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的出仕目的與歸隱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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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的出仕目的與歸隱原因

　　陶淵明身處魏晉南北朝之亂世之時,朝代更迭,戰亂頻仍。盡管其早年已有意欲山林生活的心跡顯露,卻由于各種原因的迫使作不得不數次出仕為官,卻終歸自己“質性自然”而辭官歸隱,享其樸素而簡單的快樂。下面是小編整理的相關資料，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陶淵明的出仕目的與歸隱原因

　　陶淵明被《詩品》的作者鐘嶸稱為“隱逸詩人之宗”，這一稱號千余年來為人們所認同，并在文學史上產生了比較重大的影響。本文試圖通過對陶淵明生活道路及田園隱逸詩的研究，評價其成就和對唐宋時期文人生活、思想及創作的影響。

　　陶淵明生于晉哀帝興寧三年(365)，卒于宋文帝元嘉元年(424)。他的一生從東晉到南朝宋，再算上中間由桓玄建立的楚，總共經歷了3個朝代，10個皇帝。他在世的那63年真可謂戰亂不斷，篡奪頻仍的時代。孔子說過：“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可見儒家雖然力主以仁義之道治天下，但并不排斥隱逸，不卑視貧賤，在特定的戰亂、昏暗的現世條件下，他們是可以不恥貧賤，追究隱逸的。更何況本來就主張“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老莊思想。陶淵明的生命矛盾、生活抉擇和詩歌創作正是植根于那個戰亂的時代，也是在儒、道、玄學思想以及當時社會風氣的交合影響下形成的。

　　陶淵明的一生從起初的出仕到最終的歸隱，前前后后共經歷過四五次反復，也就是說他是在經過一段個體的親身的生活實踐之后，才探索到了一條棄絕官場躬耕田園的隱逸之路的。讓我們首先來考查一下陶淵明五次出仕的目的及四次歸隱的原因。

　　首次出任州祭酒

　　晉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陶淵明第一次出來作官，翻開了他短暫的仕途生涯的第一頁，這一年他29歲。關于這一次作官的目的和辭官歸隱的原因在蕭統的《陶淵明傳》中有極為簡單而明確的記載：“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在陶淵明的《飲酒》詩中也曾經追述過自己這段初仕時的心情：

　　疇昔苦長饑，投來去學仕。將養下得節，凍餒固纏己。是時向立年，志愿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

　　陶淵明8歲喪父，12歲庶母卒，“弱年逢家乏”，早年家道衰落。他因家境所迫，告別了“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的生活而“投耒去學仕。”他的這一次出仕更多的是出于物質需求下的無奈，而不是源于深切的濟世之心。時間不長，他卻自動解職而歸了。從“不堪吏職，”和“志愿多所恥”兩句中，我們隱約可以體察到這段短暫的州祭酒生涯給陶淵明帶來的精神磨難。森嚴的門閥世族制度、官場中無情無恥的傾軋，這一切對于依戀于人的本然性，“總發抱孤介”的陶淵明來說肯定是難以忍受的。所以他的辭官回家也就是“勢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事了。此后在家一閑就是五六年，“躬耕自資”成了他此間的生活主題。

　　第二次出仕入桓玄軍幕

　　直到晉安帝隆安三年(399)，陶淵明35歲時，入桓玄軍幕，方才重返仕途。陶淵明依其個人的政治價值取向決定在這樣一個時間、這樣一個人物手下任職，實在是一個不平常的抉擇。桓玄，出身出東晉的第一流士族桓氏。其父桓溫在晉穆帝永和元年曾為荊、司、雍、益、梁、寧六州都督，荊州刺史，曾三次北伐，平定西蜀，收復洛陽，取得很大威望。又廢皇帝司馬奕為海西公，立司馬昱為帝。他執政30年，權傾朝野，與各士族有廣泛的聯系。他廣攬人才，謝安、謝玄、王垣之等均受其重用，文人袁宏、伏滔、畫家顧愷之等也都曾在其門下效力，陶淵明的外祖父孟嘉也在其列。這位被陶淵明贊為“行不茍合，言無夸矜”的孟嘉長期為桓溫僚佐，任其長史，唐人修《晉書》時將孟嘉的傳緊附在桓溫之后，可見其關系之密切。陶淵明在贊揚外祖父孟嘉之時，對于桓溫的功績和才能也一定相當熟悉，以這樣一層舊有的社會關系而進入桓玄軍幕當然也是很自然的事。桓溫死時，桓玄只有五歲。長大后襲父爵，作過一些小官，心里很不得意。而此時朝中軍政大權已落入孝武帝之弟司馬道子手中，“左右近習，爭弄權柄，交通請托，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司馬道子又重用佞臣王國寶、王緒，致使政局更加昏暗，官以賄遷，民不堪命。晉安帝隆安元年(397)，兗州刺史王恭聯合殷仲堪、桓玄抗表京師要求討伐王國寶，反對會稽王司馬道子擅權，晉朝內亂愈演愈烈。在各世族之間忙于爭權奪勢與晉皇族對抗之時，桓玄也依靠父親桓溫的關系網，以擁戴晉王朝反對司馬道子為號召，擴大了自己的勢力范圍，并于隆安二年(398)出任江州刺史，成為各世族聯盟的盟主。在當時的形勢下，欲挽救晉朝的危機，人們很自然地把希望寄托在了這位出自元勛之門的年僅32歲的桓玄身上。況且，桓玄本人不僅以雄武著名，而且又以能文見稱，《晉書·桓玄傳》說他“形貌瑰奇，風神疏朗，博綜藝術，善屬文”，著有《周易系辭注》二卷，集四十三卷，要集二十卷，今傳尚有《鳳賦》、《鶴賦》。他的批判佛教、限制寺院經濟發展的主張，對后代影響很大。陶淵明便是在隆安三年(399)投至桓玄的軍幕之下，以期實現他的“大濟蒼生”的生命價值意念。可以說，在中國文化中人的社會歷史性和人的本然性之間的那種常見的矛盾，也蘊含在陶淵明的仕途抉擇的全過程中。而此時的他在現實環境的鼓動下，恰好把天秤偏向了人的社會歷史性這一方，正是儒家思想中那種濟世安民和成就功名之心使陶淵明邁出了重返仕途的一步。

　　就在陶淵明剛到桓玄手下作事的那一年，桓玄襲殺了殷仲堪，并鏟除了殷的余黨，自領荊、江二州刺史。“玄于是樹用腹心，兵馬日盛”，并制造出種種祥瑞來煽惑人心，陰謀篡奪帝位。同時，桓玄利用孫恩作亂之事，屢次上表要求出兵勤王，實際上也是在為篡權作準備。官場的混亂和價值的顛覆使得陶淵明重新審視自己的抉擇，并將內心憂怨化為詩句表達出來。這期間有三首詩記敘了他的心路歷程，即《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二首、《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

　　前二首詩是陶淵明在仕玄期間，奉命使都后，歸途中因受風阻而停泊于規林所作;后一首詩則是一年后他回家鄉探親假滿，再赴江陵任所，于途中感懷而作。在詩中他寫道：“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又寫道：“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我們從字里行間看到的不是對桓玄的評論，不是對政局的不滿，而是對人的本然性情的真切召喚。當陶淵明置身于世界的混亂和價值的失衡之中時，想到的是人性的自足性才是真正可靠的，他眷戀那熟悉的山水田園，惦記著母親、朋友，更懷念著自己本然的生存狀態。“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如何舍此去，遙遙至南荊?”在現實的昏暗面前，陶淵明并沒有挺身擔負起歷史的責任，而是從人的社會歷史價值意念中自動退出，轉而追求生命的自然狀態和人的自我道德的完善。這三首詩創作時間相隔一年，其實我們無須細細地考查這一年間在他身邊都發生了些什么事情，就已經能從詩中得到答案：現實發生的種種變化，使得陶淵明“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的意向越來越明確，越來越堅定了!可巧，隆安五年(401)冬，陶淵明的母親孟氏卒，他理應奔喪并丁憂居家。就是在這時，在本然心性的召喚下他離開了桓玄，結束了他三年的仕宦生涯，回到了“無世情”的園林。陶淵明的此次辭官回家，從后來所發生的一切來看也不失為明智之舉。因為就在他回家的第二年即安帝元興元年(402)以司馬元顯為首的軍隊開始征討桓玄，桓玄攻入京師，殺司馬元顯;元興二年(403)十二月桓玄篡晉稱楚。而此時已避開了這些繁雜的變亂正在家服孝的陶淵明又是怎樣一種狀態呢?

　　此時的陶淵明對于“人間”這一連串事變不會一概不知，但是也許是其本然心性使他不屑于提起這些，也許是他仍舊遵循著阮籍以來許多魏晉人物的處世經驗：“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吧?總之，在這期間所作的《始春懷古田舍》詩二首中，我們看不到現實社會變亂的蛛絲馬跡，聽到的卻是詩人對于農村躬耕生活的源自本心的呼喚和贊嘆。“夙晨裝吾駕，啟涂情已緬。鳥哢歡新節，泠風送馀善。”坐著牛車，伴著鳥鳴，在初春的熏風中，他終于回到了魂牽夢繞的田園。“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這才是詩人的本然的生存境界，也只有這里才是可靠的安全處所。他不用再為“行役”所牽累，他丟掉了儒家的對社會歷史的關懷意向，“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希望以這種方式找回純自然狀態下的本我。陶淵明以荷篠丈人、長沮桀溺自比，來表明他“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躲避亂世的決心。但是我們卻又可以那么深切地感到，在當時混亂、殘酷的現實之中，這份出奇的平靜與悠閑的得來是充滿悲劇意味的。血腥的現實使得每一個具有價值關懷意向的人都不可避免地陷入這樣的困境：熱情的憂慮和憂慮的徒勞。價值關懷面臨著的是遭受世界之邪惡的種種揶揄和否定，使他變得毫無“價值”。陶淵明深切地體會到這一點，“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他只好將這所謂的對社會、歷史的關懷暫置腦后，而尋找另一種可以自適、自足的生存形態——“躬耕自資”。

　　“躬耕自資”的道路之艱辛很快便顯現出來了!一年的勞動，收成甚微，“勁氣侵襟袖，簞瓢謝屢設”的貧困生活掃蕩了初歸田園的欣喜、歡快，一向恬談的詩人終于發出了“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悅”的慨嘆。這時儒家的道德理想又被拿出來作為個人生命精神的支柱，“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這不禁讓人想到《論語·雍也》所載：“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當然，對“隱”這種行為方式，儒道兩家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孔子肯定“隱”是有條件的，他認為“隱”是一種權變，是對人的道德、本性的修煉;而道家主張“隱”，卻是對現實世界完全的消極退避。這個階段的陶淵明并不在意這其中的差異，他只是用它們來鑄造自我的生命形態，使自己在窮困的生活境況中找一個精神的依托。

　　第三次出仕任劉裕參軍

　　晉安帝元興三年(404)，陶淵明已經40歲了，按孔子說法：“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他早該有所建樹了。儒家的倫理價值生命觀對于陶淵明來說，仍是一個根深蒂固的生命情結。就在這一年，他寫了四言詩《榮木》，抒發“人生若寄”時不我待而希望及時建功立業的感情。他在這首詩的序中說：“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九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流露出一種急躁不安的情緒。“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這里的陶淵明不但高標著個人的道德理想，而且又拾回了儒家的價值關懷意向，大有屈原式的求索精神。就是在這種思想的驅動下，他終于又離家出仕，作了鎮軍將軍劉裕的參軍。

　　劉裕起自布衣，初為冠軍孫無終司馬，安帝隆安三年(399)在任劉牢之參軍討伐孫恩時屢建戰功，升任建武將軍。元興元年(402)桓玄入建康篡奪帝位以后，極端殘酷專橫。三年(404)年初劉裕率眾找著反對桓玄篡位，恢復晉王朝的旗號討伐桓玄。兩三個月里就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于三月進入建康。劉裕在這時作風頗不平凡，他“以身范物，先以威禁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二三月間風俗頓改”。而這時桓玄把晉安帝從江州劫持到江陵。劉軍在潯陽附近的桑落洲大破桓軍，劉裕被文武臣僚推為鎮軍將軍、都督八州軍事。劉裕的崛起一時間似乎給晉朝帶來了新的希望!當時的劉裕才干和功績同陶淵明的曾祖長沙郡公陶侃很有相似之處，可見，“四十無聞”的陶淵明邁出投向劉裕的這一步不是沒有根據的。再加上劉裕此時立足未隱，急于招攬文武人才，他對于這個能提早脫離桓玄歸田隱居的江州名士陶淵明也可能是有一定的好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的陶淵明走上了東下京口赴任的道路。

　　就在赴京口任職的途中，他在曲阿寫了一首表露心跡的詩《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來茍冥會，宛轡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疏。眇眇孤舟逝，綿綿歸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降千里馀。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望云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陶淵明自年少時起即寄身事外，傾心琴書，安貧樂道。那么為什么要出任鎮軍參軍呢?按這首詩的說法是：“時來茍冥會，宛轡憩通衢。”盡管入仕并非自己的人生價值取向，但是如果時機來與自己默默相會，那么也不妨撥轉車駕游憩于仕途之中。于是他便準備起行裝，暫時離開田園就任鎮軍參軍去了。乍看來，這次出仕又是陶淵明的一次隨性適意的決定，并沒有偏離他的順就自然的心性特質。但是當我們細看此詩的后半部分時，卻可以清楚地體察到在上任途中的陶淵明再次陷入了人的社會歷史性和人的本然性之間的那種深刻的矛盾之中。雖然他把再入仕途淡釋為一種時機的“茍冥會”，但是那種源自骨子里的濟世救國，建功立業的價值關懷意向卻是難以遮蓋的。這種被陶淵明刻意淡釋的價值關懷意向才是他真正的“心”的樊籠，因為他不可能徹底拋棄它，所以那份“望云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的矛盾和懊悔才顯得分外的真切動人!“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正是因為陶淵明的這份真實的內心矛盾與懊悔，才使得終將歸隱田園的這個人生抉擇逐漸顯現出堅實的情感根基。

　　果然，懷著這種心情赴任的陶淵明，不到一年就又辭去了鎮軍參軍的職位離開了劉裕。這固然與陶淵明此次入仕時的情緒有關，但是劉裕在此間的所作所為也是不應忽視的原因。劉裕雖然有雄才大略，使豪強懾服，但是卻猜忌成性，諸多賢才，多遭翦滅。在桓玄敗死于江陵之后，劉裕全力鏟除其余黨，凡不是劉裕之嫡系均人人自危，即使是那個在戰場上援救過劉裕的劉牢之子劉敬宣，也是提心吊膽地過日子，更何況身為桓玄舊部的陶淵明呢?在價值關懷終于成了有害于生命的“情景”的時候，只有順應自然，避免傷及生命，才是最真實可靠的人生。一個社會的個體的人在無力改變現實的情況下，他能夠把持的只有自然生命，陶淵明太清楚這一點，他只好抽身離開了這個是非之地，以求“全生”。我們大可不必為此責備陶淵明的“知難而退”，也大可不必將屈原與陶淵明不同的價值取向比出個是非高下。我們沒有理由要求每一個個體都去擔綱世界的黑暗，要求每一個個體都有義務像哈姆萊特那樣想去消除世界的殘酷和丑惡，因為我們不能肯定每一個人都有擔當這種義務的心智和能力。面對世界的混亂、不幸和丑惡，一個人能夠不同流合污而獨善其身，“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已經算是一種“超越”。當一個人沒有力量與邪惡抗爭，沒有唐吉訶德那樣的勇氣，拖著孱弱的軀體，挺著一丈長矛向整個城堡挑戰時，我們就沒有理由責備他的軟弱。相反，每一顆“零落成泥輾作塵，只有香如故”的柔弱的心靈，才是值得我們分外珍視的。也正是在這一點上，陶淵明以其平民化的心路歷程打動了無數后人。

　　第四次出仕任劉敬宣參軍

　　41歲的陶淵明離開了劉裕后于義熙元年(405)改任江州刺史、建威將軍劉敬宣的參軍。這只是陶淵明“終返班生廬”之前的一個過渡。劉敬宣就駐軍在陶的家鄉潯陽，離陶淵明在柴桑的家很近，他選擇在此任職也一定有所考慮。劉敬宣雖然頗受劉裕的器重，但是他深知自己不是劉的親信，地位不穩，所以當劉裕任命他為建威將軍、江州刺史時，他曾固辭。安帝反正后，劉裕的權勢更重了，驚恐不安的劉敬宣立即自表解職。三月份陶淵明銜命使都可能就是代劉敬宣向朝廷上表。經錢溪時，作有《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一首。

　　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飆矯云翮。眷彼品物存，義風都未同。伊余何為者，勉勵從茲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終懷在壑舟，諒哉宜霜柏。

　　面對“事事悉如昔”、“義風都未隔”的一片山川、人情，這時陶淵明的筆下蕩盡了“脂我名車，策我名驥”的豪邁進取這心，勾銷了“時來茍冥會，宛轡憩通衢”的自我勉勵，更減少了“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的矛盾和猶豫，他歸田的“終懷”已定，詩中只是把舊有的意向堅定地重新申述罷了：“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被重申為“伊余何為者，勉勵從茲役?”“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被重申為“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被重申為“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也被重申為“終懷在壑舟，諒哉宜霜柏。”在這些意向不斷被重復的過程中，陶淵明的生存原則逐漸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變化：在殘酷而邪惡的現實面前，作為個體的人根本無力對抗強大的現實力量，當對于社會的價值關懷被轉化為毫無價值時，陶淵明開始懷疑了，他懷疑價值關懷本身是否有意義?這是充滿否定意味的懷疑，“伊余何為者，勉勵從茲役?”在他看來，這種價值關懷意向本身就是盲目和虛無的。在“大濟蒼生”的意向被否棄了之后，個體的本然生命的意義便被推到了最前面，擺脫社會形態的拘限，重新拾回人的本然狀態便成了現階段的主要任務。“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陶淵明此時是歸心已決。所以當劉敬宣離職后，他也就“心憚遠役”，決主去職還鄉了。

　　第五次出仕為彭澤令

　　同年秋天，陶淵明回到故鄉后，又作了八十余日的彭澤令，這是他13年仕途的最后一站。此次出仕的原因和經過，蕭統的《陶淵時傳》敘述得頗為詳細：

　　……后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因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嘆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

　　陶淵明這次出任彭澤令的原因他有明確的表述：“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也就是為以后的歸隱生活做物質上的準備。《歸去來辭序》中陶淵明也曾自己說明：“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但是這種為求“三徑之資”而做官的行為更是他推崇人的本然心性的“真心”所不容的，“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如果前幾次出仕還是在人生價值取向層面上的矛盾和懷疑的話，那么這次的出仕則只是出自物質目的的權宜之計，這對于“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的靖節先生來說，肯定是會自行唾棄的。在他決定“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的時候，恰又遇到督郵來縣，這就促使他決心以程氏妹喪于武昌為借口而毅然“自免去職”回到了他原本非常熱愛的田園。所種的粳竟未嘗顆粒到口，以秫釀酒的計劃也完全澆空!陶淵明13年的仕途生活便就此結束了!他永遠地告別官場，開始了他“躬耕南畝”的隱逸生活。這一年是晉安帝義熙元年(405)，下距晉朝滅亡還有15年。

　　縱觀陶淵明從29歲到42歲13年中的五次出仕的目的以及四次歸隱的原因，我們不難發現他離開田園出仕多年，最終回歸田園又走上隱逸之路是與晉宋時期動蕩的政治背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的。魯迅說：“東晉一代政治，常有悍將構亂，跟著也有名將定亂，所以政象雖不甚佳，也還保持水平線以上的地位，到淵明時代卻不同了”。謝安，謝玄一輩名臣相繼凋謝，在陶淵明20歲到30歲這一階段，先是會稽王司馬道子和王國寶專權，與王恭、殷仲堪一黨互相牽制，政治極其腐敗，又有各地擁兵將帥，爭權奪勢。從他33歲時起，東晉開始內亂，孝武帝被殺，即位的安帝是個白癡，王恭、殷仲堪和司馬道子、王國寶在混戰中兩敗俱傷。接著是孫恩造反，司馬元顯專權，桓玄東下攻陷京師，總攬朝政，誅殺司馬元顯。元興二年(403)桓玄篡晉，自稱楚王。接著桓玄的部下劉裕起兵討伐桓玄，殺安帝、立恭帝。

　　在陶淵明56歲時，劉裕篡晉稱宋，毒死恭帝，東晉最終滅亡。這一切變亂都發生在陶淵明的家鄉附近，甚至陶淵明有三次出仕都是任職于軍幕，投身其中某種政治勢力之下。處于政治的血雨腥風中的他，面臨著人生的悲苦與荒唐。全體生命的無用、無能被真實地推到了社會中每個人的面前。陶淵明只有兩條路可走：要么，以救世濟時之心，拋開個人的生死利害，積極地投身于政治漩渦之中，逞“逸四海”之猛志。當然，陶淵明如果選擇這一條路就先需要明確桓玄、劉裕、劉敬宣哪一個值得他為之拼死效力。要么，遠離是非之發，拋開對社會的價值關懷意向，把握住生命的有限性，在“獨善”和“固窮”中尋求生命的意義。第一條路，陶淵明不是沒有試過，他在東晉政局最動蕩的時候，選擇了最足以影響東晉政局的兩個軍府，這實在是需要鼓足勇氣的決定。可是，當他真的投身其中時，便很快因見到事不可為而急忙退身了。于是“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的陶淵明幾經思想的矛盾，幾經情感的掙扎后，終于走上第二條路，回到他眷戀的田園。盡管生活艱難，盡管后來朝廷兩次征他為著作郎，但他再沒有動搖翻悔過。因為現實的政治風云的起伏變幻使他深切地感到：人的性命的無常而短暫，在混亂的世界中，個體的人所能抓住的只能也只應是生命的自然，而隱逸則是與“自然”相親合的最佳道路。

　　談到“自然”，我們不能不提起魏晉時代的那場“人的覺醒”。魏晉以前，儒家的社會倫理哲學忽略了個體生命的死亡問題以及人生的苦難問題，僅僅一句“未知生焉知死”便抹殺了探討死亡問題的重要意義。而魏晉時期，歷史現實的殘酷性，把人的生存價值擺到了世人面前。在魏晉文士看來，人所擁有的只是自然的性命，而且恰恰是個體的這種自然性命是無常的、短暫的，終不免一死的，任何關于人的道德規定都無法掩蓋這一事實。即然認識到生死亦大矣，那么人存在的唯一意義就在于盡情享用人的本然生命的有限性和現世生活的今生性。所以倡導人從價值生存形態返回到自然生存狀態便構成了這場“人的覺醒”的實質。所謂“自然生存狀態”其實包含兩重意義：即外部的自然生存狀態和內部的自然生存狀態。外部的自然生存狀態是指自然景物，山水田園的客觀環境，而內部的自然生存狀態則是指順應生活的本然的心理意向。陶淵明深受魏晉時期“人的覺醒”的思潮的影響，在仕與隱的抉擇過程中，他批評性地吸取了這種哲學思潮的精髓。雖然他也同樣探討“大化”、“大象”的運轉規律，但是他更注重將玄虛的“理”落實到人事代謝的規律上，“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雖然他也同樣向往生命的自然生存狀態，但是他并不摒棄人生的真正的存在價值。既然“富貴非吾愿，帝鄉不可期”，那么只有“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他所追求的是美德和節操的永存，正因為陶淵明的自然觀始終是以追求人生價值和思考人事代謝的規律為落腳點，所以“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的陶淵明的隱逸思想就必定高出于前代的隱士，也正因為陶淵明在出與處這一生命抉擇中是幾經徘徊而最終走回田園的，所以，陶淵明的隱逸思想絕無逐時從眾的盲目性也無附庸風雅的虛偽性，而讓人感覺到的是更實在，更真切。他經過了反復實踐之后更加認識了隱逸之路的價值，肯定了回歸田園的抉擇。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識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揚，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忻載奔。僮仆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云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予以春極，將有事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無愿，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耕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一篇《歸去來辭》成了陶淵明與昏暗、喧囂的政治現實徹底絕襲的宣言。他沿著自己選擇的隱逸之路執著地走著，追索著那種與眾不同的人生的存在價值。正是陶淵明所做的這種對人生價值的探索，陶淵明所開辟的生存境界，成為他田園隱逸詩的創作基礎，奠定了他作為“隱逸詩人之宗”的地位。

　　拓展知識：

　　《歸去來兮辭》全文分為十六解。每四句一解。回歸家庭、親近自然、隱于田園、躬耕山野、勤于詩書、酒內忘憂、樂天知命。層次清晰，一層一層遞進，一直解開心結，最后下定了隱的決心，心隱。

　　陶淵明在經歷過悲痛和憂慮后，內心獲得喜悅和解脫，完成了從身隱到心隱的轉變。就像他創作的很多詩作都表現出一種堅守寒廬，寄情山水田園的愜意人生之道，一種超凡脫俗、安于清苦的隱士之風和追求沖淡閑遠、恬靜自然的人生品性。比如，“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寄身天地，返璞歸真，順其自然，自然為人，做自然人，如此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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