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為何敢對皇帝吹胡子瞪眼
導語：韓愈，是一個著名的文學家，散文成就很高，以“文起八代之衰”在當時受到了人們的廣泛關注。同時，更是一個了不起的政治家，在中央做官時，
韓愈，是一個著名的文學家，散文成就很高，以“文起八代之衰”在當時受到了人們的廣泛關注。同時，更是一個了不起的政治家，在中央做官時，他意氣風發，評點時政，敢對皇帝老子吹胡子瞪眼；被貶到偏遠小縣后，也是胸懷磊落，盡自己所能，真心實意地為老百姓辦了不少好事。
一、直言敢諫的風骨
公元803年，韓愈當上了監察御史，這是一個紀檢的位置，負責糾察朝中官員是否稱職，有沒有違法亂紀的事情發生。韓愈很滿意這個位置，準備在任上一展才華，要通過自己的努力，上對得起皇帝的信任，下給天下百姓創造一個好的生活環境。上天好像也故意在考驗韓愈的才能和膽識，這一年，關中地區大旱，顆粒無收，老百姓沒有吃的，只能是到處乞討。而朝廷的有關部門卻對這種現象視而不見，不僅不減免人民的賦稅，發放販濟，反而欺上壓下，變相多收。韓愈從儒家的“仁政”思想出發，認為老百姓是國家的根本，如果人民都沒有好日子過，起來造反，最后遭殃的還是國家。就給德宗皇帝上了一篇《論天旱人饑狀》，如實描繪了因天早造成的損失和災民吃不上飯、草根樹皮都被吃光的慘相，請求免除賦稅，發放救災糧。接著，又就京城中的強買強賣現象發表了一大通議論。德宗皇帝是個只愛聽好話、不愛聽實話的人。一生氣，就撤了韓愈的官，并把他貶到邊遠的連州陽山(今廣東陽山)去當縣令。這是韓愈政治上遇到的第一次大挫折，當時真有點讓他蒙了頭，但他很快清醒過來，覺得自己做的沒錯，雖然被貶也不后悔。所以，當后來韓愈又被召還到朝中為官時，他仍然是本色不改。
在唐代，佛教特別流行，到了唐憲宗時，更是喜歡佛教到了癡迷的程度。由于有皇帝的提倡和支持，信佛的人在全國也就非常普遍。當時陜西風翔法門寺有一座護國真身塔，塔里面供奉著一節佛祖釋迎牟尼的指頭骨。對于佛教信徒來說，這可是了不起的“圣物”，每三十年拿出來展覽一次，供大家膜拜。公元819年正月，憲宗皇帝派人把它從寺中請出，準備拿到皇宮中供奉三天，以表示皇帝的虔誠。這個舉動更使朝廷內外、舉國上下的信佛活動幾乎達到了瘋狂的程度。在這片狂熱中，韓愈是清醒的，他對這件事極力反對。寫了一篇措辭尖銳的《諫迎佛骨表》向憲宗進諫。詳細闡述了佛教對國家的危害，并說自東漢以后所有信佛的皇帝就沒有一個長命的(這等于是在咒憲宗皇帝早死了)，萬萬不可信佛。還提出應該把那段骨頭交給官府，一把火燒掉，再把灰扔到水里沖走，以徹底斷絕人們的佛念。并表示“如果佛祖真的有靈，能給人們降禍，那么一切禍殃都沖我韓愈來吧。”真正是鏗鏘有力、擲地有聲。這份上表在朝廷上下激起了軒然大波，憲宗皇帝當然是聽不進去的，盛怒之下，要把韓愈處死。多虧大臣裴度、崔群等人極力地說情，他才免了死罪，再次被貶偏遠的廣東潮州去做刺史。
二、勤政愛民的典范
韓愈被轟出朝廷之后，家屬也被趕出長安，年僅十二歲的小女兒不堪顛沛流離，生病慘死在驛道旁。政治失意，家庭蒙難，韓愈的心境之苦可想而知。然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他沒有消沉、沒有頹喪，而是不忘修身治國的本色，在潮州訪民疾苦，興利除弊。
按當時的規矩，朝臣被貶到地方之后，是沒有實權的，只能領少數的生活費。被貶的人一般都是在磨時間等朝廷大赦，以便東山再起，決不會主動參政。更不會去想著為老百姓做點什么實事。韓愈卻不是這樣，他立志要用自己的所學所能給民眾做些好事。他初到潮州上任的時候，正好趕上潮州境內的河流鱷魚成災，給當地老百姓的生產生活都帶來了極大的威脅。偏偏這里的百姓都很迷信，認為鱷魚是水中的神靈，不能傷害。每到鱷魚成災的時候，只是向江里投下屠殺后的牛羊豬狗等物，沒有別的辦法。扔的那點食物當然不夠鱷魚吃的，上岸傷人的`事也就時有發生。韓愈決心要為百姓除去鱷魚這一禍害，他一方面寫了一篇洋洋灑灑的《祭鱷魚文》，以神靈的外衣應對當地的迷信風俗，拿到江邊大聲宣讀，命令鱷魚自行離去，說給你們七天的期限，到時再不走，就要采取強力行動了。另一方面準備了弓箭棍棒，選了一批精壯青年，武力驅逐，終于將為害己久的鱷魚轟到了大海里。之后又是興修水利，推廣北方先進的耕作技術，給封閉的潮州大地帶來了五谷豐登的好年華。還針對嶺南地區奴隸買賣比較普遍的現實，下令賣身為奴者可以用錢贖，沒有錢贖的也應該得到工錢，攢夠了工錢就可以獲得自由，以后不得再買賣、蓄養奴隸。為從根本上改變這里的落后面貌，韓愈開始興教育，辦學校，推廣普通話。正是由于韓愈這種不計個人榮辱、體察民情、真心為一百姓辦實事的胸懷，使他贏得了潮州百姓的愛戴，雖然在潮州只有短短的八個月，卻使一片山水盡姓韓：鱷魚曾經為害的溪水，被稱為韓江，城東的筆架山，也被改叫韓山。
離開潮州之后，韓愈改任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這里也是奴隸買賣猖獗，并且還有借債到期不還子女就要去給債主當奴的風俗。韓愈不僅把已經淪為奴隸命運的七百多名男女青少年，統統贖還給他們的父母，還徹底廢除了以子女抵債的陋俗，使更多的窮人避免了淪為奴隸的悲慘命運。
三、忠君衛道的人杰
不可否認，韓愈是忠君的。
雖然他多次向皇帝上書，直陳時弊，然而這正是大忠的表現。不盲從，不明哲保身，敢于說真話，說實話，體現了封建時代知識分子難能可貴的品質。同時，當君王有難、皇權不穩時，他更能挺身而出。
統兵在外的大將割據一方、不聽朝廷調度是唐朝自玄宗以來的老問題。到了中后期更是愈演愈烈。814年，淮西節度使吳少陽病死，他的兒子吳元濟自立為節度使，公開背叛朝廷，發兵攻掠周邊地區。當時朝中主和的大臣眾多，御史中丞裴度極力主張應該派兵征討，韓愈給憲宗上《論淮西事宜狀》支持裴度。平叛的戰爭打起來后，由于將領不齊心、指揮不得力等原因竟斷斷續續地打了四年，到了817年，裴度在憲宗的支持下，到前方親自督戰，擔任前敵總指揮，并任用韓愈為行軍司馬(參謀長)。韓愈先行來到沐州(今河南開封)，恩威并用，勸說駐軍首領韓弘歸順朝廷，剪除了吳元濟的羽翼，使吳元濟陷于孤立無援的境地。接著韓愈又向裴度建議派兵直人蔡州(今河南汝南)吳元濟的大本營，為平叛行動的最后勝利起了重要作用。叛亂平定后，韓愈也以功升任刑部侍郎(副部長)。
821年，朝廷派往鎮州(今河北正定)的節度使田弘正被手下大將王廷湊殺掉，王廷湊自立為節度使，并發兵四處攻擾。穆宗為此調發了十五萬大軍前往討伐，但卻遲遲攻打不下，反而被王廷湊圍困了河北另一重鎮深州(今河北深縣)。次年二月，穆宗派遣韓愈前去王廷湊營中“宣慰”，實際上就是讓他去當“說客”。朝中的大臣們都認為此行險惡，兇多吉少，搞不好連性命都難保。韓愈的好朋友元植不斷嘆息“韓愈可惜”，以為他一定有去無回。穆宗也告訴韓愈說，要見機行事，不一定親自到叛軍營中去。但韓愈認為既然領受了皇帝的命令，就應該勇往直前，臨危不懼，不管有多大危險和困難也不能退縮。他騎馬直入王廷湊軍中，在叛軍的刀劍相逼中面不改色，對王廷湊曉以利害，并列舉了安祿山、史思明等叛軍的例子，勸他遵從朝廷的領導。后來王廷湊被說服，設宴招待韓愈，送他回朝。
韓愈自幼飽讀詩書，二十五歲考中進士，深受儒家正統思想的影響。在他眼中，忠君衛道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他的忠君，卻不是愚忠，是在符合儒家道義基礎上的忠。儒家思想中重視民眾生活、敬鬼神而遠之的處世原則，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精神境界給他以很大的影響。所以，在君王的皇權不穩時他能不避艱難，當皇帝迷信神佛時他能直言抨擊，當百姓生活困苦時他能大聲疾呼、想辦法解決。
四、文傳后世的名家
雖然韓愈作為一個封建時代的官員來說，其事跡是可圈可點的，也是杰出的。但是，真正使他傳名于后世，卻是他的文學成就。他的《講學解》中“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師說》中“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馬說》中“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等都成為流傳千古的名句。正因為他在文學上的杰出成就，被后人尊奉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更把韓愈的散文與杜甫的詩歌并列，稱為“杜詩韓筆”。蘇軾也稱他是“文起八代之衰”，他與柳宗元一起倡導的古文運動，開辟了唐朝以來古文的發展道路。
從來是文為心聲，韓愈的文學創作也是這樣。作為唐代古文運動健將，他畢生以發揚儒家學說，排拒佛、老思想為己任。他寫的散文、詩歌，絕不是無意義的吟誦或是往來唱和，而是為他的政治主張服務的。在占主體地位的論說文中，抨擊現實中不合理的因素是其主要內容。如在《原道》、《諫迎佛骨表》、《原性》、《師說》等篇中，鮮明地突出了尊儒反佛的特點，以巧妙的布局、分明的層次全面闡述了佛教的危害以及從師學習的必要。而《雜說》、《獲麟解》、《送窮文》等，則是嘲諷社會現狀的犀文，既比喻巧妙，寄寓深遠；又構思奇特，鋒芒畢露。
此外，韓愈又是一位卓越的詩人，是中唐時期韓孟詩派(韓愈、孟郊)的領袖，與元白詩派(元鎮、白居易)相對立，一生留下了四百多首詩篇。他的詩，與他的散文一樣，具有深刻的現實內容。意境開闊，想象奇特，洋溢著浪漫主義的氣息。
縱觀韓愈的一生，雖然積極追求功名，但并不滿足于個人的富貴，而是始終把天下蒼生放在首位。他認為，作為一個士大夫，對社會、對國家應該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感，應該以天下為己任。因此，他在朝中遇事能搶先發言，說別人想說而不敢說的話；在被貶之后能不計個人榮辱，盡所能為民眾做些好事實事，表現了一個正直的儒家士大夫應有的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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