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知識積累之陶淵明歸隱原因

時間：2024-08-29 15:58:08 王娟陶淵明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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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知識積累之陶淵明歸隱原因

　　陶淵明，名潛，字元亮，別號五柳先生，卒后私謚靖節，世稱靖節先生。下面是小編整理的語文知識積累之陶淵明歸隱原因，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語文知識積累之陶淵明歸隱原因

　　陶淵明歸隱原因

　　他的創作開創了田園詩的體系，從而使中國古典詩歌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從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歡陶淵明固守寒廬，寄意田園，超凡脫俗的人生哲學，以及他淡薄渺遠，恬靜自然，無與倫比的藝術風格。

　　關于陶淵明的出仕與隱退，人們習慣于從社會大環境崇尚隱逸之風和他內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釋。其實，抓住陶淵明五次仕宦經歷，歷史地具體地去分析他為何隱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認識。可歸結為兩點：一是陶淵明本性使然，一是社會現實使然。陶淵明性格的本質特征是追求心靈的最大自由和心態的閑適優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淵明處于一個崇尚自由、玄風扇熾的時代，政治上的篡奪和殺伐使一意尋求避禍全身的士人極易形成隱逸的品格。陶淵明隱逸性情的形成，應當說與東晉士族文人這種普遍企羨隱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風尚不無關系。就是這種崇尚自然、悠然灑脫的天然稟賦，使他不堪“為五斗米向鄉里小人折腰”，而最終掛官歸田。

　　他寫了《歸去來兮辭》，在詩中他十分坦誠地講，就任縣令，是為生計所迫；之所以辭職，是因為“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寧可餓肚子，也不愿違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跡官場了。在《歸園田居》中，詩人歌道：“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短短幾句，對仕途的厭惡之情溢于言表。因“質性自然”“本愛丘山”，視仕宦之途為樊籠的陶淵明，終辭職歸隱，拋離塵雜，返歸自然。陶淵明歸隱田園不僅要與他率真的個性結合考慮，更要從廣闊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體察，他的入世與出世可以說都與當時的社會現實有關。陶淵明雖最終解職歸田，但他少壯時，卻是有一番建功立業、兼濟天下的思想的。

　　在《飲酒》、《雜詩》等詩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開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勛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進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但他所處的東晉末年時局動蕩：宗室內部的斗爭，軍閥對政權的野心，不斷引起血腥的殺戮乃至激烈的火拼。這種社會動亂不僅給人民帶來災難，同時在社會上層也造成嚴重的不安感。這使陶淵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減。另外，在這種權力爭奪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陰謀，無不打著崇高道義的幌子，這使秉性真淳的陶淵明也難以忍受。從晉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歲的陶淵明第一次出來做官，到四十二歲掛冠歸田共十三年。

　　這期間，陶淵明一直處于“出世”與“入世”的矛盾斗爭中，這在他的詩中多有體現。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等詩中，他嘆道：“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聘”，詩中蘊籍著詩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詩人也曾為是否歸田有過痛苦的徘徊和猶豫，但終究“愛丘山”的夙愿壓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終于找到了他最終的路——歸隱田園。所以說，他的歸隱是社會現實使然，是他的思想與社會現實無法調和的結果。

　　總結：從陶淵明歸隱后的生活來看，陶淵明的歸隱不同于東晉時借歸隱買名邀譽的其他隱士，他是真隱，是一種人生的選擇，是一種對“舉世皆濁”、“眾人皆醉”的厭惡。詩人對自己歸隱后的生活作了描寫，“白日掩柴扉，對酒絕塵想。

　　陶淵明人物介紹

　　陶淵明，中國是中國文學史上堪與屈原、李白、杜甫、蘇軾比肩的偉大詩人。陶淵明自己從來沒有說過是哪里人，甚至也不說生于何時何地。于是，在陶淵明的出生年份上，就出現了公元365年、公元369年、公元372年等等多個版本。陶淵明的身世也成了難解之謎。

　　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宜豐學者凌誠沛主持組建了“陶淵明始家宜豐”研究小組。前后經過近20年的調研考證，他們確認陶淵明于公元365年出生在今天的江西省宜豐縣澄塘鎮新安村的安成自然村。公元393年陶淵明時年29歲，與妻及子離開南山陶家坪。此后陶淵明一家在潯陽居住了24年。其間，陶淵明因王氏妻亡，繼娶潯陽翟氏。公元416年，陶淵明52歲，與妻翟氏帶幼子佟回到宜豐故里，修葺南山舊宅而居之，11年后，陶淵明卒于星子栗里，后歸葬康樂縣義鈞鄉之七里山即今宜豐澄塘鎮的七里山。上述考證的結果，第一次給了陶淵明生平事跡一個清晰完整的印象。

　　青少年時期（28歲以前）

　　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曾做過大司馬，祖父、父親也做過太守縣令一類的官。但陶淵明的父親死得早，淵明少年時，家運已衰落，“少而貧苦。”他自述：“自余為人，逢運之貪。簞瓢屢罄，絺綌冬陳。”（《自祭文》）但物質生活雖然貧乏，陶淵明的精神生活卻很豐富。他學習儒家《六經》，學習《老子》、《莊子》，“猛志逸四海，鶱翮思遠翥”，頗有“佐君立業”的政治抱負。而另一方面，匡廬山水和田園風景，也使他愛好自然，“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

　　學仕時期（29-41歲）

　　晉代的門閥制度，使得“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在那種統治階級內部互相傾軋，爭權奪利十分激烈的年代，陶淵明根本無法實現自己的抱負。29歲時他進入官場，當了江州祭酒，但不久便不堪吏職自解歸家閑居。以后又先后幾次出任小官，不僅無由施展濟世抱負，而且于“志意多所恥”。最后一次為官是當彭澤令，在官八十余日，因不堪官場黑暗，“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辭官歸田。

　　歸田時期（42-63歲）

　　陶淵明歸田之后，即在家鄉過著躬耕隱居的生活，并親自參加了農業勞動。親自撰寫《五柳先生傳》這一著名的文章，用以明志。這使他改變了鄙視勞動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認識了勞動的價值；也在與農民的共同勞動和交往中，對他們產生了親切的感情。在他晚年，生活貧困，“老至更長饑”，但他不受“嗟來之食”，拒絕權貴的饋贈，表現出君子固窮的志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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