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樓春·尊前擬把歸期說原文及賞析

　　尊前擬把歸期說，欲語春容先慘咽。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

　　離歌且莫翻新闋，一曲能教腸寸結。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春風容易別。

　　譯文

　　餞行的酒席前就想先把歸期說定，一杯心切情切，欲說時佳人無語滴淚，如春風嫵媚的嬌容，先自凄哀低咽。人的多愁善感是與生俱來的，這種情結和風花雪月無關。

　　餞別的酒宴前，不要再按舊曲填新詞，清歌一曲就已讓人愁腸寸寸郁結。一定要將這洛陽城中的牡丹看盡，繼而才能與春風輕松地告別。

　　注釋

　　尊前：即樽前，餞行的酒席前。

　　春容：如春風嫵媚的顏容。此指別離的佳人。

　　離歌：指餞別宴前唱的流行的送別曲。

　　翻新闋：按舊曲填新詞。白居易《楊柳枝》：“古歌舊曲君莫聽，聽取新翻楊柳枝。”闋，樂曲終止。

　　洛陽花：洛陽盛產牡丹，歐陽修有《洛陽牡丹記》。

　　始：始而，表示某一情況或動作開始(后面多接用“繼而”、“終于”等副詞)。共：和，與。

　　賞析

　　此詞詠嘆離別，于傷別中蘊含平易而深刻的人生體驗。上片，尊前傷別，芳容慘咽，而轉入人生的沉思：“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中天明月、樓臺清風原本無情，與人事了無關涉，只因情癡人眼中觀之，遂皆成傷心斷腸之物，所謂“情之所鐘，正在我輩”。下片，離歌一曲，愁腸寸結，離別的憂傷極哀極沉，卻于結處揚起：“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春風容易別。”只有飽嘗愛戀的歡娛，分別才沒有遺憾，正如同賞看盡洛陽牡丹，才容易送別春風歸去，將人生別離的深情癡推宕放懷遣性的疏放。當然，這豪宕放縱仍難托盡悲沉，花畢竟有“盡”，人終是要“別”，詞人只是以遣玩的意興暫時掙脫傷別的沉重罷了。此詞上、下兩收拍皆為傳誦的名句。

　　“尊前擬把歸期說，欲語春容先慘咽。”這首詞開頭兩句是說，尊前擬把歸期說定，一杯心切情切，欲說佳人無語淚滴，如春風嫵媚的嬌容，先自凄哀低咽，這首詞開端的兩句，表面看來固然僅僅是對眼前情事的直接敘寫，但在遣詞造句的選擇和結構之間，歐陽修卻于無意之中顯示出他自己的一種獨具的意境。首先就其所用之語匯而言，第一句的“樽前”，原該是何等歡樂的場面，第二句的“春容”又該是何等美麗的人物，而在“樽前”所要述說的卻是指向離別的“歸期”，于是“樽前”的歡樂與“春容”的美麗，就一變而為傷心的“慘咽”了。在這種轉變與對比之中，雖然僅僅只兩句，我們卻隱然已經體會到歐陽修詞中所表現的對美好事物的愛賞與對人世無常的悲慨二種情緒相對比之中所形成的一種張力了。

　　“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上片的后兩句是說，人生自是有情，情到深處癡絕，這凄凄別恨不關涉——樓頭的清風，中天的明月。這兩句則似乎是由前兩句所寫的眼前情事，轉入了一種理念上的反省和思考，而如此也就把對于眼前一件情事的感受，推廣到了對于整個人世的認知。事實上天邊的明月與樓外的東風，原屬無情之物，和人事沒有什么關系。只不過就有情之人看來，則明月東風遂皆成為引人傷心斷腸之媒介了。所以說這兩句雖是理念上的思索和反省，但事實上卻是透過理念才更見出深情之難解。而此種情癡又正與首兩句所寫的“樽前”“欲語”的使人悲慘嗚咽之離情暗相呼應。

　　“離歌且莫翻新闋，一曲能教腸寸結。”下片前兩句是說，餞別的酒宴前，不要再唱新的一曲，清歌一曲，已讓人愁腸寸寸郁積。這兩句再由理念中的情癡重新返回到上半闋的樽前話別的情事。“離歌”自當指樽前所演唱的離別的歌曲，所謂“翻新闋”就是“因翻舊闋之詞，寫以心聲之調”。《陽關》舊曲，已不堪聽，離歌新闋，亦“一曲能教腸寸結”。前句“且莫”二字的勸阻之詞寫得如此丁寧懇切，正以反襯后句“腸寸結”的哀痛傷心。寫情至此，本來已經對離別無常之悲慨陷入極深，而歐陽修卻于末兩句突然揚起豪興。

　　“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春風容易別。”末兩句是說，啊，此時只需要把滿城牡丹看盡，你與我同游相攜，這樣才會少些滯重的傷感，淡然無憾的與歸去的春風辭別。

　　這種豪興正是歐陽修詞風格中的一個最大的特色，也是歐陽修性格中的一個最大的特色。歐陽修這一首《玉樓春》詞，明明蘊含有很深重的離別的哀傷與春歸的惆悵，然而他卻偏偏在結尾中寫出了豪宕的句子。在這兩句中，不僅其要把“洛城花”完全“看盡”，表現了一種遣玩的意興，而且他所用的“直須”和“始共”等口吻也極為豪宕有力。然而“洛城花”卻畢竟有“盡”，“春風”也畢竟要“別”，因此在豪宕之中又實在隱含了沉重的悲慨。所以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論及歐詞此數句時，乃謂其“于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所以尤高”。

　　創作背景

　　這首詞道離情，寫作于公元1034年（景祐元年）春三月歐陽修西京留守推官任滿離洛之際。

　　歐陽修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漢族，吉州永豐（今江西省永豐縣）人，因吉州原屬廬陵郡，以“廬陵歐陽修”自居。謚號文忠，世稱歐陽文忠公。北宋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與韓愈、柳宗元、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曾鞏合稱“唐宋八大家”。后人又將其與韓愈、柳宗元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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