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中最早的作品大約成于西周時期，根據《尚書》上所說，《豳風·鴟鸮》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華大學的一批戰國竹簡（簡稱清華簡）中的《耆夜》篇中，敘述武王等在戰勝黎國后慶功飲酒，其間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詩《蟋蟀》，內容與現存《詩經·唐風》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關系。最晚的作品成于春秋中葉，據鄭玄《詩譜序》，是《陳風·株林》，跨越了大約500年。

1、《詩經》收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時期大約五百多年的三百零五篇詩歌。內容上分為風、雅、頌三部分，其中“風”是地方民歌，有十五國風，共一百六十首；“雅”主要是朝廷樂歌，分大雅和小雅，共一百零五篇；“頌”主要是宗廟樂歌，有四十首。表現手法主要是賦、比、興。“賦”就是鋪陳（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比”就是類比（以彼物比此物也），“興”就是啟發（先言它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詩經》思想和藝術價值最高的是民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伐檀》、《碩鼠》就是“風”的代表作。

2、包含“風”“雅”“頌”和修辭手法“賦”“比”“興”，合稱《詩經》的“六義”。風、雅、頌，是詩經的體裁，也是詩經作品分類的主要依據。

“風”的意義就是聲調。它是相對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統治地區——而言的。是不同地區的地方音樂，多為民間的歌謠。《風》詩是從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等15個地區采集上來的土風歌謠。共160篇 。大部分是民歌。根據十五國風的名稱及詩的內容可推斷出詩產生于如今的陜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和湖北北部等。

“雅”是“王畿”之樂，這個地區周人稱之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當時把王畿之樂看作是正聲——典范的音樂。周代人把正聲叫做雅樂，猶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帶有一種尊崇的意味。朱熹《詩集傳》曰：“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辭氣不同，音節亦異。故而大小雅之異乃在於其內容。”

“頌”是宗廟祭祀的樂歌和史詩，內容多是歌頌祖先的功業的。《毛詩序》中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這是頌的含義和用途。王國維說：“頌之聲較風、雅為緩。”（《說周頌》）這是其音樂的特點。

3、賦、比、興，是詩經的表現手法，也就是現在所說的修辭。

賦：反復鋪陳。“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朱熹《詩集傳》，賦即鋪陳，也就是直接鋪陳敘述。是最基本的表現手法。如“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即是直接表達自己的感情。

比：打比方。“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朱熹《詩集傳》，比即比喻、打比方，也就是比喻之意，明喻和暗喻均屬此類。《詩經》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變化。如《氓》用桑樹從繁茂到凋落的變化來比喻愛情的盛衰；《鶴鳴》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來比喻治國要用賢人；《碩人》連續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膚，“瓠犀”喻美人之齒，等等，都是《詩經》中用“比”的佳例。

興：起興。“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朱熹《詩集傳》，興即烘托、襯托，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為所詠之內容作鋪墊。它兼有了比喻、象征、烘襯等的手法，但正因“興”原本是思緒無端地飄移和聯想而產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較實在的意義，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虛靈微妙的。它往往用于一首詩或一章詩的開頭。有時一句詩中的句子看似比似興時，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來判斷是否是興。。如《關雎》開頭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原是詩人借眼前景物以興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關雎和鳴，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間的和諧恩愛，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確定。又如《桃夭》一詩，開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寫出了春天桃花開放時的美麗氛圍。可以說是寫實之筆，但也可以理解為對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說這是在烘托結婚時的熱烈氣氛。例衛風·氓中“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就是興。大約最原始的“興”，只是一種發端，同下文并無意義上的關系，表現出思緒無端地飄移聯想。就像秦風的《晨風》，開頭“鴥彼晨風，郁彼北林”，與下文“未見君子，憂心欽欽”云云，很難發現彼此間的意義聯系。雖然就這實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時代懸隔才不可理解，但這種情況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現代的歌謠中，仍可看到這樣的“興”由于“興”是這樣一種微妙的、可以自由運用的手法，后代喜歡詩歌的含蓄委婉韻致的詩人，對此也就特別有興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陳出新，不一而足，構成中國古典詩歌的一種特殊味道。

“賦”和“比”都是一切詩歌中最基本的表現手法，而“興”則是《詩經》乃至中國詩歌中比較獨特的手法。“興”字的本義是“起”，因此又多稱為“起興”，對于詩歌中渲染氣氛、創造意境起著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