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遠去的教授》

　　馬克斯·韋伯在海德堡大學讀過書又教過書，但當時他主攻的是法律和經濟，研究社會學是后來的事。

　　他的著作很多，但最早讀到的是一個英國學者編的節選本，中譯由三聯書店出版。版本很小，也很薄，但學術分量很重。這樣的小冊子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國出了一大批，大家爭著閱讀、探討，算是對半個多世紀脫節的匆忙補課，一下子把思想學術文化園地全盤推動起來了。那年月現在回想起來還興奮不已，感慨萬端。韋伯那本書的書名和節選者的名字現在都想不起來了，但很多觀念卻歷久不忘。

　　例如，與我們這次系統地考察歐洲有關，韋伯對西方文明特征的論述在八十年代的中國產生過不小的影響。

　　記得韋伯認真比較了古代埃及、巴比倫、印度和中國之后，認為西方文明是一系列來自于希臘、羅馬，成熟于市場經濟的精神和方法，像理性觀念、公民觀念、專業觀念，像社會結構意識、自由勞動意識、海上貿易意識，像系統方法、實驗方法、數學方法……，組合在一起才是西方文明，不能抓住一點，以偏概全。他知識淵博，廣泛引征，很有說服力地一再證明，許多歷史現象也在東方發生過，但由于精神走向不同，基本觀念差異，運作方法有別，便與西方文明南轅北轍，而西方文明也就在這一系列的不同和差異中建立起自己的本性。

　　我曾經懷疑過，一個遠在海德堡的學者，能對東方社會有多少了解呢牽尤其是對重門疊戶、深不可測的中國，會不會有太多的武斷牽但后來這種懷疑漸漸解除了，因為我讀到了他專論中國古代社會的一些篇章，其資料之細、選擇之精、運用之妙，實在讓人驚訝。須知在他的年代，中國的歷史檔案和社會資料還不可能大量地供西方學者選擇。

　　大家都會記得他分析中國社會未能進入資本主義的諸多原因，例如：沒有官職保障的財富無法成為社會榮譽的基礎，沒有法律地位的企業難以成為城市的主角，沒有經濟代價的國家義務取消了自由勞動市場，沒有公約契約的同業行會怎敢進入自由的競爭，等等。他還精細地發現，在古代中國，皇權雖重，家族的實際權力卻超過國家的行政權力;工藝雖精，人們對人際關系的興趣卻超過對產品制造的興趣。而且這一切，最后都成為一種最有惰性的全民性精神氣質，即便有局部改良也很難有整體突破。

　　這些分析在今天看來也許已經顯得普通，但我在初讀之時確實受到震動，覺得我們太少在世界視野中來審視中國社會和中華文明了，而且在學術氣度和研究方法上，我們也過于狹窄、瑣碎、刻板、重復。從某種意義上，是馬克斯·韋伯，告訴我現代社會學是什么。

　　今天我在他的學校里長久流連，看著那些古老的校舍還是難以置信。早已遠去的教授，你居住在歐洲腹地，也沒有去過中國，怎么會如數家珍地說出中國的城隍爺是只對地方負責的實用主義神祗，中國的“法”即便以說文解字的方法看也起于河道管理和水源分配之類很內行的民族文化隱情牽記得有一次讀到他頭頭是道講述我家鄉浙江的事情時忍不住笑了，他居然獲得資料判斷溫州的金匠行會很長時間內由寧波人組成牎

　　這次考察歐洲，印證了他對歐洲的很多分析。例如，在他那本享譽世界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明確指出歐洲資本主義的種種特征其實早就存在，而直接導致現代資本主義產生的，則是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的出現，那就是新教牗基督教牘及其倫理道德、行為準則。他說，以前的天主教靠的是神秘主義的拯救、贖罪、懺悔理論，通過祈禱讓人們相信可以在天堂得救，因此與商業經濟長期對立;而改革后的新教則認為靈魂的得救主要不是依靠教會和儀式，而是有賴于內心的純凈和工作的勤勉。這種積極入世的態度，有力地支持了商人以資本流通、會計核算而獲得利潤的正派行為，推動了工商企業的發展。這就證明，新教倫理也就是一種資本主義精神。韋伯的這些論述，是對歐洲宗教改革的最高評價，也是對西方文明的準確揭示。我們在歐洲旅行，兩眼離不開無處不在的教堂尖頂，兩耳躲不掉時時鳴響的教堂鐘聲，他的論述，對我們是極好的引領。

　　韋伯寫了這些著作后還曾有過一段從政的經歷，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魏瑪共和國，幾乎成了政治理論的主心骨。晚年是在慕尼黑大學度過的，其實也不能說“晚”，去世時才五十六歲。

　　我遺憾的是，在他之后，直到今天，歐洲對于自身文明的剖析，對于別種文明的了解，都還沒有從整體上超過他，而他卻已被遺忘。

　　我認為，這是一種精神上的自我失記。

　　在韋伯去世兩年后，一位二十二歲的青年學生在海德堡大學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他就是弗洛姆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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