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筆下的梁實秋

　　文學大師梁實秋臺北故居正式揭牌，梁實秋小女兒梁文薔、詩人余光中、聞一多長孫聞黎明等共同出席揭牌儀式。同日，“梁實秋學術研討會”在臺北開幕。本版今日特編發(fā)與詩人余光中亦師亦友的黃維樑先生的文章，看看余光中筆下的文學大師梁實秋。

　　余光中筆下的梁實秋，最有趣的應是他買腰帶的事。梁氏“有點發(fā)福，腰圍可觀”，據(jù)說他總買不到夠長的腰帶。有一次，“他索性走進中華路一家皮箱店，買下一只大皮箱，抽出皮帶，留下箱子，揚長而去。”

余光中的“人文主義”

　　梁實秋(1902-1987)和余光中(1928-)是兩代才人，各領風騷，都有文學大家以至大師的稱號。余是梁的私塾弟子，1987年在文章中曾謂如無實秋的提掖，只怕難有光中的今天。余光中在梁氏生前和身后，寫過多篇文章談論老師其人其文，篇幅在四千字以上的有1967年的《梁翁傳莎翁》、1987年的《文章與前額并高》、1988年的《金燦燦的秋收》、1995年的《尺牘雖短寸心長》四文。評說作家，不離“人文主義”手法，即兼及其人其文。余光中的《并高》與《尺牘》二篇主要談人，《梁翁》與《秋收》二篇主要論文。

　　梁余二位都是人師，都堪稱大師;梁翁傳莎翁，余師怎樣傳梁師呢?

用工筆戲筆為梁實秋造像

　　當年余光中這位后生之結識前賢梁實秋，他自稱為“獵獅”。1951年臺灣大學學生余光中23歲，如李賀之于韓愈，把一疊詩稿呈給在省立師范學院(后稱師范大學)任教的文學名家梁實秋，不久后梁氏來函加以鼓勵，余氏趨梁府拜訪，由是相識。余光中把“仁藹”“雍容”的“文章鉅公”比作一頭白象，又喻為“文苑之獅”。有獵獅(lion-hunting)事件。又有索序事件。又有“飲一八四二年葡萄酒”事件。1842年產(chǎn)的葡萄酒?夏菁有疑惑：“后來我知道，如果這瓶酒真是百年陳酒，可能要值數(shù)千美金;1842年或許只是酒廠創(chuàng)設的年份。”又有“送你去美國讀一趟書，你去嗎?”事件。

　　梁實秋翻譯了莎士比亞全集，卻從未涉足過這位英國國寶的故鄉(xiāng)，對于梁翁不去莎翁故鄉(xiāng)所持的理由，余氏的反應是：“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余光中筆下的梁實秋，最有趣的應是他買腰帶的事。梁氏“有點發(fā)福，腰圍可觀”，據(jù)說他總買不到夠長的腰帶。有一次，“他索性走進中華路一家皮箱店，買下一只大皮箱，抽出皮帶，留下箱子，揚長而去。這倒有點世說新語的味道了。”

　　“買帶還箱”是活生生的一幕趣劇。趣劇的主角形貌神態(tài)如何，余氏另有刻劃。為梁實秋造像者，多用意筆潑墨，似乎只有余氏用工筆重彩：

　　五十歲左右的梁實秋——談吐風趣中不失仁藹，諧謔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國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機智。他就坐在那里，悠閑而從容地和我們談笑。我一面應對，一面仔細地打量主人。眼前這位文章巨公，用英文來說，形體“在胖的那一邊”，予人厚重之感。由于發(fā)岸線(hairline)有早退之象，他的前額顯得十分寬坦，整個面相不愧天庭飽滿，地閣方圓，加以長牙隆準，看來很是雍容。這一切，加上他白皙無斑的膚色，給我的印象頗為特殊。后來我在反省之余，才斷定那是祥瑞之相，令人想起一頭白象。

散文翻譯批評：智仁勇

　　余氏認為梁氏散文的特色有四：“首先是機智閃爍，諧趣迭生，時或滑稽突梯，卻能適可而止，不墮俗趣。”“其次篇幅濃縮，不事鋪張，而轉折靈動，情思之起伏往往點到為止。”“再次是文中常有引證，而中外逢源，古今無阻。”“最后的特色在文字。梁先生最恨西化的生硬和冗贅，他出身外文，卻寫得一手地道的中文。”“他的散文里使用文言的成分頗高，但不是任其并列，而是加以調和。”“梁先生的散文在中歲的《雅舍小品》里已經(jīng)形成了簡潔而圓融的風格。”

　　《秋收》晚《并高》十個月寫成，時梁氏已逝世快將兩個月;蓋棺評論，余氏在《秋收》中加上對梁氏散文的文學史透視式評價：“五四以來有數(shù)的散文大家”。其筆法和意義，類似于劉勰把《離騷》等“楚辭”作品評為“詞賦之英杰”。

　　余氏認為“梁實秋這三個字和翻譯是不可分的”，又說譯莎翁全集是“海格力斯大業(yè)”，其“有恒而踏實的精神真不愧為譯界典范”。余光中寫過無數(shù)對翻譯的實際批評，尋章摘句析論各家所譯濟慈、雪萊等詩篇的得失。然而，在四篇文章中，他沒有一字一句是對梁譯具體細節(jié)的評論。

　　這就像在評論梁實秋的散文時，余光中沒有一字一句引述梁氏的具體作品一樣。他對梁氏的散文卻只是總而言之、統(tǒng)而言之，如此“惜墨如金”地不摘其金句、不稱其“墨寶”，難免會使梁氏和余氏的忠實讀者都感到可惜。

　　余氏極重視梁實秋的文學批評，在四篇文章中，篇篇對此有所論述。在以莎譯為論題的《梁翁》中，他用了四分之一篇幅稱述梁實秋的文學理論與批評，諸如反浪漫主義、反文學階級性、反文學進化論。他提到魯迅對梁實秋的批評，為之辯護，表揚其風骨，認為其文學批評“對于中國新文學最具重大意義”。

　　《秋收》文成近一個月之后，即1988年1月初，在臺北市郊北海墓園《秋之頌》焚祭典禮上，余光中帶領梁氏在世時的門生友好向梁翁致敬，并朗讀焚《秋之頌》誦文。誦文長五百多字，以下為其第二、第三段，其中他以智仁勇這些中國傳統(tǒng)美德稱頌梁翁：

　　您一生，兼有智、仁、勇三種品德。青年時代，您是勇者，為了保衛(wèi)繆斯而大聲疾呼，身陷重圍而不畏懼。中年時代，您是智者，高超的創(chuàng)作與翻譯，灌溉了臺灣的文壇。老年時代，您是仁者，在您周圍的人，無論是家人、朋友、同事、學生，都因為親近您而得到溫暖，受到鼓勵。葬您在靠山面海的北海墓園，因為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而勇者敢于面對天地之悠悠。

析余光中的梁實秋論

　　余光中詩文雙璧，其作品如玉含光，光耀中華文壇。他書寫梁實秋的篇章，雖然不代表他散文創(chuàng)作的最高成就，不充分反映“藻耀而高翔”(《文心雕龍·風骨》語)的余體風格，卻也有可觀賞之處。四文的題目，都是他匠心的善構。《秋之頌》的書名，也有適人適文之美。此名含秋字，而梁實秋的文學成就是值得大家稱頌的;梁氏是英國文學專家，對濟慈的《秋之頌》詩意，自然甚感親切。《秋之頌》的涵義，上引的焚書誦文已有道及。余氏用智仁勇頌贊梁實秋，其誦文的立意與修辭，也妥貼佳勝。

　　以文豪稱梁氏，可見余氏早有推崇。1992年余氏在議論莎翁十四行詩中譯時，提到梁氏，尊他為“譯界大師”，然而，有兩件事始終使人困惑。一為余氏對梁氏的散文和譯作，一直未見具體的引證和析評，這事上文已提及。二為在余氏任總編輯的文學大系余氏所撰序言之中，梁實秋之名或隱而不現(xiàn)，或只見輕輕提及。為什么呢?這要另文細說了。

梁氏弟子傳芬芳

　　梁實秋逝世后，有為紀念他而設的“梁實秋文學獎”。余氏對此獎的參與，可說最為持久有力，最為動人。“躁進的青年”早變成仁藹的詩翁，年過八旬，余翁仍然年年親力親為，從事上文筆者說的“次海格力斯大業(yè)”。近年余翁數(shù)度為梁翁文學館的建立而發(fā)聲。余氏青年時詩風的開拓受梁氏啟迪，在反對中文過度西化一事上，大概也有梁氏的影響。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在散文創(chuàng)作方面，余氏的文學史地位應該高于其師。從青果詩人到青松詩翁，余光中對梁先生之恩，卻一直沒有忘懷;他多次為文稱頌其師的人與文，致力發(fā)揚其師所從事的翻譯專業(yè)。梁氏晚有弟子傳芬芳。

　　濟慈原作、余光中譯的《秋之頌》始于“瓜盈果飽”之句;余氏筆下，梁實秋的累累文學收成誠然是“金燦燦”的，這位文學大師的“文章與前額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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