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柳侯祠 原文

　　衰世受困于謠言，亂世離不開謠言，盛世不在乎謠言。——余秋雨

　　余秋雨《柳侯祠》

　　1

　　客寓柳州，住舍離柳侯祠僅一箭之遙。夜半失眠，迷迷頓頓，聽風聲雨聲，床邊似長出齊膝荒草，柳宗元跨過千年飄然孑立，青衫灰黯，神色孤傷。第二天一早，我便向祠中走去。

　　擋眼有石塑一尊，近似昨夜見到神貌。石塑底座鐫《荔子碑》《劍銘碑》，皆先生手跡。石塑背后不遠處是羅池，羅池東側有柑香亭，西側乃柳侯祠。祠北有衣冠墓。這名目，只要粗知宗元行跡，皆耳熟能詳。

　　祠為粉墻灰瓦，回廊構架。中庭植松柏，東廂是碑廊。所立石碑，皆刻后人憑吊紀念文字，但康熙前的碑文，都已漫漶不可辯識。由此想到，宗元離去確已很遠，連通向他的祭祀甬道，也已截截枯朽。時值清晨，祠中寥無一人，只能靜聽自己的腳步聲，在回廊間回聲，從漫漶走向清晰，又從清晰走向漫漶。

　　2

　　柳宗元到此地，是公元八一五年夏天。當時這里是遠未開化的南荒之地，進行貶放罪人的所在，一聽地名就叫人驚栗，就像后來俄國的西伯利亞。西伯利亞還有那分開闊和銀亮，這里卻整個被原始野林籠罩著，潮濕蒸郁，暗無天日，人煙稀少，瘴疫猖獗。去西伯利亞的罪人，還能讓雪撬劃下兩道長長的生命曲線，這里沒有，投下多少具文人的軀體，也消蝕得無影無蹤。面南而坐的帝王時不時陰慘一笑，御筆一劃，筆尖遙指這座宏大無比的天然監獄。

　　柳宗元是趕了長路來到這里的。他的被貶，還在十年之前，貶放地是湖南永州。他在永州待了十年，日子過得孤寂而荒涼。親族朋友不來理睬，地方官員時時監視。炎難使他十分狼狽，一度蓬頭垢面，喪魂落魄。但是，炎難也給了他一分寧靜，使他有足夠的時間與自然相晤，與自我對話。于是，他進入了最佳寫作狀態，中國文化史擁有了《永州八記》和其他篇什，華夏文學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構建。

　　照理，他可以心滿意足，不再顧慮仕途枯榮。但是，他是中國人，他是中國文人，他是封建時代的中國文人。他已實現了自己的價值，卻又迷惘著自己的價值。永州歸還給他一顆比較完整的靈魂，但靈魂的薄殼外還隱伏著無數誘惑。這年年初，一紙詔書命他返回長安，他還是按捺不住，欣喜萬狀，急急趕去。

　　當然會經過汩羅江，屈原的形貌立即與自己交疊起來。他隨口吟道：

　　南來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門自有期。為報春風汩羅道，莫將波浪枉明時。

　　(《汩羅遇風》)

　　這樣的詩句出自一位文化大師之手，讀著總讓人不舒服。他提到了屈原，有意無意地寫成了“楚臣”，倒也沒有大錯。同是汩羅江畔，當年悲悲戚戚的屈原與今天喜氣洋洋的柳宗元，心境不同，心態相仿。

　　個人是沒有意義的，只有王朝寵之貶之的臣吏，只有父親的兒子或兒子的父親，只有朋友間親疏綱絡中的一點，只有顫栗在眾口交鑠下的疲軟肉體，只有上下左右排行第幾的座標，只有社會洪波中的一星波光，只有種種倫理觀念的組合和會聚。不應有生命實體，不應有個體靈魂。

　　到得長安，兜頭一盆冷水，朝廷厲聲宣告，他被貶到了更為邊遠的柳州。

　　朝廷像在給他做游戲，在大一統的版圖上挪來移去。不能讓你在一處滯留太久，以免對應著穩定的山水構建起獨立的人格。多讓你在長途上顛顛簸簸吧，讓你記住：你不是你。

　　柳宗元凄楚南回，同路有劉禹錫。劉禹錫被貶到廣東連州，不能讓這兩個文人待在一起。到衡陽應該分手了，兩們文豪牽衣拱手，流了很多眼淚。宗元贈別禹錫的詩句是：“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到柳州時，淚跡未干。

　　嘴角也綻出一絲笑容，那是在嘲謔自己：“十年憔悴到秦京，誰料翻為嶺外行”。悲劇，上升到滑稽。

　　這年他四十三歲，正當盛年。但他預料，這個陌生的柳州會是他的喪葬之地。他四處打量，終于發現了這個羅池，池邊還有一座破損不堪的羅池廟。

　　他無法預料的是，這個羅池廟，將成為他的祠，被供奉千年。

　　不為什么，就為他破舊箱篋里那一札皺巴巴的詩文。

　　屈原自沒于汩羅江，而柳宗元則走過汩羅江了。幸好回來，柳州、永州無所謂，總比在長安強，什么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中國，太寂寞。

　　在柳州的柳宗元，宛若一個魯濱遜。他有一個小小的貶謫官職，利用著，挖了井，辦了學，種了樹，修了寺廟，放了奴婢。畢竟勞累，在四十七歲上死去。

　　柳宗元晚年所干的`這些事，一般被稱為政績。當然也對，但他的政績有點特別，每件事，都按著一個正直文人的心意，依照所遇所見的實情作出，并不考據何種政治規范;作了，又花筆墨加以闡釋，疏浚理義，文采斐然，成了一種文化現象。在這里，他已不是朝廷棋盤中一枚無生命的棋子，而是憑著自己的文化人格，營業著一個可人的小天地。在當時的中國，這種有著濃郁文化氣息的小于地，如果多一些，該多好。

　　時間增益了柳宗元的魅力。他死后，一代又一代，許多文人帶著崇敬和疑問仰望著這位客死南荒的文豪，重蹈他的覆轍的貶官，在南下的路途中，一想到柳宗元，心情就會平適一點。柳州的歷代官吏，也會因他而重新檢點自己的行止。這些都可以從柳侯詞碑廊中看到。柳宗元成了一個獨特的形象，使無數文官或多或少地強化了文人意識，詢問自己存在的意義。如今柑香亭畔還有一石碑，為光緒十八年間柳州府事蔣兆奎立，這位長沙籍官員寫了洋洋灑灑一大篇碑文，說他從柳宗元身上看到了學識文章、自然游觀與政事的統一。“夫文章政事，不判兩途，侯固以文章而能政事者，而又以游觀為為政之具，俾亂慮滯志，無所容入，然后理達而事成，故其惠化至今。”為此，他下快心重修柑香亭，沒有錢，就想方設法，精打細算，在碑文中報了一筆籌款明細帳。亭建成后，他便常來這里思念柳宗元，所謂“每于公退之暇，登斯亭也，江山如是，蕉荔依然，見實聞花，宛如當日”，不能不說，這府事的文化意識和文化人格，因柳宗元而有所上升。

　　更多的是疑問。重重石碑發出了重重感嘆、重重疑問，柳宗元不斷地引發著后人苦苦思索：

　　文字由來重李唐，如何萬里競投荒?

　　池枯猶滴投荒淚，邈古難傳去國神……

　　自昔才名天所扼，文章公獨耀南荒……

　　舊澤尚能傳柳郡，新亭誰為續柑香?

　　這些感嘆和疑問，始終也沒有一個澄明的歸結。舊石碑模糊了，新石碑又續上去。最新的石碑樹在衣冠墓前，郭沫若題，時間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當時，柳宗元變成了“法家”，衣冠墓修得很漂亮。

　　倒是現任柳州市副市長的幾句話使我聽了眼睛一亮。他說：“這兩年柳州的開放和起，還得感謝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貶官。他們從根子上使柳州開通。”這位副市長年歲尚輕，大學畢業，也是個文人。

　　4

　　我在排排石碑間踽踽獨行。中國文人的命運，在這里裸裎。

　　但是，日近中天了，這里還是那樣寧靜。游人看是一個祠堂，不大愿意進來。幾個少年抬起頭看了一會石碑，他們讀不懂那些碑文。石碑固執地愴然肅立，少年們放輕腳步，離它們而去。

　　靜一點也好，從柳宗元開始，這里歷來寧靜。京都太嘈雜了，面壁十年的九州學子，都曾向往過這種嘈雜。結果，滿腹經綸被車輪馬蹄搗碎，脆亮的吆喝填滿了疏朗的胸襟。唯有在這里，文采華章才從朝報奏摺中抽出，重新凝入心靈，并蔚成方圓。它們突然變得清醒，渾然構成張力，生氣勃勃，與殿闕對峙，與史官爭辯，為普天下皇土留下一脈異音。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氣，三分自信。華夏文明，才不至全然黯喑。朝廷萬萬未曾想到，正是發配南荒的御批，點化了民族的精靈。

　　好吧，你們就這么固執地肅立著吧。明天，或許后天，會有一些游人，一些少年，指指點點，來破讀這些碑文。

　　內容擴展：賞析

　　《柳侯祠》通過游鑒柳州柳侯祠古跡，抒寫了作者對中國貶官司文化和貶官文人命運的感慨和反思。

　　全文以柳侯祠為話題，回顧了柳宗元這一唐代偉大文學家被權勢差遣，兩遭貶謫流放、四處飄零的命運，展現了中國文人在遠離政治中心和偏廢世俗物欲后用自己的文化人格“把偌大一個世界的生僻角落變成人人心中的故鄉”的精神價值。

　　文章自然劃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寫游歷柳侯祠。作者說他是應柳宗元的邀請而去憑吊柳侯祠的。接著依次介紹了柳宗元的石塑及石塑底座鐫刻的先生的手跡，還有羅池、柑香亭、柳侯祠及衣冠墓。然后重點介紹柳侯祠，由祠中石碑上所刻后人憑吊紀念文字都已漫漶不可辨識而聯想到柳宗元的貶謫。這和一般的游記開筆寫法是一致的，由介紹游歷景致入手，寫景狀物，然后由此引出對與景致有關的歷史文化遺跡的思索與探究。

　　第二部分回顧柳宗元的兩次貶謫，并從中申發對文人獨立人格價值意義的思索與探究。作者首先介紹了柳宗元的被流放地——柳州惡劣的自然環境：寸草不生、人跡罕至，“投下多少具文人的軀體，也消蝕得無影無蹤”，并且指出柳宗元是從湖南永州的貶放地經一紙詔書召回長安，然后又“趕了長路”被貶到這個“遠未開化”“一聽地名就叫人驚栗”的南荒之地來的。接著作者又回顧了柳宗元貶放湖南永州的10年，指出災難使他“十分狼狽”，“喪魂落魄”，然而“也給了他一份寧靜，使他有足夠的時間與自然相晤，與自我對話”，他的獨立人格意識蘇醒的產物《永州八記》使“華夏文學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建構”。然而作為一個中國封建時代的文人，他的骨子里仍朝向回歸朝堂，納入社會主渠道，在獨立人格精神與政治權利的追求這一對矛盾對立中，后者占了上風，使他的再一次被貶的悲劇，上升到滑稽。作者在這一部分末尾感概道：柳宗元“預料，這個陌生的柳州會是他的喪葬之地”，但他卻無法預料“就為他破舊箱篋里那一札皺巴巴的詩文”，人們將為他建立祭祠，供奉他千年。

　　在這一部分中，作者以遺憾、甚至忿恨的筆調指出本應在更大意義上統領一代民族精神的文魁，卻僅僅因辭章入選一架僵硬機體中的零件，被隨處裝上拆下，東奔西顛，成為四處飄零的文化孤魂，他們在僵硬專制的統治下，少有真正的人格獨立，是全無個人意義的種種倫理觀念的組合和會聚。這就使文章從對個人命運的關注上升到了對人格意義以及獨立自由人格對文化構建的意義的探究。

　　第三部分，承接上文，站在對文化人格探究的`高度上審視柳宗元的被貶。他認為在蠻山野地，柳宗元“已不是朝廷棋盤中一枚無生命的棋子”，他“憑著自己的文化人格，營筑著一個可人的小天地”。他不屈地挖井、辦學、種樹、修廟，更多的是“按著一個正直文人的心意，依照所遇所見的實情作出，并不考據何種政治規范;作了，又花筆墨加以闡釋，疏浚理義，文采斐然，成了一種文化現象”。雖然死時才47歲，而憑著他千古傳頌的詩文，他的柳侯祠得以香繚繞。他的文化人格使他“成了一個獨特的形象”，“或多或少地強化了文人意識，詢問自己存在的意義”，許多后代文人的文化意識和文化格因柳宗元而有所上升。柳宗元文化人格的復蘇造就了深遠長久的影響，并綿延至今。由此作者感慨道：中國，“什么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

　　這一部分是上文的深化，又是上文的拓展。

　　第四部分作者借游人的稀少造就的寧靜進一步抒發自己的感慨：嘈雜只能每繁衍浮躁，結果“滿腹經綸被車輪馬蹄搗碎，脆亮的吆喝填滿了疏朗的胸襟”。唯有遠離這一切，文人的文化意識和文化人格才會蘇醒，才會在災難中洗刷掉那些只有在走運時才追慕的虛浮層面，去尋找生命的底蘊。唯有這時，“華夏文明，才不至全然黯暗”。作者在這里深刻揭示了在掙脫了種種倫理和觀念枷鎖，找到了獨立自由的個體意義，恢復了自我的獨立人格，煥發出自己獨到的文化人格魅力后，中國的文人才是真正鑄就燦爛中華文明、點化民族的精靈。

　　讀完全文，我們不難感悟到作者的深意。作者沒有去下歷史學或文化學領域中常見的斷語和結論，而是用對柳宗元放逐命運的追溯作為歷史背景，來進行他對文化人格的審視和探究，呼喚精神人格的獨立。如果我們真正洞察現代社會中的許多特別是青少年在精神文明中種種不盡人意之處，尤其是他們明顯的人格缺陷，就會覺得余秋雨在現時強調這種精神人格的獨立，不啻是一種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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