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誠信與信息失真問題的論文
【摘要】當失衡危及到社會的正常運行時就要進行社會規制并將其理性化、意識化形成最高的社會法律和倫理道德體系。這就是社會的規范與校正，包括道德體系、教育體系、制度體系、法規體系的構建，文化、信仰、宗教與鄉規民約。
【關鍵詞】社會誠信 信息作用 因素分析
前言
信息時代，是指信息產業得到極大發展，信息產品日益豐富，人們被淹沒在各種信息的海洋里，信息在社會經濟運行中、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發揮越來越巨大的作用，以至于在信息缺失的情況下，社會經濟的正常運行和人們的正常生活就會受到嚴重影響。信息的發展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豐富和方便著人們的生活，然而信息的失真和混亂也會給社會經濟發展和人們生活帶來巨大的損害，尤其是它對整個社會信用體系、對社會誠信和道德體系的瓦解作用非常大，如不高度重視認真解決，一旦造成不良后果，修復危害可能要花費數十倍的時間和精力。
一、知識經濟與信息時代
人們曾經以生產工具為標志來劃分人類社會發展的時代:如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工場手工業時代、機器大工業時代、電氣時代、信息時代。如果說信息首先是一種基于技術的生產工具的話，顯然信息時代是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手段發展到目前的最高形態，它不僅是生產工具，而且是軟化了的生產工具，會滲透在各種生產工具中發揮作用，滲透在社會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各個層面發揮作用，其作用和功能遠遠超出了人類社會截至目前創造出的所有的“生產工具”。隨著生產工具的不斷創新，人類社會才從農業經濟時代發展到工業化經濟時代(前期、中期、后期)，進而發展到知識經濟時代。
關于經濟發展階段，羅斯托在他的《經濟增長階段》(1960年)一書中，吸收了德國歷史學派的經濟發展階段劃分法、熊彼特的“創新”學說、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分析、哈羅德—多馬模型等理論和方法，從世界經濟發展的角度將人類社會的發展劃分為五個階段:傳統社會階段、為起飛創造前提階段、起飛階段、向成熟推進階段、大規模高消費階段，1971年又補充了第六個階段，即追求生活質量階段。其中第三和第六階段是社會發展的兩次突變，是最有意義的階段。從主導產業轉移引致的產業演進規律角度，人們將其分成七個階段，其中第七個階段就是以信息產業為主導的階段。
知識經濟的觀念和理論形成與經濟發展階段理論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早在1959年美國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就從勞動力的角度分析了“知識勞動者”將取代“體力勞動者”成為社會勞動力的主體，后來又提出了“知識社會”的概念;1962年美國經濟學家費里茨·馬克盧普在《美國知識的生產與分配》一書中提出了“知識產業”的概念，對信息在經濟中的巨大價值進行了深人的研究;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家波拉特以其博士論文為基礎向美國商業部提交了題為《信息經濟》的報告，奠定了信息經濟的理論基礎。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在《兩個時代之間—美國在電子技術時代的任務》一文中提出“電子時代”;其后隨著日本增田米二的《信息經濟學》、美國霍肯的《下一代經濟》等論著的相繼問世，一場“信息經濟”、“信息社會”、“信息時代”、“信息革命”的熱潮在世界興起;美國未來學家托夫勒 1980年、奈斯比特1984年在他們風靡一時的《第三次浪潮》和《大趨勢》一書中分別提出了“超工業社會”、“后工業經濟”和“信息經濟”并認為信息社會里知識是最主要的因素;1990年聯合國研究機構提出了“知識經濟”概念，其后研究日多，提出了很多相關的新概念，尤其是19%年聯合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其《科學技術和產業發展》報告中正式使用“知識經濟”( knowledge-based economy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一詞，世界銀行《世界發展報告》1998年版《發展的知識》( knowledge for development)更是提出了一連串的新名詞，強調知識和信息的經濟作用，為世界廣泛認同和使用。
我們認為知識經濟時代與信息時代是對同一時代特征的不同表述，“知識經濟”更多的`是從社會層面研究信息的生產及其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性，知識信息傳播的政策和社會制約及對策，更注重社會層面;而信息時代強調的是信息特征的變化和信息傳輸方式的革命及其對社會經濟發展、人們社會生活的影響，更注重技術層面。從內容和形式上，知識是信息的內涵，而信息是知識的表現。從發展階段上當知識產業及其相關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日益增大時，整個經濟特征表現為“服務經濟”，是知識經濟的初級形態;當知識產業的主要組成部分，信息產業，在第三產業中的比重日益增大，成為主體時，整個經濟特征就表現為信息經濟，是知識經濟的高級形態。
信息時代突出地表現為信息要素的革命性變革—信息量的急劇擴張和質(信息存在方式、傳輸方式、使用方式等)的根本轉變。從信息的生產看是信息量、信息種類的劇增;從信息通道看是信息傳播方式的革命性變革;從信息受眾看是范圍的極大擴散和信息的感應能力、應用能力的提高。它不僅是硬件的生產或軟件的開發，而且是整個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轉變，它將全方位的影響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演進。
二、信息對社會經濟發展和人們生活的極端重要性
(一)人與信息的關系
信息交流及其演變是人類及其社會進步發展的階梯—信息的生產和交流刺激人的大腦皮層的發育;促進人類與外界及相互之間的交流，推進人們之間的相互學習，進而幫助生產能力的提高和人類社會的形成。
社會的發展又反過來產生了更多更高的信息需求，促使信息的生產、信息交流以及信息傳輸方式的革命，為生產生活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進而促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擴張。這種相互促進的作用使人類經濟、社會、文化、科技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信息革命中加速發展。
(二)我國的信息論及信息對人類活動的重要性
對信息重要性的全面認識和理論總結，莫過于《孫子兵法》，《孫子》十三篇的內容都圍繞一個中心，即“知”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孫子的知行觀既包括宏觀上的總體認識，也包括中觀上的層次認識，還包括微觀上的戰術認識;既包括一般意義上的抽象認識方法，又包括特殊條件下的具體認識;既包括對贏得戰爭的基礎條件的認識，也包括對戰爭過程中局部條件的認識。而這些都處于動態過程中，不僅要認識一般規律而且要認識動態過程中各種條件的變化及促成其變化的因素。他的“知”集中體現于知彼知己、知常知變、盡知先知。三者相互包容、相互補充，以知彼知己為核心，知常知變、盡知先知貫穿與知彼知己中，知彼知己直接導致“行”，它的全面系統與否、精確及時與否關系到戰爭的成敗。從信息的搜集、整理、處理、分析、判斷到使用各個層面都涉及到了，而且在“用間篇”中還詳細分析了如何利用間諜獲取情報(用間)，可以說《孫子》是我國最早的信息學教科書。我國古代管理思想多集中于戰書上，如《六韜》、《孫子》、《管子》等，國外多用其指導現代管理，非常有效，可見中國信息學的成熟與完善是相當早的。
信息的方便性、快捷性給人們帶來的生產便利和生活樂趣，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的發展，社會財富的快速增長、社會生活的豐富和人們生活質量的提高。然而信息又具有極大的誘惑力和極強的滲透力，它幾乎滲人了人們生產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可以說現代生產與生活已進人“信息依賴”時期，信息的失真與混亂也極大地制約著人們的生產生活，在現代社會如果無知、不知、無所知、無以知、無能知、知之后、知之偏、知之假，都可能對經濟社會的發展帶來災難性的結果，可能將人們拖人深重的災難(如世界性的金融危機、現代戰爭等)。
(三)信息依賴與信息時代的深刻矛盾
由于人類社會分為不同的群體、產生了不同的利益集團，信息也成為各利益集團之間爭斗的最重要的內容和手段—“信息角力”。虛假信息的制造與傳播，從最原始、最低層次的說謊開始(無論是惡意的還是善意的)直到對信息的干擾、封鎖、制造虛假信息以掩蓋、迷惑、欺騙……使虛假信息成為信息發展的影子，與其相伴共生一同發展(如黑客與病毒)。
從商品經濟到市場經濟，信息的需求極度擴張，信息的生產極度擴大，信息的傳播極為廣泛和快速，信息的 重要性日趨提高。不遺余力地獲取信息，促進了信息產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但諸多信息矛盾的存在仍會對社會產生不良影響:信息真與假的矛盾，即一方面要獲取真實的信息以了解敵情，另一方面要制造虛假信息 以迷惑對手;技術進步及其約束的矛盾，即一方面要加快技術的進步、學習與擴散以盡快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降低消耗、提高效率和效益、增加社會財富，另一方面要保護專利、封鎖信息、滯緩技術擴散以保證技術研發者 的積極性與創新的持續性;生存發展與道德約束的矛盾，即一方面為了生存要制造虛假信息(如虛假財務信息)，另一方面要構建社會誠信的道德體系;社會公信與社會失范的矛盾，社會公共信用，尤其是政府掌握的公信權的應用，如司法、公正、社會中介等機構的行為公正(包括真實的信息、合理的程序、公正的規則、公開透明的行為過程和結果、民眾和媒體的監督等)是社會誠信的基礎和前提，如果這方面出現問題(失范或被潛規則取代)就會發生知行倒錯現象，一方面政府在狠抓誠信與規范，另一方面各部門權力分割又設租尋租以獲取更多利益，其結果就會導致政府公信力降低，甚至影響到整個社會的誠信缺失。
三、信息失真及其表現
(一)信道的暢通與阻塞
隨著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信道越來越暢通、越來越快捷、越來越方便。從人體—形體、表情、眼色、語言，到原始通訊工具—馬拉松跑步、飛馬、鳴摘、火箭、舉火為號、狼煙、旗語、燈光，再到現代通訊工具—電話、電報、廣播、電視、電子計算機、通訊衛星、功能強大的手機與因特網……。信息革命以最能看得見、體會到的成效幫助人們步人信息時代。
然而信道也是“信息角力”直接攻擊的目標，不可避免的發生阻塞。一是基于自然的原因—如自然災害、對電的依賴(電子通訊時代)等;二是不自覺的人為因素—如故障、維護與檢修;三是有意識的人為因素—包括破壞(黑客);打擊(戰爭，商戰);封閉(自身的保密);干擾‘制造虛假信息)等。這些都必然造成信道阻塞與信息失真，進而危害到整個經濟發展、社會運行和人民生活。
(二)社會誠信體系與“誠信對外規律”
社會誠信體系涉及到社會意識形態和道德規范體系;體制、政策、法律規則體系;經濟運行體系;社會生活體系等。是一個各要素相互影響的矛盾統一體，是一個信息互動、知行互動的有機整體。信息互通的程度、知行統一的程度可以用作衡量一個社會誠信度的標準。
然而在“信息角力”條件下有一個“誠信對外規律”—即要求別人對自己誠信，而自己又不愿誠信或只能有條件的誠信;要求團體內相互誠信而否定團體間的誠信;要求下級對上級的誠信而忽略上級對下級的誠信。
在“知行”上則產生“知行分離”，教導別人要做的自己卻不去認真做，阻止別人做的自己卻去做。這就必然產生社會心理、社會道德準則的傾斜與社會行為的控制與反控制的“角斗”，產生了所謂信息不對稱條件下的博弈過程。其實質是人們在信息的公開透明與封閉黑箱中、在竭力獲取他人信息情報與竭力保護自己信息中、在構建誠信社會規范和破壞誠信規則中矛盾運動，在兩難中尋求均衡。當失衡危及到社會的正常運行時就要進行社會規制并將其理性化、意識化形成最高的社會法律和倫理道德體系。這就是社會的規范與校正，包括道德體系、教育體系、制度體系、法規體系的構建，文化、信仰、宗教與鄉規民約。然而這只是約束，這是通過祛碼增加“誠信”方面的重量(因為失信是一個自然過程)以求得相對均衡，而不能消除“失信”。
信息失真是失信的一種反映，主要表現在:社會信息—一部分人控制和利用信息權而阻塞另一部分人的知情權;生活信息—買賣雙方在不同市場結構下的信息互通與封閉;經濟信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一個非常廣泛的信息領域，在經濟信息中}o%以上是財務會計及其相關信息。
四、關于信息失真的原因探析
近幾年財會信息失真已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從美國的“安達信”到中國的“銀廣廈”，從大型國有公司到大量的民營中小企業，從“審計風暴”揭露出來的國家政府部門財務違規到各地統計數字的水份和虛假。財會信息失真現象，降低了社會的誠信度，干擾了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損害了社會公德，對整個社會經濟運行造成了極大的危害，而這些也僅僅是整個社會失信的“某一個行業”。造成這種狀況有眾多因素，主要是:
1.《公司法》的注冊資本金規定較高，對大眾是一個高門檻，因而許多“中介辦照”機構應運而生。它們都與銀行、工商、驗資、稅務等機構有著“利益”關聯，可以“幫助”企業在資金缺位的情況下通過驗資和工商注冊，大大支持了企業的生長和經濟的發展，但也留下了巨大的后遺癥。不論企業好壞都有一定時期要靠做假賬來完成運行，從源頭上產生了信息失真。
2.中介機構本身的行為是市場行為而不是政府或社會公證機關的行為。幫助顧客發布虛假信息，影響社會評價，為其創造獲益條件就成為必然的行為選擇和“正常”的行為準則。而且做假的成本遠遠低于收益，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做假的普遍性和廣泛性。
3.企業稅負過重，加上各部門經常性的亂攤派、亂罰款。如果“嚴格守信”可能很多企業在現有利潤率水平下就沒有盈余，生存都會受到威脅。
4.由于“政績”考核指標單一，一些政府官員為了政績輝慫恿企業做假來制造業績。
5.雇傭關系的制約。財會人員是雇員，飯碗由雇主掌握，在道德、法規與生存、利益的兩難選擇中只能首選生存。
6.制度上的缺陷、不完備與靈活性。如委托代理關系與雇主控制的矛盾、股份制與一股獨大和內部人控制的矛盾等，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信息的失真。
7.銀行商業化后將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大戶”身上，尋求實力雄厚、經營業績良好、還款能力強的“優質客戶”。而大多急需資金的中小企業很難獲得貸款，這就促使企業為獲取貸款虛構項目和財務信息。
盡管財會信息失真是整個社會失信的一個側面，我們不難看到其危害性已遠遠超越了“一個側面”，已危及到整個社會層面。要使這一現象得到有效控制就必須加強制度建設，尤其要制定相應的政府工作程序和行為規范，提高公務人員的道德水平和誠信意識，為社會創造一個良好的道德環境和誠信環境，這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前提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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