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捕蛇者說寫作特點

時間：2024-11-16 09:43:41 柳宗元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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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捕蛇者說寫作特點

　　柳宗元所處的時代，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歷史轉折時期。柳宗元看到“永州之野產異蛇”，聽到有蔣氏者“專其利有三世”的事例，他以進步的思想和身邊的素材構思了這篇《捕蛇者說》。下面是文學網小編Lynn整理的唐代詩人相關內容。(更多唐代詩人信息請關注文學網)

　　【原文】

　　《捕蛇者說》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嚙人，無御之者。然得而臘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瘺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

　　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向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于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即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嘩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后矣，又安敢毒耶?”

　　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于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饑渴而頓踣一作：餓渴)

　　【寫作特點】

　　一、使用襯托突出重點

　　第一部分即是第一自然段，重點突出了永州之蛇的特點。開頭至“無御之者”，極力刻畫出蛇的毒性異常，令人聞之色變。接下來至“殺三蟲”寫出了蛇的功用異常。而這也是造成永州捕蛇者命運悲劇的重要原因：封建統治者征集異蛇，每年征收兩次，可以抵消應繳納的租稅。作者僅用“爭奔走”三個字，就寫出了永州百姓爭先恐后、冒死捕蛇的情形。百姓懼怕原因即繁重的賦役。

　　文本寫毒蛇之害以襯托重賦苛政之害。捕蛇以抵賦，蔣氏之祖、父死在這上頭，而蔣氏卻甘愿干此差事，襯托出“賦斂之毒有甚于蛇毒”。

　　二、使用對比表現主題

　　第二部分從“有蔣氏者”到“又安敢毒邪”，是寫捕蛇者自述悲慘遭遇，筆法曲折。是全文的重心。先說蔣氏“專其利三世矣”，但這是以他祖父、父親的死于非命和自己的九死一生為代價的，不能不說是一大諷刺。既然這樣，好心的作者準備幫他解決困境。出人意料的是，蔣氏“大戚”，并“汪然出涕”，開始了沉痛的陳述。蔣氏的這番話大致有以下幾層意思：一是恢復他的賦役將會使他遭遇更大的不幸;二是蔣氏祖孫三代在這個地方居住長達六十年，親眼看到同村的人因為繳納賦稅，背井離鄉甚至十室九空，而只有自己因為捕蛇才得以僥幸生存下來;三是兇暴的官吏到鄉下催租逼稅時飛揚跋扈，到處叫囂，到處騷擾，弄得雞犬不寧;四是說自己愿意一年當中冒兩次生命危險去換取其余時間的安樂。

　　蔣氏的這番話，主要運用了對比的手法。以他“以捕蛇讀存”和鄉親們“非死則徙”相對比;以他“弛然而臥”和鄉親們的驚恐相對比;以他“一歲之犯死者二”和鄉鄰“旦旦有是”相對比，說明捕蛇之不幸，確實“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

　　文章從多角度進行對比，從各層面揭示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死亡與生存的對比：文章以其鄉鄰60年來由于苛賦之迫而“非死則徙”的遭遇與蔣氏“以捕蛇獨存”的狀況作對比，觸目驚心地表明“賦斂之毒有甚于蛇毒”。鄉鄰的痛苦是“旦旦有是”;而蔣氏“一歲之犯死者二焉”。諸多對比有力地突出了文章主題。

　　《捕蛇者說》敘事開篇，因事而感，因感而議。柳宗元由異蛇引出異事，由異事導出異理，即由蛇、征蛇、捕蛇、捕蛇人、捕蛇者說依次刻畫描寫，以蛇毒與賦斂之毒相對舉而成文。全文先事后理、因前果后，處處設比，文風委婉曲折，波瀾縱橫，脈絡清晰，層層遞進。閱讀本文時應注意行文的曲折和卒章顯志，對比的寫法。

　　三、使用議論、抒情表達寫作目的

　　第三部分即文章結尾段，是議論和抒情的完美結合。作者聽完蔣氏的話后，深受震動。引用孔子的話可謂恰到好處，由“苛政猛于虎”類推出“孰知賦斂之毒有甚于蛇毒乎”這一結論，并且用“蛇毒”襯托“賦毒”。“故為之說，以俟乎觀人風者得焉”則是作者寫作此文的根本目的。從中可看出作者的無奈：自己如今位卑權輕，無能為力，只有寄希望于那些視察民風的封建官員。讀來倍感憤懣。

　　【創作背景】

　　柳宗元所處的時代，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歷史轉折時期。公元755年安祿山之亂后，中央政權與藩鎮不斷鞏固自己的勢力，對人民加重賦稅。史書記載：中唐賦多而重，除法定的夏、秋兩稅外，加征種種苛稅。繁重的苛捐雜稅，使勞動人民苦不堪言，如再遇天災，無疑雪上加霜，他們紛紛逃亡、流浪，以至十室九空。柳宗元在唐順宗時期，參與了以王叔文為首的永貞革新運動。因反對派的強烈反抗，革新運動一百四十多天后失敗，順宗退位，王叔文被殺，柳宗元貶為永州(今屬湖南)司馬。在永州的十年期間，柳宗元大量地接觸下層，目睹當地人民“非死則徙爾”的悲慘景象，感到有責任用自己的筆來反映橫征暴斂導致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希望最高統治者能借此體察民情，推行善政。柳宗元看到“永州之野產異蛇”，聽到有蔣氏者“專其利有三世”的事例，他以進步的思想和身邊的素材構思了這篇《捕蛇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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