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政論諷喻

　　導語：前人有一種說法：韓愈文章超過柳宗元，但議論不及柳宗元。柳宗元的管理思想，不像韓愈那樣偏于基礎，而是面向實用。

　　柳宗元的政論，影響較大的首推《封建論》。他認為，分封和郡縣兩種制度，都是歷史發展的情勢造成的，周的分封到了春秋，王室衰微，諸侯得勢，有的問鼎輕重，有的射中王肩，諸侯尾大不掉，君臣秩序完全亂套，所以，以郡縣替代分封是勢之必然。周之敗，敗在分封，“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敗，敗在人怨，“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柳宗元把分封制失敗的原因歸于制度造成的賢不肖混亂。他強調，治天下之道在于得人，“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分封制采用世襲方法，是否賢能完全出于偶然，“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而郡縣制由君主委派官吏，可以做到選賢任能。柳宗元的這篇政論，對“制”與“政”加以區分，說明了不同歷史條件下制度作用和人為作用的不同效果，為管理思想提供了新的視角。

　　然而，柳宗元的論證縝密程度不夠，有時會走向偏激。他在比較分封制和郡縣制時，強調秦制的優越，除了以漢承秦制為依據外，還聲稱“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從而隱含著對郡縣制之弊視而不見的危險。由此，他把分封看作私天下，而把郡縣看作公天下，把帝制之私僅僅看作能力之私而非產權之私，甚至宣稱“公天下之端自秦始”，顯然立論不當。在《四維論》中，柳宗元認為廉恥出自禮義，有禮義必然講廉恥，無廉恥肯定沒禮義。所以他斷言：“吾見其有二維，而未見其所以為四也。”這種偏失顯然忽視了言詞含義的豐富性，是以自己的定義作為標準定義形成的論斷。較極端者，是他在《舜禹之事》中，把曹丕代漢與舜禹禪讓相提并論，認為盡管在公與私、仁與強方面有所不同，但漢已失德，人心歸魏，“丕嗣而禪，天下得之以為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這就偏離了公認的禪讓定義。

　　柳宗元的政論文章多有這種過分自信帶來的偏差。不過，也恰恰是這種偏差，使他能夠提出一些別人不能企及的見解(例如認為漢獻帝禪讓與舜禹禪讓性質一樣)。在多數情況下，這種新見解可以起到推動變革的作用。例如，他對漢代以來強調天人感應而形成的死板月令就不以為然，在《時令論》中主張“圣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于人，備于事，如斯而已矣”，因事而異，不必拘泥。在經與權的關系上，他在《斷刑論》中進一步發揮道：“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全在是否恰當。“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權變只要符合道義就足矣，無需考慮過多。這對于管理中的靈活變通，確實有所裨益。然而，也有可能走到另一方向。永貞革新的失敗，一大原因就是這批年輕新貴不按常規打破章法造成的。所以，柳宗元的這種論述，可以促使后人進一步思考：如何在打破常規與規范程序之間取得平衡?

　　在《六逆論》中，柳宗元對《左傳》所載的衛國大夫石說的“六逆”進行了分析。六逆是指“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種行為，向來被人們看作致亂根源。柳宗元則認為，“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確為亂源，而“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卻是求治之本。他論證說，“賤妨貴”是指擇嗣違反嫡庶準則，“遠間親、新間舊”是指選官用人打破親疏遠近關系，然而按照嫡庶擇嗣，按照親近故舊選官，就有可能貴、親、舊而愚蠢，賤、遠、新而圣賢。擇君置臣是治國要務，只能求圣賢，不能看嫡庶親疏遠近新舊。柳宗元的這種說法，在當時屬于振聾發聵的言論。但這種言論影響到當時的太子選擇，徹底得罪了憲宗，也導致了八司馬翻不了身。所以，柳宗元的這一論述以及他的遭遇，又可以促使后人進一步思考，在“正確的”與“現實的”道理面前，管理者應當如何考量?

　　柳宗元的大量寓言故事，有的直白，有的隱晦，從不同角度闡述管理思想。他的《羆說》是一個與《黔之驢》類似的寓言。說的是動物之中，鹿怕，怕虎，虎怕羆。有個獵人能夠吹出各種野獸的聲音。他用鹿鳴引誘鹿，卻召來了;于是趕快用虎叫驅趕，又召來了羆。這下他再沒有辦法了，最終葬身于羆。這就像進入黔地的驢，自己本事不強還要挑戰虎，最后死于虎口一樣，說明“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食也”。管理中的內功修煉和外在機遇，同樣遵循這一邏輯。在《觀八駿圖說》一文中，柳宗元借題發揮，批評按圖索驥的教條做法。“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于駿也。”追慕圣人，相信那些圣人異像的傳說，不在現實的人物中尋求，最終同樣不能有得于圣人。柳宗元因此而感慨道：“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圣人出矣。”這幾乎就是一篇古代的實踐檢驗真理標準的宣言書。，以貪得無厭的為喻，說明官場上“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不知戒的危害，寥寥數語就把貪欲降低智商的道理說得活靈活現。他的《三戒》，以臨江之麋告誡人如何分清敵友，以黔之驢告誡人們要有自知之明，以永某氏之鼠告誡人們要居安思危。他的《敵戒》一文，則說明了“敵存滅禍，敵去召過”之理，告誡人們“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這些，都以不同方式表達出相應管理思想的內涵。

　　柳宗元的紀實故事，從不同角度揭示為官之道。他的《捕蛇者說》，以寫實筆法描繪出“苛政猛于虎”的社會現象，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實際上是要表達做官箴誡。他的《種樹郭橐駝傳》，強調其種樹訣竅是“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而不是“愛之太恩，憂之太勤”，反而危害樹木自然成長。種樹之道完全可以移植到官府。官府的揠苗助長行為，不論是出于好心還是出于惡意，最終都會擾民害民，養人之術就是順人之欲和遂人之性。在柳宗元與吳子陵討論晉國為何稱霸的緣由時，他辨析了“利民”和“民利”的區別，強調利民是上位者賦予的，而民利是民眾自己獲得的。“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晉問》)統治者重民，只是接近民利卻不等于民利，無為不言，垂拱自化，才有真正的民利。由此推論，柳宗元在《送薛存義之任序》中對官吏的職守提出了“官為民役”的新觀點。“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民眾耕種土地，拿出十分之一的收獲雇用了官吏，指靠官吏為自己提供公平正義。就像傭工拿了主人的工錢，怠工誤事，甚至盜竊主人財物，主人肯定要發怒懲罰。當今百姓不敢對不負責任的官吏發怒懲罰，不過是官吏有勢而已。勢不同而理同，做官必須明白這個理，才可知恐知畏。這種論證，在《送寧國范明府詩序》中，借寧國令范傳真之口，說出“夫仕之為美，利乎人之謂也”的道理，“夫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拿了百姓提供的俸祿，只有惠及百姓，才可心安理得而無愧于人。由此，柳宗元提出，為官即便是教化手段，也不是高高在上支配民眾，而是對民眾的服務回報。 　　柳宗元的《梓人傳》，也是一篇管理思想杰作。京兆有一位楊姓工頭，床少了一條腿都不會修，卻能指揮工匠建造京兆官署。究其緣由，該人并不會木匠的具體技藝，卻具有規劃領導才能。柳宗元由此推論，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要各在其位，各盡其能，梓人之道與宰相之道相通。輔佐天子的宰相，條理綱紀，整齊法制，就像梓人的規矩繩墨;“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就像梓人安排工匠各盡其能;身居朝廷放眼天下，政務大略胸有成竹，就像梓人繪制圖紙有序實施;選拔能者，黜退不能者，各盡所能而不越俎代庖，就像梓人善運眾工而不自炫其能。那些不懂此道的管理者，往往以具體做事為能，以炫耀技藝見長。“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能矜名，親小勞，侵眾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于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實際不知體要，不諳相道。柳宗元由此看到管理與技術的不同，領導與做事的不同，為“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于人”給出了新的解釋。

　　在建中之亂時，段秀實以笏版擊朱，剛烈就義。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狀》，則將正史不載的段秀實逸聞記錄在案，從而說明關鍵時刻表現出的剛勇氣節，來源于平時的習慣積累，校正段秀實是以一時激憤成就名聲的誤解，同時也為管理者在習慣與決斷、平素行徑與臨危不懼之間的關系上提供新的認知，促使人們了解日積月累在事業發展中的重要性。

　　在《宋清傳》中，柳宗元介紹了一位長安藥材商人。這位商人宋清似乎不追求贏利，到他那里賣藥的人可以賒賬，到了年終，他看著堆積如山的欠條債券，約摸不能收回的就一燒了事。而且他還特別注重藥材質量，用他的藥見效快，所以醫生也樂意讓病人上宋清這兒。盡管宋清不以發財為意，但他卻能獲得大利。有人說宋清犯傻，有人說宋清有道，宋清卻說自己不過是一個“逐利以活妻子”的商人，既不犯傻也非得道。柳宗元感嘆道：“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由此推論，人際交往中的所謂 “市道”，不過是“炎而附，寒而棄”而已，豈可道哉!柳宗元的本意是諷刺當時官場像商人，商人卻像君子，但道出了商業的本質，與今日馮侖所說的“追求理想，順便賺錢”同出一理。

　　總體來看，柳宗元的管理思想呈發散型，尤其是他的寓言和紀實文字，多有靈光乍現式的管理感悟，他的政論，也往往采取舉一反三的說理路數，涉及到各種各樣的管理問題。但他的管理思想與韓愈相比，并非基礎原理方面的深度挖掘，多屬就事論理的智慧思考。當然，韓文也有借題發揮，柳文也有基礎分析，但他們的偏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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