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蘇東坡《赤壁賦》

　　說到文章本身，首先應注意到它體裁方面的特點。它是“賦”，不是純粹散文，卻也不是詩，更不等于今天的散文詩。它是用比較自由的句式來構成的帶有韻腳的散文，卻又飽含著濃厚的詩意。這在當時是一種新文體，是古典散文從駢文的桎梏中沖殺出來取得勝利后的一個新成果。可是這種新體的“賦”很難寫，自宋代的歐陽修、蘇軾以后，便不大有人染指了。既然它是“賦”，就應具有賦的特點。《文心雕龍·詮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蘇軾寫這兩篇賦，沒有按照漢魏六朝時代的作家寫賦時那樣大量堆砌辭藻，但比起他本人的其他文章來，文采顯然要多。至于“體物寫志”，則《赤壁賦》以“寫志”為主，“體物”的部分著墨不多，卻也精警凝煉，形象鮮明。作者在賦中所鋪張的內容，主要不是景物和事件，而是抽象的道理。但作者所講的抽象道理是通過形象、比喻、想象、聯想以及憑吊古人和耽賞風月等方式來完成的，并不顯得空泛或枯燥。這是在古人傳統的基礎上有所創新的結果。試以歐陽修《秋聲賦》與之相比，歐賦的說理內容就未免過于抽象了，因此不及此賦更為扣人心弦。此外，漢魏的賦一般在開頭結尾都有短幅敘事，中間有主客問答，此文亦具備。可見作者并沒有脫離傳統“賦”體的規格，從體制上講，它仍符合作“賦”的要求。我們說，文學作品要繼承傳統。卻不一定求其必遵循老路。蘇軾正是本著這種創新精神來寫《赤壁賦》的。

　　其次，從貫穿全篇的思想內容看，《赤壁賦》所反映的有兩方面的意思：一是“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這同《念奴嬌》的開頭“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意思相近;二是抓住時機耽賞大自然的江山風月，亦即《念奴嬌》結尾的“一樽還酹江月”。而主導思想乃偏重于后者。但這兩層意思都是從篇中所歌唱的“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兩句詩生出來的，這就不難看出蘇軾的立足點和采取這種生活態度的原因。也許有的讀者會說，《赤壁賦》中并沒有什么值得肯定的進步思想，不過主張“及時行樂”而已。這話當然不錯。但在這篇賦中“及時行樂”的思想并未從文章中正面反映出來，讀者所感受到的乃是作者希望一個人不要發無病之呻吟，不要去追求那種看似超脫塵世其實卻并不現實的幻想境界;而應該適應現實，在目前這種寧靜恬適的(盡管它是短暫的)環境里，不妨陶醉于大自然的懷抱之中。而文章的成功處乃在于它有一種魅力，即大自然之美足以使人流連忘返，不得不為之陶醉。這種沉浸于當前的適意的境界中的滿足，正是蘇軾一貫的生活態度。特別是處于逆境之下。這種生活態度總比畏首畏尾、憂心忡仲或無所作為、意志消沉顯得樂觀曠達，顯得有生機和情趣。因此，在特定的生活條件下和在常人已無法忍受的處境中，這種生活態度應該說尚有其可取的一面。而作者在《念奴嬌》的收尾處，雖然說了“一樽還酹江月”的話，卻沒有擺脫掉“人生如夢”(一本作“人間如寄”)的空幻與悲哀。比起這篇賦來，就顯得有些不足了。

　　因此看來，《赤壁賦》在藝術方面的成就乃是主要的。作者在篇中馳騁著意氣縱橫的想象力，仿佛“所向無空闊”的“天馬”;同時卻又體現出作者細密的文心，謹嚴的法度，無論遣辭造句，都不是無根據無來歷的脫離傳統藝術淵源的任意胡為。作者戛戛獨造的創新之處無一不建筑在深厚而堅實的功力的基礎之上。清代方苞評此文說：“所見無絕殊者(沒有什么特別與眾不同的地方)，而文境邈不可攀。良由身閑地曠(心地曠達)，胸無雜物，觸處流露，斟酌飽滿，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豈惟他人不能摹效，即使子瞻更為之，亦不能調適而鬯(暢)遂也。”可為定評。蓋表面看去似揮灑自如，仿佛沒有費什么氣力，實際上卻是思路縝密，一絲不茍：這正是蘇軾文章的不可及處。

　　下面我們逐段進行分析講解。全篇共分五段：

　　第一段從開頭“壬戌之秋”到“羽化而登仙”。這是“賦”的正文以前一段簡短的敘事，這里面又分三小節：

　　第一小節共四句，點明時間、人物、地點。這是寫賦的正規筆墨，如一篇長詩前的小序。

　　第二小節共五句，前兩句寫景，后三句寫事，亦即把客觀的景物和主觀的言行錯綜著、交替著來寫。我在前面曾說，本篇以寫志為主，不強調對景物的描述;因此本篇的景語只有四句，即此處的“清風徐來，水波不興”和下一小節的“白露橫江，水光接天”而已。但這四句極凝煉簡括，“清風”二句寫風與江。“白露”二句寫月與江。總之，景物描寫只為點出“江”和“月”來，作為后文“寫志”時舉例用的。而當前，作者已寫出月下江景，不必更多費筆墨了。

　　“誦明月之詩”兩句與下文“月明星稀”兩句同一機杼，蓋文人游山玩水，很容易從客觀景物聯想到昔日所讀的作品，然后再由前人的作品生發出自己的感想來。此處寫月未出而先用《陳風·月出》作引子，“誦明月之詩”兩句是互文見義，但有時這種互文見義的句子不能前后互換。因為“窈窕之章”是在“明月之詩”里面的，內涵大小不同，所以小者不能擺在大者之前。而先“誦”后“歌”，亦合于詩人吟詠時實際情況。人們對景生情，總是感情愈來愈激動，“歌”比“誦”要更牽動感情，故誦在先而歌在后。于此可見作者文心細密之處。

　　第三小節仍是先景后事，由事生情。造語自然生動，然多有所本。用“徘徊”寫月光移動，古詩屢見，如曹植《七哀》“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張若虛《春江花月夜》“可憐樓上月徘徊”及李白《月下獨酌》“我歌月徘徊”。“白露橫江”句亦從《春江花月夜》“空里流霜不覺飛”化出，“水光接天”句化用趙嘏《江樓感舊》“月光如水水如天”，“一葦”用《詩經·河廣》“一葦杭之”’“萬頃”用謝惠連《雪賦》及范仲淹《岳陽樓記》，“馮虛御風”用《莊子·逍遙游》，“遺世獨立”用李延年歌，“羽化”用《晉書》，“登仙”用《遠游》。其自然生動之妙，在于句偶而文字并不對仗，得古賦之神(如《九歌》中“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即是句偶而文不對仗者)。

　　這一小節每句都依次第先后而寫成，不容移置。“少焉”以下寫月出，由“出”而“徘徊”。“白露”二句是月出后所見，由水上而天空，由近而遠。“縱一葦”句是寫主觀的游者，“凌萬頃”句是寫客觀的江面。“浩浩乎”句寫泛舟江上的現象，“飄飄乎”句則寫舟中人的心情感受。筆勢流暢，宛如信手拈來，詞語皆有出典，卻不著堆砌痕跡。

　　從“于是飲酒樂甚”至“泣孤舟之嫠婦”是第二段。這里面自然分作兩層，歌詞是一層，蕭聲是又一層。作者描繪簫聲屬于“體物”，但“體物”卻是為了“寫志”。蘇軾在這篇賦中以“哀”“樂”對舉，借主客問答以寫志抒情，其實是作者本人矛盾心情的兩個方面。最后，“樂”戰勝了“哀”，主客同達于“共適”之境界。而“哀”的流露全借助于簫聲。故作者在這里用全力刻畫它。

　　我個人認為，這一篇立意的主句全在此歌的后二句，即“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美人”比君，這兩句寫出了蘇軾的忠君之殷切。忠君誠然是局限，但在蘇軾身上卻應一分為二地對待。忠君思想正是蘇軾思為世用，希望為宋王朝分憂，對功業有所建樹的動力。這里面含有積極因素。下文“哀吾生之須臾”與“共適”于“無盡藏”的江山風月，都從此生發出來，妙在并不著痕跡。一個人既出仕做官，思用于世，遇到小人讒謗，自然有“哀”的一面。但如果從此消極頹唐，不思振作，那就談不到完成忠君的目的。于是當客觀形勢對自己最不利時，便力求胸襟豁達，順乎自然，以適應逆境;同時并不放棄忠君用世的一貫精神，即使在身遭貶謫之際也還要“望美人兮天一方”，這正是蘇軾的主要的、始終如一的生活態度。作者的歌詞中并沒有“哀”的成分，甚至是在“飲酒樂甚”的情況下無心流露出來的，所謂“渺渺兮予懷”，正是思忠君用世而不可得的表現，因此才不得不“望美人兮天一方”。吹簫的“客”是理解歌詞內容的，所以把這一方面的感情加強，用簫聲傾訴出唱歌人內心的哀怨。這樣一來，矛盾就公開亮出來了，于是引起下文，借主客對話把復雜的思想活動和盤托出，卻又涇渭分明。文章構思之巧妙，竟到了使人不易覺察的程度，這不能不說是蘇軾才華洋溢的體現。

　　寫簫聲也是一段精彩文字。“怨”“慕”“泣”“訴”四字抓住了簫聲的特點，也寫出了“哀”的特點。“嗚嗚”寫初吹，字面用《史記·李斯列傳》;“怨”“慕”“泣”“訴”化用《孟子》;“舞幽壑”句，暗用《國史補》里吹笛事;“孤舟嫠婦”暗用白居易《琵琶行》。“如怨如慕”二句，寫簫聲吹人精彩動人處，使聽者情不自禁聯想到人的七情六欲。“余音”二句寫簫聲結束。然后再加上兩句夸張性的比喻，以摹繪其出神人化。

　　第三段是傷時憂國的正面文字，卻從懷古方面落筆，乃見筆力。懷古又先從誦古人詩句寫起，“月明星稀”兩句正從當前江月之景聯想而得，似有意，若無意。從心中的詩句推展開去，然后寫到目中所見之地形，然后把古人曹操推到背景的正面。“方其”以下八句，是推測，是想象，卻全力以赴，大肆渲染，此即所謂“鋪”，乃作賦之正規寫法。這樣就從勾勒背景進而塑造了曹操的形象。“方其”以下，從曹操兵力的強大和地盤的擴張寫出了聲勢和氣派，然后以“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八字勾畫出曹操本人的形象，顯得格外飽滿，有立體感。不這樣寫，人物的形象就不易突出。難在“固一世之雄”句的一總，“而今安在哉”的一跌，最見功力。上一句所謂頓挫以蓄勢，下一句所謂折落以寄慨。“一世之雄”四字看似容易，實為千錘百煉而出，對曹操這個歷史人物確是千古定評。這是本段的上一節，其實也正是《念奴嬌》中“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之意，卻用了另一種手法，便使人應接不暇了。從“況吾與子”以下至“托遺響于悲風”，是第三段的下一節，雖為客語，實反映作者本人思想中的消極面。意思是說，像曹操那樣的英雄人物，在當時也逃不脫失敗的命運，那么在今天這種逆境之中，還有什么必要去建功立業!這一節只是出世思想和消極情緒的反映，而作者卻渲染成如此一段文章，既有古文家所謂的辭采，又不落前人的窠臼，通過形象描寫，還使人不致于產生消沉之感，正是文字有魅力處。“挾飛仙”二句想象奇絕，卻跌入“知不可乎驟得”一層意思中來，于文義為倒裝，于文勢為逆挽，變化無方，起落隨意;以形象、比喻相對比，用意十分醒豁，但又毫無說教者習氣，也沒有抽象的空論，而悲從中來，想超脫塵世又無法逃避現實，真是哀傷到極點了。所以結語“托遺響于悲風”一句寫出不得不 “哀”的一片苦衷。文字寫到這里，真疑山窮水盡，無路可走;不想下一段柳暗花明，用帶有理趣的邏輯思維來反駁這一消極出世思想，把在人意料之中的一點意思寫得出人意料之外，這真神奇了。

　　第四段是比前一段深入一層的正面文字，雖與前一段屬于一對矛盾的兩個方面，卻并非平列的。若從其結構看，又與前文不同。這一段本來只有一層意思，卻化作兩層來寫。水和月同為比喻，作用和性質是一樣的，作者乃把它們分作兩層來說;作者在這一段里所要闡明的只是“不變”這一層意思，卻以變與不變兩者相提并論。這就使文章顯得波瀾起伏。“逝者”句用《論語》“子在川上”一章之意，“盈虛”二句用《莊子·秋水》“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水雖東流長逝，但川上之水仍源源不斷;月雖有圓缺盈虛，周而復始，但月亮還是千古不變的那個月亮。所以用“蓋將自其變者”兩句輕輕一駁，便不再照應，卻把重點放在后面兩句“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所以再反問一句：“而又何羨乎!”不說“而又何哀”，反說“而又何羨”，針對上文“羨長江之無窮”而言，文筆總在不斷變化。蓋有“哀”才有“羨”，無“羨”自然也就沒有必要去“哀”了。上文說“吾生須臾”，此則說“物與我皆無盡”。物無盡，人們能理解;“我”亦無盡，就不易分曉。作者之意，乃是指不朽而言，即所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蘇軾所追求的也正是這個“不朽”。所以其生活態度歸根結蒂還是積極的。下面“且夫天地之間”四句，看似宿命論，其實作者卻是用來對待功名富貴、得失榮辱的，所以其內在涵義并不錯。接下去從“惟江上之清風”直到“而吾與子之所共適”，是作者的正面主張，認為應抓緊時機，享受大自然所給予的美的景物。末句的“吾與子”正好同上文“客”所說的“吾與子”遙相呼應。有人說，這不過是及時行樂的思想，誠然。但其所樂者乃在陶然于自然景物。這就比東漢人所追求的“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古詩十九首》)要高尚多了。可見作者的精神境界并不那么庸俗低級。他所追求的是精神上的解脫而非物質上的享受。他執著于不朽的事業，而對功名利祿卻比較看得超脫，這就同一般的及時行樂思想有著本質上的區別了。

　　第五段仍用簡短的敘事作為全篇的結尾。“客喜而笑”的“喜”和“笑”，與前文“飲酒樂甚”的“樂”，以及“怨”“慕”“泣”“訴”“愀然”“哀”“羨”等描寫感情變化的詞語是聯屬一氣的。這是全文情感發展的線索，直貫通篇。以下的描寫與“飲酒樂甚”句相輝映，而最后兩句則寫盡“適”字之趣，文章亦搖曳生姿，得“余音裊裊，不絕如縷”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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