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淺析項目進村中的技術治理邏輯及困境的論文

　　進人21世紀，“項目進村”日益成為改善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推進城鄉一體化并鑲嵌在鄉村治理中的一個重要變量。本文試圖以村莊為本位，通過對“項目進村”現象的考察，分析回答三個層次的問題:首先，“項目進村”凸顯怎樣的技術治理特質;其次，在“項目進村”的實踐中，技術治理又會遭遇哪些悖論性難題;最后，技術治理面臨的悖論性難題與哪些影響因素有關聯。在此基礎上，本文試圖闡明在技術治理成為一種普遍推崇的背景下，既要關注技術治理的優勢，也應高度警惕技術治理的局限，盡可能避免治理轉型帶來的摩擦與成本。

　　一、“項目進村”中的技術治理邏輯

　　作為鄉村特定發展階段的一種治理體制選擇，“項目進村”特指各級政府以“項目”發包的方式，通過各種規范程序，對村莊實施財政專項轉移支付，以完成預期的專項任務或日標，進而改善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的一種供給機制。在實踐中，“項日進村”蘊藏的技術治理邏輯主要表現在以下四方面。

　　1.就初衷而言，突出事本性目標導向。眾所周知，由于農村改革后實行家庭經營，原來建立在村集體經濟與提留基礎之上，實行以生產大隊為主體的社區自我服務能力大大弱化。一是缺集體公共資金，無錢供給。《中國農村咨政報告》顯示，在745個農戶樣本中，有64.8%的農民認為本村開展新農村建設遇到的最大問題是缺乏資金。二是缺服務主體，無力供給。由于大量青壯年外出，諸多農村成為以婦女老人孩子為主體的“386061”部隊。2.就主體結構而言，突出自上而下的權威性主導。表面上看，“項日進村”是各級政府、村莊與村民等多元主體，基于權力(發包)與市場(競爭)相結合的運作方一式，屬于非科層型競爭性授權。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各行動主體地位與效力是不一樣的。“項日進村”何以可能進村、如何進村，進村后如何實施與分配等均表現為被具有公共權力優勢的縣、鄉鎮、村干部等權威主導。

　　二、“項目進村”中的技術治理困境

　　毋庸置疑，技術治理邏輯使各種項日式村級公共服務的供給變得更具體、更易于落實，有助于避免項日資源向鄉村配置過程中的隨意行為。然而，每一種治理形式都有其特定的適用邊界。

　　一是“整體”對“碎片”的'悖論。遵循可測量可評價要素，“項日進村”面臨的一道難題是如何將系統性、綜合性的村級基本公共服務進行量化與統籌協調。實踐中，單一問題導向的線性技術邏輯往往派生出碎片化建設困境。所謂碎片化是指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供給過程缺乏系統考慮，呈現功能分割，成為一種“頭痛醫頭、肚u痛醫腳”的“臨時救火”的事本主義行為，沒有把“項日進村”這一制度安排與實踐看作是一項涉及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系統工程。從現階段來看，“碎片化”現象主要表現在三方面:一是項日部門化。相關部門往往基于自身部門利益抑或易出政績，各自為政而非站在村莊全面協調發展角度來設訓一與發包項日。

　　二是“權威主導”對“參與表象”的悖論。依據政府權力譜系與社會公民性程度這兩種維度，合作治理劃分為權威型合作與民主型合作這兩種基本類型。前者體現的是一種“權威一依附”的垂直性合作關系，后者體現的是“民主一平等”的橫向性合作關系。介于權威型合作與民主型合作之間，“權威主導下的參與”是現階段“項目進村”中技術治理的主要階段性特征。一方面，項目能否進村、如何進村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擁有公共權力的縣、鄉(鎮)權威，以及有行動能力的農村治理精英，特別是核心村干部。另一方面，作為項目的受眾者，大多數村民既不關心也無須關心，普通村民的公共參與呈現“表象化”。

　　三、“項目進村”中技術治理困境的成因分析

　　作為技術治理的衍生效應，上述悖論性難題構成了“項目進村”的隱憂，其形成亦是很難用線性的簡單尺子來度量的。若將其放在技術治理語境中，實質是技術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沖突與抵梧。

　　首先，過于事本主義與指標量化侵蝕整體性理念。基于公共性價值取向，致力于提高鄉村社會整體福利與鄉村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整體理念是“項目進村”的價值基礎與著眼點。但在實際運用過程中，往往按照指標量化的線性思維與“事本主義”結果導向和成本收益邏輯去承接項目，并時常又被簡單化約為資金流程與資金效率，化約為成本與收益的計算，很難有效反映“項目進村”過程中各要素的復雜性與多樣性，更難以保證基于整體性理念對其間各種環節可能遇到的問題進行長期戰略規劃與系統考慮。

　　其次，權威主導削弱參與主體的內在動力與價值認知。公共參與體現公共意識，彰顯公共精神。如上所述，進村項目的分配采用了申報制，但這種申報制事實上是一種權威主導與推動下的技術治理。其中，項目意圖、立項條件、申報程序、資金分配、實施規則以及考核審查辦法等分配規則幾乎都掌握在“發包方”，即各級政府和相關職能部門，他們是項目資源的主要輸送者，具有對整個項目進行監督、檢查、評估和驗收的權力，并構成項目分配的競爭前提。

　　四、結語

　　應該承認，在技術治理支配下，“項日進村”在一定程度上釋放基層社會的積極性與活力，在克服農村自我供給困境，改善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發揮獨特功能。事本性日標導向、權威主導、程式化的線性技術以及效率至上的經營性技術共同構成“項日進村”的技術治理邏輯。但值得注意的是，當大部分農村基本公共服務都特別講究用“項日”的工作方法和理念時，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種技術治理在給予人們清晰性、簡化性與行動力的同時，也存在著不可忽略的副作用及其面臨的挑戰。囿于技術治理的缺陷，如何有效平衡“整體與碎片”、“權威主導與參與表象”、“公益與效益”、“發動與自動”等兩難困境，構成對“項日進村”有效性、公益性、公共性與發展性等價值理性與整體治理的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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