為官清廉，一生銳意改革積弱成習的朝政，雖然因為得不到朝中重臣的支持，從而功敗垂成，但他憂國憂民、不計個人毀譽的精神，仍為后世所推崇。
北宋的大文學家
王安石很珍惜時間，年輕時曾在韓琦手下當幕僚，因經常熬夜讀書，從不參加當時官場上極為重視的宴會，一度使韓琦懷疑他是否沉迷于酒色，才不參與關系自己未來前途的應酬。
王安石不但是一位儒者，對于佛、道兩家也有相當的造詣，他對諸子百家采取兼容并蓄的態度，所謂“江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大”。此外，他知道作者的原意，很容易被后人所曲解，因此在讀諸子百家的著作時，從不拘泥于注釋，盡量自己去理解原文。蘇東坡評王安石讀書為“網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陳跡，作新斯人。”由此可知，他有自己獨立的見解，不只是單純的接受書上的知識而已。
他寫作的態度非常嚴謹，膾炙人口的名句“春風又綠江南岸”，其中的“綠”字據說改了十幾次才定下來。他詩文方面的成就，對北宋文學影響很大，故被后人推祟為唐宋八大家之一。
平生行止，清白無污
王安石雖貴為宰相，卻生活簡約，且“不溺于財利酒色，視富貴如浮云”。他為官清廉的事跡很多，甚至連攻擊他的政敵，也不得不承認他“素有德行”、“平生行止，無一污點”。
有一回，有人送王安石兩件古物：古鏡和寶硯。他看了以后，問道：“這鏡子和硯臺有何用處?”對方回答說：“這鏡面光滑透明，不但近照人影一致，且可遠照兩百里的景物;還有這硯臺石質又細又密，只要呵一口氣，就能得水磨墨�！彼犃艘院蠊笮φf：“兩件都算是稀奇寶物，但對我而言卻沒有什么用處。吾面不及碟子大，哪要什么能照兩百里的古鏡?再說我有個習慣：寫字前必先取水磨墨。你這硯臺就算能呵得一擔水來又如何?”說完后就把古鏡和硯臺還給對方了。
他擔任宰相期間，得了氣喘病，大夫開的藥方中，有一味是紫團山人參，但是這種藥走遍京城也買不到。有位官員聽說此事，就送了一些過去，可是他堅決不受，有人勸他說：“你的病要此藥才能治好，何必拘泥于這些小節呢?”他回答說：“我這一輩子沒吃過紫團山人參，不也活到今天?現在就算不吃它，還能立即死去嗎?”
王安石面色黧黑，門人憂之，去問大夫時，大夫說：“此垢污，非疾也。用藻豆洗面可除。”有一個人知道后，就要送他一些藻豆，他笑道：“天生黑于予，藻豆其如予何?”;有人對他說：“公面有墨，我送點園荽給你，洗之當去�！彼残Φ溃骸疤焐谟谟�，園荽其如予何?”
他清廉到幾乎嚴苛的程度，在當時追求名利的官場中，格外顯得難能可貴。
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自幼隨做地方官的父親遷徙各地，奔走南北的生活經歷中，他看到了地主、官僚對百姓的欺壓;也目睹地方勢力所造成的民勞財匱的狀況。后來，自己到各地任地方官期間，對當時北宋積弊成習的社會現象，更有深刻的體會。
在朝廷為官時，他也發現北宗王朝在一派繁花似錦的背后，其實已經是積重難返了。造成此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太祖時期設計的官、職、差遣分離制度，與科舉、恩蔭、薦舉等選官制度結合起來，演變出大批的冗官、冗員。據說當時有官職沒有差事的人，竟然占官員總數的一半以上;此外，宋朝財政管理也十分的松散，導致年年出現入不敷出的現象。各種不合理的弊端，讓他體悟到朝政再不改革，是相當危險的。
他曾向宋仁宗上萬言書，但未被采納。宋神宗即位后，他兩度出任宰相，于是開始積極推行新法，新法內容包括：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市易法、保甲法、將兵法及科舉制的改革等，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王安石變法”。
新舊黨爭
因新法抵觸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故從頭到尾都遭受很大的阻力，加上未充份地溝通，使司馬光、歐陽修等大臣認為其違反祖宗之法。得不到朝中重臣的支持，他只好啟用呂惠卿、蔡京等小人，逐漸使原本利民之法，反而成了擾民之政，以致最后連太后都出面干預了。王安石見新法至此，知道改革的路已走到盡頭了。失望之余，從此退出朝政，不再過問國事，開始接觸佛學，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
王安石罷相后，由舊黨掌權，開始逐步地廢除新法;哲宗稍長，為制衡太后的專橫，又重新啟用新黨人士，但新黨中盡是些小人，只想報仇，對于什么新法、舊法，根本不感興趣，從而開始清算舊黨大臣，使原本的新舊黨爭，最后完全變成意氣之爭了。
是人為?還是天意?
后人往往將改革失敗，歸咎于王安石的剛愎自用，可是后來宋朝不但遭到金國攻陷北方，且最后一任皇帝更是被逼得跳海自盡。北宗王朝的結局，充份說明宋神宗時期，確實已到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
那么變法之所以會失敗，是新法不好造成的嗎?其實王安石的新法，對于宋朝的弊端可以說都是切中時弊的良法。曾經反對新法的蘇軾，在外任官期間，親眼看到新法的便民之處，從而認識到反對派的偏執與保守，他給友人的信中說：“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回向之所執，益覺疏矣�！庇蛇@一段話中，可以得知新法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既然新法是良法，又非改革不可，那為什么變法還會失敗呢?除了人為的因素之外，或許可以說是天意如此吧!
個人介紹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晚號半山，謚號“文”，世稱王文公，自號臨川先生，晚年封荊國公，世稱臨川先生又稱王荊公，江西臨川延壽鄉(今東鄉縣黎圩鎮上池村)人，中國杰出的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改革家。王安石變法對北宋后期社會經濟產生很深的影響，已具備近代變革的特點，王安石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推動改革，力圖革除北宋存在的積弊，推行一系列措施富國強兵，是中國十一世紀偉大的改革家。在文學上具有突出成就，是唐宋時期八大家之一，即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蘇軾、蘇洵、蘇轍、歐陽修、王安石、曾鞏。
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于說理與修辭，善于用典故，風格遒勁有力，警辟精絕，也有情韻深婉的作品。 著有《臨川先生文集》，現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著名散文《游褒禪山記》。
個人恩怨
說到蘇東坡的政敵，最難措辭的莫過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實上又絕對無法回避王安石，因為兩人不但分屬兩個政治營壘，又是上下級關系，而且彼此之間還有糾纏不清的私人恩怨。王安石去世后，中書舍人蘇軾為其撰《王安石贈太傅》的"制詞"，足見關系的不一般。
東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舊黨爭，他的父親和弟弟、他敬愛的朝中元老、他的親朋好友，幾乎無一不是站在舊黨一邊的。當然，更重要的是東坡本人的政治觀念與新法南轅北轍，他的學術思想也與新學格格不入，忠鯁讜直的他不可能違心地對方興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勢必要成為新黨的政敵，也勢必要與新黨黨魁王安石發生沖突。
蘇洵與王安石素不相協，嘉祐年間蘇洵以文章名動京師，王安石卻未有一言褒獎。王安石的母親去世，朝中大臣紛紛前去吊唁，蘇洵獨不前往。東坡對其父寫《辨奸論》是不以為然的，認為有些話說得太過分。東坡對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贊賞，曾稱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實錄》為本朝史書中寫得最好的。
但是東坡對王安石好為大言詭論的行為非常不滿，曾在祭劉敞的祭文中予以譏刺。熙寧二年(1069)，東坡上疏論貢舉之法不當輕改，神宗非常重視，當天就予接見，然后又想讓東坡修中書條例，王安石阻攔并力薦呂惠卿。同年，東坡為國子監舉人考官，策題以歷史上君主獨斷或興或亡之事為問，王安石大為不悅。神宗又想讓東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卻說東坡不是“可獎之人”。神宗說東坡文學出眾，為人亦平靜，司馬光、韓維等大臣都稱道之。王安石回答說東坡是“邪險之人”，還說1066年東坡遭父喪時，韓琦等贈送賻金不受，卻利用運喪的官船販賣蘇木入蜀，還說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東坡雖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當個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卻絕非奸佞小人，他與蘇東坡的矛盾僅僅是政治觀念的不同，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當然要打擊，排斥清洗反對派，但也僅僅是將其降職或外放，從不羅絡罪名陷害對手，也從未企圖將對方置于死地。甚至，當“烏臺詩案”發生時，已經辭官的王安石還挺身而出上書皇帝，營救朋友兼政敵蘇東坡，直言“豈有圣世而殺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與蘇東坡長期政見不和，而蘇東坡卻正是因為蔟擊新政而罹禍，王安石卻能摒棄私見主持公道。更何況，當時不但蘇軾本人已經屈打成招，就連他自己的許多親朋好友都噤若寒蟬，無人敢為蘇東坡說一句話，而王安石這時卻是一個被皇帝和百官厭棄的人，此時他受盡攻擊遍體鱗傷，又痛失愛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獨在家獨守貧寒，在這種情況下他還能冒險在蘇東坡的親友都不敢為他說話時上書皇帝為他申冤，正因為個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顧個人好惡寧肯冒著危險在別人都不敢為蘇軾說話，甚至連其親朋好友都不敢為其說話時在自己失勢的情況下仍然挺身而出為蘇軾向皇帝直言鳴冤，真可謂高風亮節！
同樣，蘇軾對王安石的不滿也僅僅限于政治觀念上，蘇東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難之后寫詩給他，說“從公已覺十年遲”，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擬的敕書中，高度評價自己的這位政敵，說正因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產生王安石這樣的“希世之異人”，并稱贊他“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期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
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論是他的敵人還是朋友都十分敬佩，無話可說。王安石質樸，節儉，博學多才，在當時士大夫中有極高威望，且是歷史上惟一不坐轎子不納妾，死后無任何遺產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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