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園田居·野外罕人事》
《歸園田居·野外罕人事》是陶淵明歸園田居組詩的第二首，下面隨小編一起來欣賞一下吧。
《歸園田居》(其二)
陶淵明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
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
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
相風無雜言，但道桑麻長。
桑麻日已長，我地日已廣。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歸園田居》(其二)譯文：
鄉居少與世俗交游，僻巷少有車馬來往。
白天依舊柴門緊閉，心地純凈斷絕俗想。
經常涉足偏僻村落，撥開草叢相互來往。
相見不談世俗之事，只說田園桑麻生長。
我田桑麻日漸長高，我墾土地日漸增廣。
經常擔心霜雪突降，莊稼凋零如同草莽。
《歸園田居》(其二)注釋：
(1)這首詩寫詩人歸隱田園后的生活情趣。詩中表現出對純樸的田園勞動生活的熱愛，同時也反映出對世俗仕宦生活的鄙棄。
(2)野外：郊野，指鄉居。罕：少。人事：指世俗交往。窮巷：“僻巷。寡：少。輪秧(yang 央)：代指車馬。輪指車輪，鞅是套在馬頸上的皮套子。這兩句的意思是說，住在郊野，很少與世俗交游往來;偏僻的巷子里，很少有車馬來往。
(3)掩：關閉。荊扉：柴門。絕塵想：斷絕世俗的念頭。
(4)時復：常常。墟曲：偏僻的村落。猶“墟里”。曲：隱僻的角落。披：撥開。共來往：指和村里人相互來往。
(5)雜言：世俗塵雜的言談。但道：只說。
(6)日：一天天地。我土：指自己開墾的土地。
(7)霰(xian 線)：小雪珠。草莽：草叢。
《歸園田居》(其二)賞析：
陶淵明“性本愛丘山”，這不僅是因為他長期生活在田園之中，炊煙繚繞的村落，幽深的小巷中傳來的雞鳴狗吠，都會喚起他無限親切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心目中，恬美寧靜的鄉村是與趨膻逐臭的官場相對立的一個理想天地，這里沒有暴力、虛假，有的只是淳樸天真、和諧自然。因此，他總是借田園之景寄托胸中之“意”，挖掘田園生活內在的本質的美。《歸園田居》組詩是詩人在歸隱初期的作品，第一首《歸園田居·少無適俗韻》著重表現他“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的欣喜心情，這一首則著意寫出鄉居生活的寧靜。
開頭四句從正面寫“靜”。詩人擺脫了“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的仕官生活之后，回到了偏僻的鄉村，極少有世俗的交際應酬，也極少有車馬貴客——官場中人造訪，所以他非常輕松地說：“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他總算又獲得了屬于自己的寧靜。正因為沒有俗事俗人的打擾，所以“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那道虛掩的柴門，那間幽靜的居室，已經把塵世的一切喧囂，一切俗念都遠遠地摒棄了。——詩人的身心俱靜。在這四句中，詩人反復用“野外”、“窮巷”、“荊扉”、“虛室”來反復強調鄉居的清貧，暗示出自己抱貧守志的高潔之心。
不過，虛掩的柴門也有敞開之時，詩人“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他時常沿著野草叢生的田間小路，和鄉鄰們來來往往;詩人也并非總是獨坐“虛室”之中，他時常和鄉鄰們共話桑麻。然而，在詩人看來，與純樸的農人披草來往，絕不同于官場應酬，不是他所厭惡的“人事”;一起談論桑麻生長的情況，絕對不同于計較官場浮沉，不是他所厭惡的“雜言”。所以，不管是“披草共來往”，還是“但話桑麻長”，詩人與鄉鄰的關系顯得那么友好淳厚。與充滿了權詐虛偽的官場相比，這里人與人的關系是清澄明凈的。——這是以外在的“動”來寫出鄉居生活內在的“靜”。
當然，鄉村生活也有它的喜懼。“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莊稼一天天生長，開辟的荒土越來越多，令人喜悅;同時又“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生怕自己的辛勤勞動，毀于一旦，心懷恐懼。然而，這里的一喜一懼，并非“塵想”雜念;相反，這單純的喜懼，正反映著經歷過鄉居勞作的洗滌，詩人的心靈變得明澈了，感情變得淳樸了。——這是以心之“動”來進一步展示心之“靜”。
詩人用質樸無華的語言、悠然自在的語調，敘述鄉居生活的日常片斷，讓讀者在其中去領略鄉村的幽靜及自己心境的恬靜。而在這一片“靜”的境界中，流蕩著一種古樸淳厚的情味。元好問曾說：“此翁豈作詩，直寫胸中天。”詩人在這里描繪的正是一個寧靜諧美的理想天地。
拓展閱讀：陶淵明簡介
陶淵明(約365～427)，名潛，字元亮，因宅邊曾有五棵柳樹就號五柳先生，世稱靖節先生，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市)人。東晉著名詩人，文學家，辭賦家，散文家。出身于破落官僚地主家庭。曾任江州祭酒、鎮軍參軍、彭澤令等職。因不滿當時士族地主把持政權的黑暗現實，任彭澤令不足三月即辭官歸隱，作《歸去來兮辭》，自明本志。從此“躬耕自資”，直至六十三歲在貧病交迫中去世。他長于詩文辭賦，詩歌多描寫自然景色及其在農村生活的情景，其中的優秀作品隱寓著他對腐朽統治集團的憎惡和不愿同流合污的精神，但也有宣揚“人生無常”、“樂天安命”等消極思想。
青少年時期(28歲以前)
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曾做過大司馬，祖父、父親也做過太守縣令一類的官。但陶淵明的父親死得早，淵明少年時，家運已衰落，“少而貧苦。”他自述：“自余為人，逢運之貪。簞瓢屢罄，絺綌冬陳。”(《自祭文》)但物質生活雖然貧乏，陶淵明的精神生活卻很豐富。他學習儒家《六經》，學習《老子》、《莊子》，“猛志逸四海，鶱翮思遠翥”，頗有“佐君立業”的政治抱負。而另一方面，匡廬山水和田園風景，也使他愛好自然，“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
學仕時期(29-41歲)
晉代的門閥制度，使得“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在那種統治階級內部互相傾軋，爭權奪利十分激烈的年代，陶淵明根本無法實現自己的抱負。29歲時他進入官場，當了江州祭酒，但不久便不堪吏職自解歸家閑居。以后又先后幾次出任小官，不僅無由施展濟世抱負，而且于“志意多所恥”。最后一次為官是當彭澤令，在官八十余日，因不堪官場黑暗，“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辭官歸田。
歸田時期(42-63歲)
陶淵明歸田之后，即在家鄉過著躬耕隱居的生活，并親自參加了農業勞動。親自撰寫《五柳先生傳》這一著名的文章，用以明志。這使他改變了鄙視勞動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認識了勞動的價值;也在與農民的共同勞動和交往中，對他們產生了親切的感情。在他晚年，生活貧困，“老至更長饑”，但他不受“嗟來之食”，拒絕權貴的饋贈，表現出君子固窮的志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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