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喜歡的讀書方法是

　　陶淵明：不求甚解法

　　東晉大詩人陶淵明寫過一篇《五柳先生傳》，文中云：“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這其實是陶老先生托“五柳先生”以自道，描繪自己的讀書生活，闡發自己對讀書的見解。

　　對于陶淵明“不求甚解”的讀書方法，歷來褒貶不一。不肯茍同者認為陶淵明是提倡粗枝大葉、淺嘗輒止的作風，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當然也有贊同陶淵明的方法的，比如元朝人李治就說過：“蓋不求甚解者，謂得意妄言，不若老腐儒為章句細碎耳。”李治的意思是：陶淵明“不求甚解”的讀書觀，可以稱得上是至理名言，不像某些迂腐的書呆子那樣死扣章句而毫無出息。

　　陶淵明不求甚解的讀書法到底可不可取?不必匆忙下結論。我們先來仔細考察一下陶淵明的讀書背景，分析一下他的話的原意，問題就會清楚得多了。

　　陶淵明在回憶自己少年時代讀書的情景時說：“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可見他自幼就攻讀儒家經典，他所說的好讀書，自然是指讀經史典籍。讀經史書，必須讀注，而漢代有的經學家所作的注釋，連篇累牘，空虛繁瑣，離題萬里。如當時有一個小夏侯學派的人，光解釋“堯典”兩個字，就寫了十余萬字。這是一種很壞的學風，那些尋章摘句、牽強附會的學究式解釋，對讀書能有什么益處呢?非但無益，反而有害，會干擾對書的原意的領會、理解。

　　所以，陶淵明提出“不求甚解”的觀點，是有針對性的。他認為不必花很多的精力去研究沒有價值的注釋，而應注意讀原著，領會原作的基本內容。由此看來，如果將一頂“提倡粗枝大葉”的帽子扣在陶老先生頭上，就錯了。

　　陶淵明的“不求甚解”法雖然是有所專指的，但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想想看，倘若不論讀什么書都去“求甚解”，那你一輩子能讀幾本書呢?對有的書就可以“不求甚解”，翻翻便過去了;有的書，可暫時“不求甚解”，等到需要“求甚解”的時候，再“求甚解”。

　　楊大眼：耳讀法

　　耳讀法，用耳朵能讀書?除非是某些具有特異功能的人。一般正常的人，怎么能用耳朵讀書呢?

　　能!我國古代就有一位。南北朝時期，北魏有一員大將叫楊大眼，此人是一位常勝將軍，很有威望。《北史》卷三十七中記載了有關他讀書的事跡：“大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面坐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

　　你看，楊大眼雖識不了多少字，但靠坐在那里聽別人讀書，居然收獲不小，不僅記住了許多知識，還能口授布告文字。可見楊大眼的讀書方法，還是行之有效的。這種讀書方法，主要是依靠用耳朵聽別人讀書，故稱之為“耳讀”法。

　　耳讀法雖然產生于古代，但現今仍有實用價值。已故著名學者鄧拓就很推崇楊大眼的耳讀法。他說，耳讀法很適用于年老而不能看書的人，也很適用于現代的許多大政治家。這些大政治家，往往要在很短的時間內，閱讀和處理一大批書報和文件等等。他們既沒有三頭六臂，于是對一般的資料和文件，就只好由若干秘書人員分別幫助閱讀和處理，而把最重要的字句念一兩遍，如此看來，楊大眼的耳讀法倒并不是落后的方法。

　　其實，耳讀法不僅僅適用于老年人和政治家，它對于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用。比如，聽收音機里的新聞聯播、小說播講、知識講座等等，就等于是用耳朵讀書。走路時可以聽，坐在公共汽車里也可以聽，甚至是在干某些體力活時，也可邊干邊聽。既省時又方便，真可謂一舉兩得。錄音機是比收音機更現代化的學習工具，我們可以把有關的學習內容〔如外語等等〕，錄進磁帶〔或能隨身聽的MP3和手機〕里，隨時聽、反復聽。

　　現代人讀書，用耳的時間越來越多了，“耳讀法”還真稱得上是一種現代化的讀書方法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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