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語言辨析解讀《紅樓夢》的主旨

時間：2024-10-13 07:05:19 紅樓夢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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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語言辨析解讀《紅樓夢》的主旨

　　1916年1月，蔡元培撰寫的《石頭記索隱》開始在《小說月報》連載，次年由商務印書館結集出版，一時坊間熱傳而多次再版，至1930年已出至第十版。蔡元培認為，《石頭記》，也就是《紅樓夢》一書，旨在排滿，是一本宣傳復明滅清之作，并進一步將小說中的人物與歷史人物對號。在他看來：“《石頭記》之為政治小說，絕非牽強附會”。

　　1921年，胡適發表了《紅樓夢考證》一文，批評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是“大笨伯”猜“笨謎”，為此他列舉了大量史料，論證曹雪芹是《紅樓夢》的作者，《紅樓夢》是曹雪芹家世自述，進而倡導建立科學研究的新紅學。但是，爭論并未到此結束。1922年，蔡元培在《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中再次闡述了自己的觀點，指出研究作者與版本固然重要，但小說中的故事情節“絕非無考證之價值”。在以蔡元培為首的索隱派看來，新紅學的研究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從而為紅學領域的長期論爭埋下了伏筆。

　　1972年，臺灣出版了杜世杰的《紅樓夢原理》，后來又出版了增補本的《紅樓夢考釋》，堅持蔡元培的思路并將其發展，認為《紅樓夢》的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抄寫存”或“抄寫勤”的諧音。作者應該是吳梅村。吳梅村是明末清初的著名詩人，心懷亡國之痛，不能補天而深自愧悔，所做之詩多隱史含事，從而符合《紅樓夢》的作者身份。

　　新世紀以后，以劉心武為影響最大的索隱派在大陸也不絕如縷，其核心也基本是蔡元培《石頭記索隱》的延伸與發展，將康雍乾三世的歷史與《紅樓夢》中的情節、人物進行對比研究，諸如賈寶玉是石頭變的，是假玉，是假傳國玉璽。圍繞寶玉而進行的釵黛之爭，實質是明清之爭。黛玉是明朝的代表，寶釵是清朝的代表。蔣玉菡是明太子，將玉含著也！胡庸醫亂用虎狼藥，引得寶玉大罵，表面是罵胡庸醫，其實是罵清政府等等。

　　是這樣嗎？為了澄清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從語言的角度，對《紅樓夢》進行簡略分析。因為，語言是作家的生命線，作家的民族不同，時代不同，小說中所運用的語言自然也不一樣，由此入手而判斷作家的民族與時代，進而分析其所創作的主旨，換言之，判斷《紅樓夢》的主旨是否為復明滅清，應該是一條簡單而清晰的捷徑。

　　眾所周知，《紅樓夢》是一部用北京話創作的小說。推溯歷史，北京話歷經了唐幽州語、遼金幽燕語、元大都語和清初滿式漢語幾個階段。清雍正中期以后，滿式漢語逐漸消泯，只存痕跡；到了嘉慶、道光時代，這種痕跡基本消失；道光以后，便進入現代范疇的北京話了。《紅樓夢》的語言當然不是現在的北京話，且保留了不少滿式漢語，甚至不少幽燕語的殘余，從而為我們指明了作者的民族與時代的可能，當然也就透泄出作者的創作主旨。

　　第六回，正是秋盡冬初，天氣冷將下來，家中年事未辦，劉姥姥的女婿狗兒心中十分煩惱。劉姥姥勸他到賈府走動走動興許會得到些好處，劉姥姥說：“二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還好，如今自然是你們拉硬屎，不肯去俯就他，故疏遠起來。想當初，我和女兒還去過一遭。他家的二小姐著實響快，會待人的，倒不拿大。”“看承”是“對待”、“對”的意思，源自幽燕語；“拿大”也是幽燕語，”是“自大”的意思，現在的北京話里間或用之。第八回，寶釵生病了，寶玉前去探望，進入門里見到寶釵坐在炕上做針線。寶玉問寶釵：“姐姐可大愈了？”寶釵含笑回答：“已經大好了，倒多謝記掛著。”第二十六回，怡紅院里的丫鬟紅玉，丟了一塊手絹，被賈蕓拾到了，紅玉懷疑是自己的，待要去問又不好意思，正在猶豫不決、神魂不定之際，小丫頭佳蕙走來，問她：“你這一程子心里到底覺怎么樣？依我說，你竟家去住兩日，請一個大夫來瞧瞧，吃兩劑藥就好了。”第八回的“大愈”與此回中的“竟”字，也是幽燕語，相當于今之北京話里的“好”與“索性”的意思。

　　同樣，在《紅樓夢》中也充斥不少滿式漢語。第三回，寶玉問黛玉有沒有玉，黛玉說沒有，寶玉登時發起癡來，將項下的玉摘下來，狠命摔下去，罵道：“什么稀罕物！”“我也不要這勞什子了！”當天晚間，黛玉偷偷抹眼淚，襲人勸黛玉不要傷心，說：“姑娘快休如此，將來只怕比這個更奇怪的笑話還有呢！”“有”是謂語動詞，將謂語動詞放在句末，則是典型的滿式漢語。而在同一回，賈母吃過晚飯后，讓王夫人離開，說：“你們去吧，讓我們自在說話兒。”王夫人聽了，連忙起身，帶領鳳姐與李紈離開。賈母問黛玉念得何書，黛玉說：“只剛念了《四書》。”黛玉又問探春等姐妹們讀什么書，賈母道：“讀得什么書，不過是認得兩個字，不是睜眼的瞎子罷了！”“罷了”源自滿語dabala，相當于“不過……而已”的句式。而這個句式，在第十三回再次出現。在這一回，秦氏故世，賈珍哭得淚人一般，眾人連忙勸慰，說：“人已辭世，哭也無益，且商議如何料理要緊。”賈珍拍手道：“如何料理，不過盡我所有罷了！”又如，第五十一回，晴雯身體不適，寶玉喚來一個老嬤嬤，吩咐道：“你回大奶奶去，就說晴雯白冷著了些，不是什么大病。”“冷”相當于今天北京人說的“著涼”，也就是感冒。“白”，則來自滿語baibi，意謂“僅僅”。寶玉說晴雯的病是“白冷著了些”中的“白”便是此意，意思是晴雯僅僅是感冒了而已。

　　以上所舉，不過是《紅樓夢》里幽燕語與滿式漢語的少數之例。常瀛生先生在《北京土話中的滿語》一書中例舉頗多，這里不再贅述。總之，《紅樓夢》內出現的幽燕語與滿式漢語，說明《紅樓夢》的作者應是清初之時居于北京的滿族人，而不可能是江南吳梅村一類的漢族人。在清代，滿族是統治民族，作為統治民族的一員，怎么可能創作出反對自己民族，倡言興明滅清的著作呢？這樣的主旨豈非癡人說夢，一如胡適所譏笑的是“大笨伯”猜“笨謎”呢？但是，雖然如此，胡適并沒有駁倒蔡元培，原因在于以胡適為代表的紅學家，注重對《紅樓夢》的版本與曹雪芹的家世進行考證，而不是在《紅樓夢》的文本上下功夫，不進行敘事與語言研究，也就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證據而讓索隱派無話可說，從而只能流于文字之間的彼此討伐。以蔡元培為首的索隱派嘲笑以胡適之為首的考據派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原因就在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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