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雷特的一句“生存還是毀滅”詰問出人類永恒的人生難題。死亡并非對苦難的蔑視，恰恰相反，折射出的是脆弱不堪的承受力和人性中的怯弱一面。相對于內含一絲怯懦赴死，那些堅韌而生的人更值得欽佩。
　　
　　江澤之畔，披發行吟、“形容枯槁”的屈子，眼見楚國江山不保，心恨奸佞之臣，懷石投湖，悲壯一幕被歷代文人大夫標榜為“以死明志”。我們無法否認屈原羅泊之死所彰顯的高風亮節，但對其做法有所質疑。屈原的死與其說是極度愛惜羽翼，誓守“察察之身”的屈子不滿于政治失意、故國衰亡以及黑暗現實社會，以死的方式決斷地斬斷與這個格格不入社會的最后一點聯系，倒不如說是這個世界將沉浸在理想之中、過于天真的屈原用死亡的方法徹徹底底地摒棄。死亡就是世上最烈最醉人的酒，此酒入腸，人世所有牽掛、萬古憂愁都隨風而逝。然而，酒醉不倒世界，醉的只能是人。死亡或許是一個人的解脫，卻更是一個人的最徹底的逃避。消弭了一個人的痛苦，卻遠遠無法拯救千千萬萬楚民。從這點而言，屈原之死僅僅只是一個不負責任、怯懦的逞強方式。承擔不起生命的挫折，避免了目睹楚國衰亡的痛苦，或許是屈原選擇死的唯一幸運，但沒有勇氣竭盡全力替楚國反正則成為屈原最大的遺憾。
　　
　　同樣是文人，都經歷了人生大挫折，司馬遷對待生死有著不同的抉擇。在哪個“刑不上大夫”的年代，自幼心懷世序天地，寫出一部堪比四書五經史學巨著夢想的司馬遷，在面對極刑與死亡之際，依然選擇了忍辱存世。但我們驚嘆“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時，又能否想到那“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飽受流言中傷、被人鄙視不屑的生活。當我們為“摹形傳神，千載如生”的人物形象所傾倒時，我們又是否會想到鞭辟入里的文字背后的滿腔悲憤不平，異樣辛酸。如果把生比做藥，那一定是世上最苦最辛辣的中藥。藥延續了生命，但總是留下滿腔的苦楚。忍辱存世使司馬遷飽受了當時整個士大夫階級的非議和重傷，但同時也給司馬遷完成《史記》以寶貴的時間。承擔起他人指著脊梁骨不堪入耳的謾罵，身體傷缺的司馬遷卻鑄就了精神上不可逾越的偉大。
　　
　　面對人生苦難，珍愛生命，以向死而生的信念做一個帶著鐐鏈的舞者，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且歌且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