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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豫讓論》原文及翻譯
《豫讓論》是明代文學家方孝孺的創(chuàng)作的一篇論史散文。文章標新立異，從傳統(tǒng)儒家思想出發(fā)，對豫讓進行了批評。以下是小編收集整理的方孝孺《豫讓論》原文及翻譯，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豫讓論》是明代文學家方孝孺的創(chuàng)作的一篇論史散文。文章標新立異，從傳統(tǒng)儒家思想出發(fā)，對豫讓進行了批評。這篇散文旨在說明不能“扶危于未亂，而捐軀于既敗者，不足以當國士”的道理。
豫讓論
方孝孺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道，銷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為名臣，死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為美也。茍遇知己，不能扶危于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于既敗之后，釣名沽譽，眩世炫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
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為之報仇，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為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為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后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其斬衣三躍①，襄子責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獨死于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眾人待我，我故以眾人報之；知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余憾矣。
段規(guī)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guī)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智謀忠告，已無愧于心也。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士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暴之時，為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安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于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至，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于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于斬衣而死乎？
讓于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為仇敵，暮為君臣，靦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注解：①趙襄子出外，豫讓暗伏橋下，謀刺趙襄子，沒有成功。被捕后，求得趙襄子衣服，“拔劍三躍，呼天擊之”，然后自殺。
16.對下列句子中加點詞語的解釋，不正確的一項是
A. 保治于未然治：太平
B. 照耀簡策簡策：史冊
C. 豫讓臣事智伯 臣：稱臣
D. 曾無一語開悟主心曾：竟
17.下列各組句子中，加點詞的意義和用法相同的一組是
A. 襄子責以不死于中行氏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
B. 而疵之智謀忠告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C. 今無故而取地于人當其欣于所遇[]
D. 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 今其智乃反不能及
18.下列對原文的賞析，不正確的一項是
A. 文章通過對豫讓的評論，說明了真正的忠臣烈士應該具有政治預見性，敢于犯言直諫，防患于未然。
B.文章運用對比手法，例如郄疵雖然沒有享受 “國士”的恩遇，但在關(guān)鍵時刻及時勸諫智伯不要中韓、魏奸計，可謂忠臣義士。
C. 文章在結(jié)構(gòu)上采取了層層深入的寫法。開頭先泛論“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第二段中對豫讓的言行進行了簡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評價，第三段充分論證了豫讓之死實不足取。
D.本文說理透辟，評論也有分寸，抑揚得體。作者雖然認為豫讓不足以稱為國士，但在篇末還是對豫讓贊賞有加，認為他遠勝于那些朝為仇敵暮為君臣的厚臉皮者。
19.用“/”給文中畫波浪線的部分斷句。（3分）
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為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后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
20.把文中畫線的句子譯成現(xiàn)代漢語。（7分）
⑴而規(guī)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
⑵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于是日。
參考答案：
16．C（做家臣或用家臣的身份）
17．A(A介詞，用；B表轉(zhuǎn)折，表承接；C從，對；D才，竟)
18．D（“贊賞有加”錯誤）
19．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為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后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斷對2處給1分，斷錯2處扣1分，扣完為止）
20．⑴段規(guī)和任章，都竭力勸說他們的主君依從智伯的請求，割讓給他土地來使智伯思想放縱，從而加速他的滅亡。
⑵三次勸諫如果還不聽從，把那事后的“伏劍而死”挪到這個時候來死。
譯文：
君子修身立德，奉事主君，既然稱為君主的知己，就應該竭盡自己的智謀，提出忠誠的勸告，把禍患消解在沒有形成之時，保障安定于不出災難之前，既使自身得以保全而主君也能平安。這樣，活著作為名臣，死了也能成為高尚的英靈，百代流傳光輝，照耀在史籍典冊之中，這才是美好的啊。倘若遇到知己的主君，不能在未亂之前挽救危險，而只是在已經(jīng)失敗之后犧牲生命。以此來沽名釣譽，借以迷惑世間并夸耀于世俗之人。從君子的眼光看來，都是很不足取的。
我曾持這樣的觀點來評論豫讓。豫讓以家臣的身份來侍奉智伯，等到趙襄子殺了智伯以后，豫讓為他報仇，忠義的聲名顯赫，即使是愚昧的男子和無知的婦女，也沒有不知道他是忠臣義士的。唉！豫讓的死應該是忠心的了，可惜，他選擇犧牲的方式還存在有不能稱為忠心的地方哩。為什么呢？試看他用漆涂身改變?nèi)菝玻淌程繅K改變聲音后，對友人說：“我所做的都是極其艱難的事，我將以此來使天下后世為人臣而懷二心的人感到慚愧。”能說這不是忠心嗎？但看到他劈斬衣趙襄子的衣服而三次跳躍刺殺時，趙襄子責問他為什么不替中行氏而死，卻單單替智伯而死；豫讓回答說：“中行氏用對待普通人的態(tài)度來待我，我因此也用普通人的態(tài)度來回報他；智伯用對待國士的態(tài)度來待我，我所以用國士的行為來報答他。”就只從這一點來分析，豫讓是死而有余憾的。
比如段規(guī)事奉韓康，任章侍奉魏桓子，并未聽說曾以國士來對待他們，可是，段規(guī)和任章，都竭力勸說他們的主君依從智伯的請求，用割讓給他土地來促使智伯思想放縱，從而加速他的滅亡。郄疵事奉智伯，智伯也未曾以國士來對待他，但是郄疵能覺察出韓、魏的情況來諫止智伯；雖然智伯不采納他的話以至于滅亡，然而郄疵的智謀和忠告，已經(jīng)可以問心無愧了。豫讓既然自己說智伯以國土對待他，國土就是救國之士嘛！當智伯索求土地而貪心不已之日，縱欲肆暴之時，做為國士的豫讓，正應該拿出自己的能力站在應有的地位上，誠懇地勸告他：“諸侯和大夫都應該安守各自的封地，不應互相爭奪，這是自古以來的制度。如今無故向人家索取土地，人家不給，我們必然要心生氣憤；人家給了，那我們就必然要心生驕氣。氣憤必定會爭奪，爭奪必然會失敗；驕縱必定要傲慢，傲慢必然要滅亡。”把話說得諄諄親切而態(tài)度又極其誠懇，勸諫不聽，就第二次勸諫，第二次勸諫不聽，就第三次勸諫他。三次勸諫如果還不聽從，把那事后的“伏劍而死”挪到這個時候來死。智伯縱然是冥頑不靈，也會為他的至誠所感動，很可能會醒悟過來的。這樣一來就會與韓、魏和好，解除趙國的圍困，保全了智氏的宗族，使其世世代代保持祭祀祖先的禮儀。如能像這樣，那么，豫讓即使死了也會像活著一樣讓人懷念，難道這不勝過刺殺他人衣服后再自盡嗎？”
可是，豫讓當時竟無一句話來啟發(fā)開導主君的心智，眼看著智伯有危險以至滅亡，好似越國人看著秦國的人不管是肥是瘦一樣。袖手旁觀，坐等勝敗，所謂“國士”的報答，能是這樣的嗎？待到智伯已經(jīng)死了，才氣憤得控制不住自己的血氣，甘心使自己附在刺客之類的人，這有什么可稱道的，有什么值得稱道的啊！雖然這樣，以“國士”的標準來衡量，豫讓雖然是承當不起的；但是那種早上還是仇敵，到了晚上就成了君臣，并且腆著面孔而自鳴得意的人，又成為豫讓的罪人了。哎！
創(chuàng)作背景
豫讓，戰(zhàn)國時晉人，先為晉大臣范氏、中行氏的家臣，趙簡子滅范氏、中行氏后，改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趙襄子（趙簡子之子）滅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逃往山中，改名換姓，立誓“我必為報仇”他一次行刺未成功，于是以漆涂身，改變形貌，又吞下炭塊，使聲音變啞。第二次埋伏在橋下行刺趙襄子，仍未成功，被捕，自殺而死。事見《史記·刺客列傳》。這篇文章即是方孝孺對豫讓的評價。
賞析：
方孝孺對豫讓的評論，則別有卓見，既深于司馬遷的認識，又無矯枉過正之偏頗。他認為，真正的忠臣烈士應以國家的利益為重，具有改治遠見，敢于犯顏直諫，防患未然；而不應計較個人恩怨，或在禍患發(fā)生之后，憑血氣之勇，懷死名之義，以沽名釣譽。據(jù)實說理，剖析透徹，評論抑揚得體，頗有見地，文章層層深人，具有很強的邏輯性。
首段提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準則，以為中心論點而提拿全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道，銷患子未形，保治子未然，仰身全而主安。”這就是說，真正的忠臣烈士，應當竭盡自己的智謀，向君主提出忠直的勸告和好的方略，把禍患消滅在未形成之時，把動亂的因未消滅在萌芽之時。否則，“不能扶危于未亂之先，而乃捐軀須命于既致之后，釣名沽譽，眩世炫俗。”則為君子所不取。
第二段，聯(lián)系豫讓立身事主的言行，加以分析評論。運用故轉(zhuǎn)故縱手法，先肯定豫讓為智伯報仇，“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為忠臣文士也”。然后提出異議：“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意即豫讓的死確乎是忠誠的表現(xiàn)，可惜他對待死的方法還存在不忠的成分。何以證之，一是他自我摧殘和自殺的動機是為了自已名垂后世，而不是為國為民——“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為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后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二是缺乏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立身事主皆從個人恩怨出發(fā)，但求取于等價，而缺乏自我犧牲精神，當趙襄子責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獨死于智伯”時，豫讓則頗為自是地爭辯：“中行氏以眾人待我，我故以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基于以上兩點，方孝孺發(fā)出了“讓有余憾”的感慨。方孝孺通過豫讓的言行以窺見其靈魂，認識達于深層而勝過司馬遷一籌，文章貴乎“發(fā)前人之所未發(fā)”。這正是《豫讓論》難能可貴之處。
這段剖析論證，具有舉重若輕，水到渠成之妙。這是由于作者著于洞見豫讓的思想癥結(jié)以及司馬遷對豫讓認識的不足，著意引豫讓的言行加以剖析，詞不泛沒，語不虛置，而無隔靴搔癢、空發(fā)議論之弊。
第三段則更深人一層，明確指出：“國士，濟國之士也”——國士，是拯救國家的有識之士。用這個尺度來衡量豫讓，即使對把他當作國士的智伯，也算不得竭忠盡智的忠臣，為了闡明這個觀點，作者先以段規(guī)、任章為例，說明他們立身事主，從不考慮個人恩怨，盡管韓康子、魏獻子沒有把他們以“國士待之”，但他們都竭忠盡智，力勸其主，縱智伯之欲“以驕其志”，加速智伯的滅亡。郄疵事智伯，智伯也不曾把他當作國士看待，但他看破韓、魏的險惡用心，便竭力勸諫智伯，不要見利忘乎所以，因小失大。雖然智伯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郄疵已奉獻出他的智謀并對智伯進行忠諫，盡了臣子之責而問心無愧。豫讓則恰恰相反，“當智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暴之時”，作為豫讓，他并沒有申明義理，使智伯知所警惕，更沒有反復力諫。倘若真是事君為國，三諫不從，就應提前自死在這一天。智伯雖頑冥不靈，也會被豫讓的誠意所感動，或許能夠醒悟，而有治國長策。然而，在這個關(guān)系國家生死存亡的嚴峻時刻，豫讓卻“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這不配作國士。智伯敗亡了，卻禁不住一時的血氣沖動，逞匹夫之勇，情愿把自己歸附到刺多一類人之中，文中兩次反詰“何足道哉”，探沉感慨，表明了作者的意向。
有比較，才能有鑒別，這段用比較的方法，更雄辯地證明，智伯雖把豫讓看作國士，豫讓卻愧對智伯，未能真正“以國士報之”。
行文至此，作者已把自己的觀點和認識，闡述得十分透辟，使讀之者深思而獲啟益。然而豫讓畢竟與厚頗無恥之徒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所以文章結(jié)尾指出：“雖然，以國士而論，讓固不足以當之；彼朝為仇敵，暮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這就作到了抑揚得體，評論公允，而不失之偏頗。這段結(jié)尾并非可有可無，而是文章有機的組成部分，而且言簡意賅，“語不多贊”。
此文在結(jié)構(gòu)上采取了層層深入的寫法。開頭先泛論“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讓。第二段中把豫讓的言行進行了簡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評價。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點，他不但論證了豫讓之死為不足取，而又為其設計了一整套的對智伯進行規(guī)勸的方案，可稱周到之至。結(jié)尾時又做了一點補充，這就使得全文渾然一體。
作者簡介
方孝孺（1357—1402年），方克勤之子，字希直，又字希古，號遜志，時人稱“緱城先生”。又因在蜀任教時，蜀獻王名其讀書處為“正學”，亦稱“正學先生”。幼時好學；長大后，師從宋濂，常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己任。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任漢中府學教授，蜀王聘為世子老師。惠帝即位，召為翰林侍講，次年遷侍講學士，后改文學博士，主持編纂《太祖實錄》、《類要》。燕王朱棣發(fā)動“靖難之役”，他多次為建文帝謀劃對策。后朱棣引兵攻入京師，授筆起草登基詔書，方孝孺不從，將筆擲在地上，邊哭邊罵，于是被殺，共滅十族，死者八百七十余人。
方孝孺主張作文要“神會于心”、“道明而辭達”，反對摹擬剽竊，其文風格豪放雄健。《四庫全書總目》說他“學術(shù)醇正”，文章“乃縱橫豪放，頗出入于東坡、龍川之間”。他的散文常以物喻理，直抒胸臆，文筆暢達，言簡意明，為時人所傳誦。著有《遜志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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