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園田居·野外罕人事》翻譯及賞析

　　陶淵明一名潛。一說名淵明，字元亮，東晉廬江潯陽人。陶侃曾孫。起家州祭酒，不堪吏職，辭歸。復為鎮軍、建威參軍、彭澤令，小編帶來的《歸園田居·野外罕人事》翻譯及賞析

　　《歸園田居·野外罕人事》原文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

　　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

　　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

　　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

　　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

　　《歸園田居·野外罕人事》翻譯

　　我住在郊野外很少交住，僻巷里難聞到車馬聲響。

　　白天里經常地關閉柴門，獨處在空室中不生雜想。

　　偏遠的村落里人情淳厚，撥開草叢不時互相來往。

　　相見時不談論世俗之事，只說道桑麻的生長情況。

　　我種植的桑麻不斷長高，我開墾的土地日益增廣。

　　常擔心嚴霜雪突然早降，使桑麻也像那零落草莽。

　　《歸園田居·野外罕人事》賞析

　　陶淵明“性本愛丘山”，這不僅是因為他長期生活在田園之中，炊煙繚繞的村落，幽深的小巷中傳來的雞鳴狗吠……都會喚起他無限親切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心目中，恬美寧靜的鄉村是與趨膻逐臭的官場相對立的一個理想天地，這里沒有暴力、虛假，有的只是淳樸天真、和諧自然。因此，他總是借田園之景寄托胸中之“意”，挖掘田園生活內在的本質的美。《歸園田居》組詩是詩人在歸隱初期的作品，第一首著重表現他“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的欣喜心情，這一首則著意寫出鄉居生活的寧靜。

　　開頭四句從正面寫“靜”。詩人擺脫了“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的仕官生活之后，回到了偏僻的鄉村，極少有世俗的交際應酬，也極少有車馬貴客——官場中人造訪，所以他非常輕松地說：“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他總算又獲得了屬于自己的寧靜。正因為沒有俗事俗人的打擾，所以“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那道虛掩的柴門，那間幽靜的居室，已經把塵世的一切喧囂，一切俗念都遠遠地摒棄了。——詩人的身心俱靜。在這四句中，詩人反復用“野外”、“窮巷”、“荊扉”、“虛室”來反復強調鄉居的清貧，暗示出自己抱貧守志的高潔之心。

　　不過，虛掩的柴門也有敞開之時，詩人“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他時常沿著野草叢生的田間小路，和鄉鄰們來來往往；詩人也并非總是獨坐“虛室”之中，他時常和鄉鄰們共話桑麻。然而，在詩人看來，與純樸的農人披草來往，絕不同于官場應酬，不是他所厭惡的“人事”；一起談論桑麻生長的情況，絕對不同于計較官場浮沉，不是他所厭惡的“雜言”。所以，不管是“披草共來往”，還是“但話桑麻長”，詩人與鄉鄰的關系顯得那么友好淳厚。與充滿了權詐虛偽的官場相比，這里人與人的關系是清澄明凈的。——這是以外在的“動”來寫出鄉居生活內在的“靜”。

　　當然，鄉村生活也有它的喜懼。“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莊稼一天天生長，開辟的荒土越來越多，令人喜悅；同時又“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生怕自己的辛勤勞動，毀于一旦，心懷恐懼。然而，這里的一喜一懼，并非“塵想”雜念；相反，這單純的喜懼，正反映著經歷過鄉居勞作的洗滌，詩人的心靈變得明澈了，感情變得淳樸了。——這是以心之“動”來進一步展示心之“靜”。

　　詩人用質樸無華的語言、悠然自在的語調，敘述鄉居生活的日常片斷，讓讀者在其中去領略鄉村的幽靜及自己心境的恬靜。而在這一片“靜”的境界中，流蕩著一種古樸淳厚的情味。元好問曾說：“此翁豈作詩，直寫胸中天。”詩人在這里描繪的正是一個寧靜諧美的理想天地。

　　作者簡介

　　陶淵明，晚年更名潛，字元亮，號“五柳先生”，謚號“靖節先生”（死后由朋友劉宋著名詩人顏延之所謚），出身于沒落仕宦家庭，我國第一位杰出的山水田園詩人。晉世名淵明，入劉宋后改名潛。唐人避唐高祖諱，稱陶深明或陶泉明。大約生于365年。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參軍，鎮軍參軍，彭澤縣令等，自做彭澤縣令八十多天便棄職而去，從此歸隱田園。他是中國第一位田園詩人。有《陶淵明集》。被稱為“千古隱逸之宗”。曾祖父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勛，軍功顯著，官至大司馬，都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祖父陶茂、父親陶逸都做過太守。（父名史不載，存疑。）

　　少年生活

　　年幼時，家庭衰微，九歲喪父，與母妹三人度日。孤兒寡母。其母是孟嘉的女兒，孟嘉是陶侃的女婿。孟嘉是當代名士，“行不茍合，年無夸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亂；至于忘懷得意，傍若無人。”（《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淵明“存心處世，頗多追仿其外祖輩者.”（逯欽立語）日后，他的個性、修養，都很有外祖父的遺風。外祖父家里藏書多，給他提供了閱讀古籍和了解歷史的條件，在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的兩晉時代，他不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樣學了《老子》、《莊子》，而且還學了儒家的《六經》和文、史以及神話之類的“異書”。時代思潮和家庭環境的影響，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兩種不同的思想，培養了“猛志遠四海”和“性本愛丘山”的兩種不同的志趣。

　　陶淵明少年時期有“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懷著“大濟蒼生”的愿望，任江州刺史王凝之的祭酒。當時門閥制度森嚴，他出身庶族，受人輕視，感到“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晉書·陶潛傳》）。他辭職回家后，州里又來召他做主簿，他也辭謝了。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荊州，投入桓玄門下做屬吏。這時，桓玄正控制著長江中上游，窺伺著篡奪東晉政權的時機，他當然不肯與桓玄同流，做這個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詩中寫道：“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對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二首》）對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發出了深長的嘆息。

　　主要作品

　　隆安五年冬天，他因喪母辭職回家。元興元年（402年）正月，桓玄舉兵與朝廷對抗，攻入建康，奪取東晉軍政大權。元興二年，桓玄在建康公開篡奪了皇帝的位置，改國為楚，把安帝幽禁在潯陽。他在家鄉躬耕自資，閉戶高吟：“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荊扉晝常閉。”表示對桓玄稱帝之事，不屑一談。元興三年，建軍武將軍、下邳太守劉裕聯合劉毅、何無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蘇鎮江）起兵討桓平叛。桓玄兵敗西走，把幽禁在潯陽的安帝帶到江陵。他離家投入劉裕幕下任鎮軍參軍（一說陶淵明是在劉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當劉裕討伐桓玄率兵東下時，他仿效田疇效忠東漢王朝喬裝馳驅的故事，喬裝私行，冒險到達建康，把桓玄挾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馳報劉裕，實現了他對篡奪者抗爭的意愿。他高興極了，寫詩明志：“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

　　千里雖遙，孰敢不至！”（《停云其四》）劉裕打入建康后，作風也頗有不平凡的地方，東晉王朝的政治長期以來存在“百司廢弛”的積重難返的腐化現象，經過劉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則），先以威禁（預先下威嚴的禁令）的整頓，“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風俗頓改”。其性格、才干、功績，頗有與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對他產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劉裕為了剪除異己，殺害了討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無罪的王愉父子，并且憑著私情，把眾人認為應該殺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謚任為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這樣的重要的官職。這些黑暗現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這首詩中寫道：“目倦山川異，心念山澤居”“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緊接著就辭職隱居，于義熙元年（405年）轉入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部任建威參軍。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劉敬宣上表辭職。劉敬宣離職后，他也隨著去職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紹他任彭澤縣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潯陽郡督郵，屬吏說：“當束帶迎之。”他嘆道：“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遂授印去職。陶淵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辭彭澤縣令結束。這十三年，是他為實現“大濟蒼生”的理想抱負而不斷嘗試、不斷失望、終至絕望的十三年。最后賦《歸去來兮辭》，表明與上層統治階級決裂，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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