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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的“壇經(jīng)考證”
胡適先生(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字適之,安徽積溪人。一九一零年赴美國,先后就讀于康乃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是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的學生。一九一七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曾提倡文學改革,為當時新文化運動的著名人物。一九一九年發(fā)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論文,提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研究方法,對學術界頗有影響。他還編寫過“中國哲學史一,半途輟筆,因為他當時不懂佛學,寫不下去了。
一九三零年一月七日,胡適寫了“壇經(jīng)考之一”是作為“曹溪大師別傳”跋文的。后來又繼續(xù)撰作“壇經(jīng)考之二”,(“記北宋本的:八祖壇經(jīng)’”)對被認為是中國禪宗的宗經(jīng)——:八砠法寶壇經(jīng)’進行了一番考證,雖然有些觀點屬于牽強附會,但有些見解確也有獨到之處。今試作介紹,以供讀者參考。
六租大師圓寂后,“壇經(jīng)”幾經(jīng)竄改,出現(xiàn)了幾種不同的本子。胡適在“壇經(jīng)考之一”中寫道:
“我們試取教煌本“壇經(jīng)’和明藏本相此較,可以知道明藏本此教煌本多出百分之四十。這多出的百分之四十,內(nèi)中有一部份是宋以后陸續(xù)增加進去的。但其中有一部份是契嵩采自‘曹溪大師別傳\\\\\’的。”他列舉了明藏本的行由第一、機緣第七、頓漸第八、宣詔第九、付囑第十等五處與“別傳”對勘,發(fā)現(xiàn)有很多變動。他因此得到結論說:
“我曾細細校勘‘壇經(jīng)\\\\\’各本,試作一圖,略表‘壇經(jīng)\\\\\’的演變史:
從上表可以看到,胡適是根據(jù)宋郎簡二八祖壇經(jīng)序”中所說:“更二載,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而言的。但現(xiàn)存的契嵩本“壇經(jīng)”只有一卷,沒有人見過二二卷本”的契嵩本“壇經(jīng)”,恐怕連胡適自己也不曾見過。
還有,胡邁認為“明藏本即是契嵩改本”,這是不妥的,因為明藏本壇經(jīng),并非一種,不能把契嵩本稱“明藏本”。而且“曹溪大師別傳”也不能與‘壇經(jīng)”并列,因為它不是一種不同本子的“壇經(jīng)”。還有在“壇經(jīng)考之二”中被胡適認為“是人間第二最古的‘壇經(jīng)\\\\\’的惠昕真本,他卻末列入“表”內(nèi),在為表明“壇經(jīng)的演變”史而作出的幾種不同本子的“壇經(jīng)”的圖表,竟然沒有這本“人間第二最古‘壇經(jīng)\\\\\’”,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的疏漏。
印順老法師在他所著“中國禪宗史”第六章“壇經(jīng)之成立及其演變”中說:
“‘壇經(jīng)\\\\\’的各種本子,從大類上去分,可統(tǒng)攝為四種本子:教煌本、古本、惠昕本、至元本。’
教煌本就是教煌寫本,亦即法海本。印老認為它雖“已不是‘壇經(jīng)\\\\\’原型”,但卻是“現(xiàn)存各本中最古的”,特別是關于六祖事跡的記載“最為古樸”。而“古本”則將“別傳”的傳說編入,又將六砠與弟子們的問答機緣也采錄進去,“這雖被稱為古本,而成立的時代要比教煌本(七八〇—八〇〇),別傳(七八一)寶林傳(八〇一)遲些。且這一古本,“是從古人記述中知道其存在的。”惠昕本,系“參考古本而改編成的,所依底本,近于教煌本”。至一兀本,包括德異本和宗寶本。印老列舉的四種本子中,沒有契嵩本,但在敘述中也談到了契嵩校改“壇經(jīng)”的事實。
日本學者宇井伯壽在“禪宗史研究”中指出:“在現(xiàn)今的‘壇經(jīng)\\\\\’里,大體可分為教煌本,惠昕本,德異本——宗實本的三個系統(tǒng)。”宇并把德異本說是“亦郎曹溪原本”,其實所謂“德異本”,不過是契嵩本的義一種傳抄本而已,因此確切地說,“三個系統(tǒng)”實則上是教煌本(法海本)、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寶本“四個系統(tǒng)”,其余的都不過是這四種本子中的一些不同翻刻本或傳抄本吧了。胡適的考證與他作的圖解顯然是不夠全面的。
胡適在“壇經(jīng)考之二”中在對教煌本(一萬二千字),惠昕本(一萬四千字)和明藏本(郎契嵩本,二萬一千字)三本“壇經(jīng)”的字數(shù)作了一個統(tǒng)計比較后說:“這可見……禪宗和尚妄改古書的大咀真可令人駭怪了。”他還說:“惠昕增添了許多很淺薄的禪宗濫調(diào),而契嵩以俊多沿用他的改本。……惠昕改動的地方,大致都是這樣‘添枝添葉\\\\\’的增加,但他也有刪節(jié)原本的地方,也有改換原本各部份次第的地方。”胡適認為:
“總之,惠昕本雖然有了不少的增改,但不失為‘去古末遠\\\\\’之本,我們因此可以考見今本‘壇經(jīng)\\\\\’的那些部份是北宋增改的,那些部份是契嵩以俊的人增改的。”
胡適的這些看法反映了他的一定的歷史觀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他在“壇經(jīng)考之二”中又堅持說“壇經(jīng)”系神會所作,卻是荒唐而沒有根據(jù)的。
印順老法師在“中國禪宗史”中提出兩種見解:一、“‘壇經(jīng)\\\\\’是先徑集成的,并有過修改與補充。”二、“從‘壇經(jīng)\\\\\’原本到教煌本,至少已有二次重大的修補,此后流傳中的‘壇經(jīng)\\\\\’,不斷的刊行,變化是非常多的。”印老對某些本子“壇經(jīng)”的一些內(nèi)容,竟然“大致與“景德傳燈錄’相近”感到驚異。他又指出:“現(xiàn)存的‘壇經(jīng)\\\\\’應分別為二部份:一、‘壇經(jīng)\\\\\’主體,是大梵寺開法紀錄。二、‘壇經(jīng)\\\\\’附錄,是六祖平時與弟子的問答,臨終付囑,以及臨終身后的情形。二者性質(zhì)不同,集錄也有先后的差別。在‘壇經(jīng)\\\\\’的研究上,這是應該分別處理的。”這種分析,對從事“壇經(jīng)”研究是很有啟發(fā)意義的。
日本學者忽滑谷快天在“禪學思想史”中對三本“壇經(jīng)”的不同曾說:“作為慧能語錄的‘壇經(jīng)\\\\\’,由于傳寫時文字的改換,以致在‘壇經(jīng)\\\\\’裹存在著‘玉石相混\\\\\’的情況。可見在“壇經(jīng)’晚出的本子裹,確有膺品和私貨,這是中外學者所公認的。
胡適在“壇經(jīng)考之一”中對“曹溪大師別傳”作了一番考證之俊,最后寫道:
“總之,‘別傅\\\\\’的作者是一個無學問的陋僧,他閉門虛造曹溪大師的故事,裝上許多年月,儼然像一部有根據(jù)的傳記了。可惜他沒有最淺近的算學知識,下筆便錯,處處露出作偽的痕跡。不幸契嵩上了他的當,把此傳認作‘曹溪古本\\\\\’,采取了不少材料到‘壇經(jīng)\\\\\’里去,遂使此書欺騙世人至九百年之久!幸而一千多年前最澄大師留下了這一本,保存至今,使我們可以考證契嵩改本的根據(jù)。我們對于那位渡海求法的日本大師,不能不表示很深的謝意。”這段話倒是很客觀、中肯的。
據(jù)說,胡適先生在晚年,對佛學也曾有過濃厚的興趣,發(fā)表了一些有價值的見解,可惜筆者手頭沒有可供引用的參考資料,待以后有機緣再作補充吧!
摘自《內(nèi)明》第17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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