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學科交流發展中國史學理論的構想論文
世紀之交，展望未來，不少史家強調史學理論研究的重要性，更有學者認為建立嚴謹、系統的史學理論體系是目前中國史學工作者面臨的最迫切的任務。眾人所關注的理論既包括通常所說的歷史理論－－對過去的系統闡釋，也兼指史學理論－－對研究過程的系統概括。的確，治史者不僅要沉潛書卷，鉤沉索隱，鉆研具體問題，還要更上一層樓，善于歸納總結一般性判斷，構建對“過去”的理論詮釋。這一工作并非一蹴可就，必定漫長艱辛，但對中國史學發展來說，又是必不可少的。眼下亟待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建設。
理論源于具體研究，但又不等于具體研究的簡單疊加，而是它的提煉與升華。不過，在中外學術交流日益頻繁的背景下，一味追求“自力更生”既無可能，也無必要。拿來、借鑒、消化與吸收“他山之石”始終是理論建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史學上也是如此。
八十年代以來，西方史學新流派、新理論大量被介紹到國內，構成過去二十年史學發展的重要一環。回顧這些年來史學界對西方學說的譯介與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流派的歷史哲學（如克羅齊、科林伍德、沃爾什的歷史哲學）與各種新史學流派（如法國的年鑒學派、英國新社會史、美國的新經濟史以及心理史學等）上。這方面的努力卓有成效，20世紀以來國際上比較重要的史學流派國內都作過程度不同的評介和探討，中國史家對它們也有深淺不一的把握。近些年史學界在拓寬視野，開辟新領域，探索新方法以及反思現有理論的不足上能夠有所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學的引入。但是，已有的成績不能成為裹足不前的借口，我們的目光不應局限于西方的歷史哲學與新史學，必須登高望遠，關注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的發展動向，并與它們展開跨學科的對話交流，這是未來構建中國史學理論所不容忽視的。
正如《當代史學的主要趨勢》的作者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二戰以后西方出現的“新史學”的動力主要來自社會科學。法國年鑒學派的產生，與20世紀初法國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與心理學等社會科學的影響息息相關。美國的新經濟史、新政治史又分別從經濟學、政治學中汲取了許多理論營養。心理史學則是在心理學理論方法的哺育下發展起來的。可以說，沒有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理論方法的刺激，就不會產生西方新史學。因此，欲建立中國的史學理論，僅僅鉆研作為結果的西方新史學遠遠不夠，還須尋根溯源，追蹤和把握促生新史學的當代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這樣不僅會加深對西方新史學的理解，也有可能帶動中國史學實現跨越式的發展，即通過與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直接對話，找到中國史學發展的生長點與突破口，而不必亦步亦趨地跟在新史學后面。
廣言之，古往今來指導史學記述與研究的理論絕大多數不是史家自身的創造，而是由哲學、科學或社會科學移植來的。長期影響古代中國史學的“五德終始說”便是戰國末期陰陽家鄒衍的發明；支配近代中國史學的進化論的首倡者乃是英國的生物學家達爾文；若干“實證主義”的研究準則經過眾多史家的實踐已摸索形成，但作為一種哲學理論的實證主義則是由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孔德提出，并由蘭克系統輸入史學，開創了統治西方史壇數十年的“蘭克學派”；馬克思主義首先也是哲學理論、歷史學中不過是加以一能夠應用而已。如果說以往指導史學的理論多來自哲學的話，當前靈感更多地出自人文社會科學。二十多年前，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趨勢眼下表現得更為明顯，要提高中國史學的理論水平，創立系統的理論，必須認清學科相互影響的大趨勢，爭取在這方面有所作為。
目前，隨著大量現當代西方人文社會科學著作的翻譯出版，國內人文社科的成長，學習與交流的條件已初步具備。
90年代以來，不同背景、不同派別的西方人文社會科學名著紛紛推出中文版，翻譯質量也不斷提高，許多領域的大師級人物的代表作基本上多可以見到中文版。社會學中，馬克斯·韋伯、涂爾干、齊美爾、滕尼斯、帕森斯、哈貝瑪斯、吉登斯、布迪厄等的重要著作的中文版都已先后問世。人類學方面，馬林諾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博厄斯、本尼迪克特、列維·斯特勞斯、格爾茨、薩林斯等的名著也已經或正在譯成中文。經濟學領域的譯著尤為豐富，政治學也是如此。國際學界近一、二十年風行的“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的領袖福柯、德里達、賽義德的巨著也能很方便地找到不錯的漢譯本。可以不夸張地講，二十世紀以來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界一流學者的代表作，不能說全部，至少十之七、八，中國讀者已經可以不必再費力閱讀原著了，有的譯本還不止一種。最近，漢譯名著推出的速度越來越快，有些中譯甚至與原著幾乎同步上市，弗蘭克的《白銀資本》即是一例。在名家名著全面登陸的同時，大量西方人文社科的主流教科書也系統引入漢語學術界，奉獻了一批最新的入門級讀物。時至今日，可供漢語學術界參考的學術資源相當豐富，這為中國學者，包括歷史學家，了解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發展脈絡，開展交流與對話奠定了厚實的基礎。
另一方面，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也在不斷成長、壯大。不少學者已不滿足于簡單移植、套用西方的理論、框架，正通過反思性地運用西方理論，逐步積累中國本土的研究，嘗試依據中國經驗與實踐，尋求適用于中國的分析角度，歸納、概括出切合中國的概念與解釋，探索人文社會科學“本土化”的`發展。近來一些學者著力探討的“關系”問題就有望成為透視中國社會與歷史的一個新視角，同樣備受矚目的“單位”問題也會成為認識當代中國的一個很好的切入點。這些不斷涌現的新成果會為史家研究“過去”提供日益豐富的思路。欲建設理論的史學工作者應與人文社會科學家們攜手并進。
應當指出的是上述條件并不會自動轉化為推動史學前進的現實力量，需要史家善加利用：通過讀書、開放式的課程設置、跨學科討論會、共同研究等形式，創造跨學科交流與對話的機會與機制，主動接觸和掌握西方人文社會科學，吸收本土人文社科的新成果，形成不同學科互動互長的良好局面。
從史學自身情況看，它的發展、理論建設大體要經歷三個階段：首先，通過了解西方20世紀以來的歷史哲學與新史學，摸清西方同行的新進展，反思自己的不足；其次，通過閱讀有關著作與跨學科的交流對話，掌握西方20世紀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發展脈絡與主要學說，并進一步反觀自己，認清自身研究的問題，同時，通過與本土經驗的對照，明晰西方學說的局限性，探索適合中國的分析角度、理論框架；復次，在第二階段積累的基礎上，根植于中國自身的歷史與實踐，提煉中國人的理論概括，形成各種關于本土的系統解釋，貢獻于世界學林。
經過20年的努力，第一階段的工作成效顯著，目前重點應轉到第二階段。要在這方面有所收獲，20年也許還不夠。風物長宜放眼量，只要史家開闊視野，堅持同人文社會科學的交流合作，不管前面遇到多少困難，這一目標遲早會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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