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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斷刑論》經權之道
【導讀】柳宗元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稱“柳河東”、 “河東先生”，因官終柳州刺史，又稱“柳柳州”。柳宗元與韓愈并稱為“韓柳”，與劉禹錫并稱“劉柳”，與王維、孟浩然、韋應物并稱“王孟韋柳”。
眾所周知,唐代文學的特色,是詩歌,詩歌的代表作者是李白、杜甫。其它散文，也很發達，散文的代表作，是韓愈、柳宗元。[1]而其中韓愈、柳宗元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尤為重要，他們的文風改變了當時流行的四六駢文體，用古文取代駢文在社會上的地位;所謂古文：首先重點在“古道”，其次是“兼通其辭”，是以修文辭以明古道。后來，漸引導了柳宗元的“文者以明道”名句，韓愈、柳宗元的散文漸漸互相輝映。“韓愈始以古文為學者倡，柳宗元翼之，豪健雄肆，相與主盟當世”[2]成為唐代文學的另一特色。
一、柳宗元思想與寫作特點
唐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唐代河東(今山西省永濟縣)人。世稱“柳河東”。 后遷柳州刺史，故又稱“柳柳州”。柳宗元一生撰寫詩文無數，留下600多篇詩文作品，其詩多抒寫抑郁悲憤、思鄉懷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為世人稱道者，是那些清深意遠、疏淡峻潔的山水閑適之作。山水游記是柳宗元代表作之一，《天說》為哲學論文代表作，收錄在《河東先生集》，《柳宗元集》。《河東先生集》即《柳宗元文集》，劉禹錫編，宋初穆修始為刊行。
柳宗元重視文章的內容，主張文以明道，認為“道”應于國于民有利，切實可行。他注重文學的社會功能，強調文須有益于世。他提倡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的完美結合，指出寫作必須持認真嚴肅的態度，強調作家道德修養的重要性。他推崇先秦兩漢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經典及《莊子》、《老子》、《離騷》、《史記》等學習借鑒，博觀約取，以為我用，但又不能厚古薄今。
柳宗元的散文，與韓愈齊名，唐中葉，柳宗元和韓愈在文壇上發起和領導了一場古文運動。他們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論和文學改革觀點。首先，在文章內容上，針對駢文只重刑式，不重內容、空洞無物的弊病，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等文風內容。要求文章反映現實，“不平則鳴”，富于革除時弊的批判精神。其次，在文章形式上，提出要革新文體，突破駢文束縛，句式長短不拘，并要求革新語言“務去陳言”、“辭必己出”刪去繁復無謂的冗句。此外，他還指出先“立行”再“立言”，指出身教的重要意義。韓、柳二人在創作實踐中身體力行，創作了許多內容豐富、技巧純熟、語言精練生動的優秀散文。這是一種進步的文學主張，韓、柳的古文運動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柳宗元的論說作品也不少，論說包括哲學、政論等文及以議論為主的雜文。筆鋒犀利，論證精確。柳宗元的思想與政論分不開，并且常常融入在他的散文中。《天說》為哲學論文代表作。《封建論》、《斷刑論》為長篇和中篇政論代表作。《晉文公問守原議》、《桐葉封弟辯》、《伊尹五就桀贊》等為短篇政論代表。柳宗元哲學思想也受佛教影響，尤是政治失意時，往往向佛教尋找精神上的解脫。不難看出，柳宗元的創作與他的生活經歷常常融為一體。他一生常常在政治斗爭中犧牲，在創作中多是對政治批評。
國學大師胡樸安、胡懷琛指出“在文學的范圍以內。前人誤為是文學而實非文學的，一概刪除了不敘。實為文學中很好的作品，而為前人所不注意。﹍﹍。韓愈的〈原道〉，柳宗元的〈斷刑論〉，不是被舊文學家誤認作文學作品么?其實何嘗是。” 〈原道〉和〈斷刑論〉所講的，都是偏向哲學。他的形式，雖然是用“縱橫文”的方法，然“縱橫文”也非文學。[3]〈斷刑論〉是以“縱橫文”寫作結構，然文筆犀利，立論清晰，論據充份，是一篇富有氣勢的論文。
二、《斷刑論》“刑以秋冬”的“偽”與“惑”
《斷刑論》是柳宗元的一篇政論散文。全文980字，論述唐代行刑制度的執行期流弊，指出“刑以秋冬”制為因循守舊，“未盡于經權之道”;而且欠缺人道精神，“非為聰明睿智者設”。論文立論明確，文筆犀利，富有氣勢，充滿辯論色彩。從儒家“經權之道”的原則評儒家“順天應時”的原則，達到“以子之茅，攻子之盾”的效果，情理俱備，是一篇較佳的思辯性作品。
漢代統治者根據“天人感應”理論，實施了“秋冬行刑”的刑罰執行制度。“秋冬行刑”原于西周立國初年“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西漢統治者為鞏固君權，弱化民心，正式將這一司法制度寫入漢律，即“王者生殺，宜順時氣”。統治者根據“天人感應”理論，規定春夏不執行死刑，即是凡被判處死罪的人，立春時不能執行，必須等到秋后才能處決，除謀反大逆等“決不待時”以外。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4]秋天霜降后，天地始肅，殺氣正至，便可申嚴百刑，以表示“順天刑誅“。時隔一千多年之后，“ 秋冬行刑” 制便為唐律所承襲，也是唐朝死刑執行的慣用制度。但柳宗元在《斷刑論》中旗幟鮮明地指出“ 刑以秋冬”的刑罰觀點是“ 偽也”。
唐代思想家柳宗元的《斷刑論》下篇,批判了中國傳統的死刑執行制度—“秋冬行刑”制,指出“刑以秋冬”的刑罰觀點是“偽也”。文章分為三個論點, 首先，柳宗元認為“刑以秋冬”制,“偽”在不能“罰務速而后有懲”;其次，認為“刑以秋冬”,“惑”在“言天而不言人”,借“天命”而愚民;第三，“刑以秋冬”但不知在仁與智中作出平衡抉擇，“滋惑矣”，惑在“未盡于經權之道”。
柳宗元分析出“刑以秋冬”的“偽”與“惑”自有其論據。第一點，“賞務速而后有勸，罰務速而后有懲”，由于人有隨性“為善者怠，為不善者懈”，會導致“是毆天下之人而入于罪”法律就失去了其殺一儆百的震懾威力。若能“為善者不越月逾時而得其賞”，“為不善者不越月逾時而得其罰”就可以“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這樣刑嘗才能達到教化人民的效果，“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第二點，統治者用“ 順時得天”的理論標榜其殘酷刑罰制度的人道，以顯示“ 德政”的恩澤;但是囚犯身披又重又臟的木、鈇加鎖，在獄吏的忝治下，加上“大暑者數月，癢不得搔，痹不得搖，痛不得摩，饑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實是苦不堪言，生不如死。第三點，在以上2點的前題下，仍堅持“刑以秋冬”, 則是“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惑”在因循守舊,拘泥時令，雖是名稱為仁義之制，而實非圣人的仁義心。
另外，在《答劉禹钖天論書》[5]中，柳宗元也曾反復申明自己的觀點，他以為，萬物的“生殖與災荒是自然規律發展的結果，國家的“法制與悖亂”是統治階級主觀意志的體現及施政行為的結果。前者是自然活動，后者是社會活動，二者“其事各行不相預”[6]柳宗元指出，“刑以秋冬”貌似順應天時，悲天憫人，實是殘忍。書中與柳宗元在《斷刑論》中描述到：“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吏，大暑者數月，癢不得搔，痹不得搖，痛不得摩，饑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怨號之聲，聞于里人。”恰好互相呼應，也就是柳宗元思想與言論的一致性。
三、“刑以秋冬”未盡于經權之道
“經權之道”出自《孟子》，孟子根據孔子人生經歷，為孔子申辯，提出了經典名言“執中無權，尤執一也。”(《孟子·盡心章句》上)。意思是執守中道是人應該遵守的做人原則，但在抉擇時也要權衡輕重，以不失仁義為本。由此可知，儒家十分注重實現中庸之道，同時在實踐中庸之道的過程中也需要順應適時地變通，決不能因循守舊，執守一種道理。
柳宗元提出“刑以秋冬”是未盡于經權之道。在《斷刑論》中“為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于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 他認為“經”是常道，“權”是達到常道，二者都是屬于仁、智的事。只有經無權陷于拘泥，但只注重權無經就成為悖論----更不可取。而且“是二者，強名也。”只是名稱而已，重點在運用恰當，適得其宜才算是中庸之道。“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為名者，大中之器用也。”他批評當時墨守成規的人，“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進一步論述真正的實行仁、智的統治者是“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佛吾慮。合之于一而不疑者，信于(一本無“于”字)道而已矣。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為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天”不過是填充于宇宙問的物質之“氣”，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無意識的存在，有心”者，正在于圣人。總之，“生植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者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預，而兇豐治亂出焉。[7]
柳宗元在批判“賞在春夏，罰在秋冬”和睦順時令效法于天的錯誤觀點的同時，指出人事在于“順乎人心，合于中道”之“經”及賞罰要及時之“權”的“經權”觀。可見，柳宗元的經權觀與其“天人不相預”思想緊密聯系，可以說后者正是其經權觀的理論前提。[8]兩個偏向：“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只懂得“經”而不了解“權”、運用“權”，不是真正懂得“經”，知“經”內在包含著對權變的通曉和應用，知“權”是知“經”的條件;同樣“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知“權”也暗含著對“經”的正確把握、理解及遵循，知“經”又是知“權”的條件。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相應的結論：“偏知而謂之智，不知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只懂得權變而忘卻或忽視“經”之把握和遵循，是偏見之知，而非明智之“智”;片面的守常，囿于“經”“常”之約束而不知變通、權宜，不知合理運用“經”“常”就不是真正的“仁”德之舉。[9]
大多學者認為，柳宗元《斷刑論》一文回擊了當時法律思想界的“天刑”說,提出了新的“斷刑”觀點—“罰務速而后有懲”。這一刑罰觀點的提出,從司法制度的角度表現了柳宗元要求變革的政治主張,同時,也是柳宗元“天人相分”自然哲學思想內容中的精彩言論。但筆者認為《斷刑論》還有哲學的涵意，周初到漢代訂立“順應天時”的理念本來就是站在人道立場，基于一種生道精神，為囚犯討取寬容的對待，多取一點生存時間。但時移世易，牢籠的環境與設備差，坐牢的人增多，衛生環境也簡陋，這種延長的生存，反而成為悖論，成為囚犯增加痛苦。因此，柳宗元也是從人道主義立場，為囚犯爭取減少痛苦的時間。柳宗元對唐代制度的深入思考，反省后所提出的個人觀點，對受刑的惻忍之心。
[1] 胡樸安、胡懷琛著，《唐代文學》，香港：商務印書館，1965，頁1。
[2] 《唐代文學》，頁7。
[3] 參考《唐代文學》頁3-4。
[4] 《后漢書》帝章紀。
[5] 《柳宗元集》卷三十一。
[6] 翟冰林，解讀柳宗元的《斷刑論》，當代教育論壇，2005(06)，頁90-91。
[7] 李伏清《柳宗元“ 經權”觀發微》，求索，2008(03)，頁117。
[8] 《柳宗元“ 經權”觀發微》，頁117。
[9] 參考《柳宗元“ 經權”觀發微》，頁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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