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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zhàn)國策·趙四·秦攻魏取寧邑原文附譯文
《戰(zhàn)國策》，又稱《國策》，為西漢劉向編訂的國別體史書，原作者不明，一般認為非一人之作。下面是小編整理的戰(zhàn)國策·趙四·秦攻魏取寧邑原文附譯文，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趙四·秦攻魏取寧邑
作者：劉向
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往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為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辨士也，大王可試使之。”
諒毅親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愿大王無絕其歡;若使有罪，愿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愿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西行之，無所敢疑。”
于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shù)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今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于天下，衣服使之便于體，膳啖使之嗛于口，未嘗不分于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刳胎焚夭，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
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其弊而厚遇之。
文言文翻譯:
秦國攻打魏國，奪取寧邑，諸侯都去祝賀。趙惠文王也派使者前去祝賀。使者往返三次沒有通報接見。
趙惠文王很憂愁，對左右的人說：“憑借秦國的強大，奪取寧邑以后，就將制裁齊國、趙國。諸侯都去祝賀，我們前往祝賀卻不能通報接見，這一定是要攻打我們，對這件事怎么辦?”
左右的人說：“使者多次往返不能得到通報接見，一定是所派出的人不是適當?shù)娜诉x。有一個叫諒毅的，是能言善辯的人，大王可以派他去試試。”
諒毅親自接受趙王的命令前往。到了秦國，向秦王獻上書傣說：“大王擴大土地到安邑，諸侯都來祝賀，敞國君王也私下贊許大王，不敢安閑住著，派臣下捧著禮物三次來到大王的宮廷，可是使者沒能得到通報召見。使臣如果沒有罪過，希望大王不要斷絕我們承歡的機會。如果使臣有罪，愿意得到大王的懲處。”
秦王派使者告訴諒毅說：“我所要求趙國的，大事小情都要聽我的話，那么我就接受送來的書信財物。如果不聽從我的話，那么使者就回去吧。”
諒毅回答說：“臣下這次來，本來希望接受大國的旨意，怎么敢難為大王?大王如果有什么命令，請允許我們奉命實行，不敢有什么懷疑的地方。”
這時秦昭王才接見趙國使，者，說：“趙豹、平原君，幾次欺騙愚弄寡人。如果趙國能殺掉這兩個人，那是可以的。焱果不能殺，請讓我現(xiàn)在率領諸侯在邯鄲城下接受你們的命令。”
諒毅說：“趙豹、平原君，是我們君王的親兄弟，就像大王有葉陽君、涇陽君兩個弟弟一樣。大王用孝友之情治國聞名天下，穿的衣服使兄弟合身，膳食使兄弟滿意合日，沒曾有什么不分給葉陽君、涇陽君的。葉陽君、涇陽君的車馬衣服，沒有不和大王相同的。臣下聽說這樣的話：‘鳥巢傾覆毀壞了鳥蛋，鳳凰就不再飛到這里;剖開獸胎焚燒小獸，麒麟就不再來到這里。’如今使臣接受大王的命令回國向敝國君主報告，敝國君主害怕不敢不執(zhí)行，不過恐怕要傷葉陽君、涇陽君的心吧?”
秦昭王說：“好。不要讓他們從事國家政事。”
諒毅說：“敝國的君主，有親弟不能教誨，惹惱了大國，請讓我們貶黜他們，不讓他們參與國家政事，以稱大國的心愿。”
秦王這才高興，接受了諒毅帶來的禮物，并且用優(yōu)厚的禮節(jié)接待了他。
內(nèi)容簡介
《戰(zhàn)國策》主要記述了上起公元前490年“智伯滅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漸離以筑擊秦始皇”，共245年間，戰(zhàn)國時期的縱橫家（游說之士）的政治主張和策略，或者說記錄了當時的縱橫家游說各國的活動和說辭及其權謀智變斗爭故事。內(nèi)容以策士的游說活動為中心，同時反映了戰(zhàn)國時期各國的政治、軍事、外交方面的一些活動情況和社會面貌。記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統(tǒng)一。戰(zhàn)國時期占有絕對比重，不記載前代舊事。有人認為劉向選取了具有特殊意義的起止時間。由于曾歷經(jīng)包括宋、元、明多個朝代或大或小的修補，加之傳抄和翻刻時的錯訛。現(xiàn)存版本與最初版本差別可能很大。
全書共三十三卷，分“東周”“西周”“秦”“楚”“齊”“趙”“魏”“韓”“燕”“宋”“衛(wèi)”“中山”十二國的“策”論。約十五萬字。
《戰(zhàn)國策》并非出于一人之手，也非成于一時。全書沒有系統(tǒng)完整的體例或主線，都是相互獨立的單篇。據(jù)稱形成之初便有多個版本。
據(jù)說西漢劉向在校理皇家書庫時，對所見的“中戰(zhàn)國策書”，包括六種記載戰(zhàn)國縱橫家說辭的作品，即所謂的中書六種，包括《國策》《國事》《事語》《短長》《長語》《修書》，和“國別者八篇”等材料進行了編撰。因書所記載的多是戰(zhàn)國時縱橫家為其所輔之國提出的政治和外交策略，且其內(nèi)容“大抵皆縱橫捭闔，譎狂相軋傾奪之說也”，因此劉向把這本書名為《戰(zhàn)國策》，名稱沿用至今。
書名戰(zhàn)國指時期，這點并無多少異議。爭議點主要在“策”字上，劉向在給皇帝呈奏的《書錄》中云，該書是有關“戰(zhàn)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立策謀”，因而定名，書名中的“策”字取的是“策謀”之意。可有部分后世學者依然對書名的含義產(chǎn)生了質疑，如葉德輝和王國維認為“策”應為“簡策”之意，“策”有長短，故又名《短長》。不過大部分學者認為應該是“策略”。
《戰(zhàn)國策》成書以后，東漢學者高誘曾為其作注。但由于此書一直未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因此到了北宋時，已經(jīng)缺了十一篇。北宋著名文學家曾鞏訪之“士大夫之家”，重新補足了三十三卷的簡數(shù)。南宋時期，姚宏搜羅了尚能見到的版本，在曾鞏版本的基礎上，重新校訂整理并加注釋，被稱為“站本”。和姚宏同時的鮑彪也進行編訂并注釋，元代學者吳師道為其作補正，一同流傳，但鮑本質量上并不如姚本。現(xiàn)今所見到的版本，多屬姚本。
創(chuàng)作背景
歷史
春秋戰(zhàn)國時期，用劉向的話是“戰(zhàn)國之時，君德淺薄……眾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jù)時而為畫故”。這個時期，井田制度被破壞并最終被廢棄，鐵制農(nóng)具和畜力出現(xiàn)，私田大量產(chǎn)生，產(chǎn)生了大量的自由民和自耕農(nóng)，“公田不治”，“私田”開辟，冶鐵業(yè)和水利工程技術的發(fā)展使得農(nóng)業(yè)和手工業(yè)產(chǎn)能快速增長，傳統(tǒng)的社會秩序被不斷打亂、打破，社會底層的民眾與貴族的人身依附關系相對弱化。井田制及其相隨的賦稅制度動搖，私有工商業(yè)嚴重沖擊著“工商食官”的壟斷局面。束縛手工業(yè)、商業(yè)的體制失去支撐。冶金業(yè)、制鹽業(yè)、手工業(yè)、交通業(yè)繁榮起來。商業(yè)打破地域、行業(yè)、人員限制而逐漸興盛，商人的經(jīng)濟訴求突破了國家地域，擴大到各個區(qū)域，有些商人憑借經(jīng)濟實力還躍身高層，導致“小農(nóng)經(jīng)濟成為立國基礎，各國政權組織相應的發(fā)生變革，廢棄了原來由各級貴族統(tǒng)治的制度”，以至于叔向感嘆說“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
這種社會經(jīng)濟基礎發(fā)展進而推動上層建筑的變革。王室衰微，以周王室為中心的國家聯(lián)盟逐漸解體，以“三家分晉”“田氏代齊”為標志，舊有的奴隸制度宣告瓦解，社會制度開始向封建制度過渡。爭霸戰(zhàn)爭頻繁，整個社會已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并起”，時代的變易，導致了原先春秋時代天子與霸主共同維持的諸侯之間相對和平的局面消失，當時的各國，“捐禮讓而貴戰(zhàn)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茍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各諸侯國也相繼進行了或大或小的政治改革，公元前422年，魏文侯任用李悝為相，實行變法，拉開戰(zhàn)國變法大幕；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命吳起為令尹，主持變法；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商鞅為左庶長，開始全面變法；公元前355年，韓昭侯任用申不害為相實行變法；公元前357年，齊威王任用鄒忌為相，開始變法；公元前312年，燕昭王筑黃金臺招賢納士；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試行“胡服騎射”，開始變法。經(jīng)過這一系列政治改革，世卿世祿制被廢除，按勛封爵、選拔官員制度被確立。
這一時期，社會結構發(fā)生巨變，最有代表性的是作為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繼承者和新興社會思想的代表者的士人階層的崛起。戰(zhàn)國時期，舊的生產(chǎn)關系迅速瓦解，奴隸主階級日趨衰亡。經(jīng)濟上的改革使得原來依靠土地為生的農(nóng)民獲得了自由，自主意識得以提高，而土地的自由分配使得上層貴族開始下移，下層庶民則有了上升機會，地主階級作為新興勢力的代表崛起，而不斷提高的經(jīng)濟水平也使部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者產(chǎn)生了文化的要求，脫離土地束縛的農(nóng)民有可能通過讀書積累知識進一步上升為士，戰(zhàn)國時“朝為素衣，暮為卿相”的情況時常發(fā)生，這進一步鼓勵了這些地位低下的士。同時，武士為求得政治上的發(fā)展也將眼光投向文壇。同時，各諸侯國和各個勢力集團基于各種目的也在千方百計搜羅人才。在這種大的歷史環(huán)境下，一些飽學之士開始更多的關注政治和自身發(fā)展，并將眼光聚集到時代的發(fā)展和新的社會現(xiàn)象上，率先打破舊的傳統(tǒng)，于是在社會上出現(xiàn)了一批“橫議之士”。他們關注自身和社會的變革，逐漸形成自己的理論，但由于各種原因他們只能依附在那些有權勢地位的人之后，為其出謀劃策，從而獲得生存的條件。“策士”集團或階層開始形成。
思想和文化方面也產(chǎn)生了劇烈的動蕩，宗法制解體，世卿世祿的世襲社會向俸祿制的官僚社會過渡。與宗法制的解紐相應，盛行五個多世紀的禮樂制度逐漸衰落。禮制崩潰，祭祀淡薄，宗法式微，甚至諸侯大夫的宴會上，也已消失了往日鐘鼓賦詩的雍容風雅。“法治”代替了“禮治”，畢竟在這一時期，“法治”才能適應當時的社會變革，“禮治”已經(jīng)行不通了。如劉向所言“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負阻而侍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儒術之士，棄捐于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于俗。”
在春秋時期，各諸侯國間的關系尚可通過盟會加以協(xié)調(diào)，而戰(zhàn)國時期，國與國之間，講的是以勢相爭，以謀相奪。而各諸侯國君和貴族們也都希望自己或立為霸主，或成就功名。各國在政治軍事外交上或合縱，或連橫，明爭暗斗，一直不斷地反復地進行斗爭。顧炎武評價這一時期是“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在這一時期，統(tǒng)一的趨勢代替了諸侯割據(jù)的局面，兼并戰(zhàn)爭以空前的規(guī)模展開。過去還勉強作為虛飾的仁義禮信之說，在這時已完全被打破。《淮南子》有言“六國諸侯，溪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nèi)，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軍事科學和戰(zhàn)略思想，外交戰(zhàn)略和策略方針應運而生，而設計或運作這些思想和策略的合縱連橫的游說之士登上了歷史舞臺（司馬遷則認為“務在強兵并敵，謀詐用而縱橫長短之說起。矯稱蜂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換言之，他認為“長短縱橫之說”的興起使得各諸侯國之間出現(xiàn)誓盟不信、符信失約的現(xiàn)象，而縱橫家就是這些“長短縱橫之說”產(chǎn)生的主體。），左右了戰(zhàn)國中后期的各諸侯國間的政治、軍事、外交。這些游說之士抓住歷史機遇和主君的心理進行各種游說，他們的說辭普遍具有注重飾詞，喜好激揚，崇尚鋪張的特點。目的是要破壞各諸侯國間的均勢，摧毀原有的社會秩序，成就自己的理想或事業(yè)。他們或說之以理，用明顯的歷史經(jīng)驗說服對方相信自己的道理；或動之以情，以披肝瀝膽之詞感動對方相信自己的忠貞；為了讓對方聽從自己的主張，他們甚至敢把自己的腦袋賭上，畢竟策士面對的是能夠隨意操控生死大權的人，他們的游說是有一定的冒險性質，稍有不慎即會引來殺身之禍。所以說，游說人主某種程度上首先要求策士們要膽識過人才行。不提對著秦王敢說出“布衣之怒，天下縞素”的唐雎，即使是“詐偽反復”之如張儀，也具有這種過人的膽識，這也正是這個時代讓后人欽佩的原因之一。
不過游說一過程并不是簡單的耍嘴皮子和賭命，畢竟，游說的對象普遍是各國的高層乃至核心人物，想要打動對方，必須對游說對象，所在國或勢力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外交等事宜有相當了解才行，沒有平時積累的知識和較為自如的交流，獲取和運用這些信息是很難的。這意味著要成長為合格的游說之士，需經(jīng)過長時間專業(yè)的學習和培養(yǎng)。幸好戰(zhàn)國時期的一大特色是思想文化方面出現(xiàn)空前繁榮的局面，“禮崩樂壞”之后，春秋時期主要由王室控制的文化局面也發(fā)生了變化，“舊法世傳”分解為私門之學，“道術將為天下裂”，出現(xiàn)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運動。各家各派講學興盛，紛紛著書立說、議論政治、闡述哲理，各家之間也相互批判辯論，形成良好的學術氛圍。這種氛圍也成為了謀臣策士進行游說的一大助力。他們可能是這樣鍛煉自己：一是鍛煉實用主義思維，通過借鑒兵家思想等諸子百家對戰(zhàn)爭的態(tài)度準確分析當下復雜的列國形勢，尋求最佳的游說方式，養(yǎng)成尚奇通變的邏輯思維；二是培養(yǎng)游說技巧和謀略，當時私人講學和授徒之風盛行，游說之士可能通過研讀揣摩某些謀略典籍和拜師學藝來學習論辯方法、技巧謀略。《戰(zhàn)國策》的原稿或者說原始資料很可能就是這些游說的個人或團體使用的教材或講稿，內(nèi)容就是如何在特定的條件下，甚至在對象頑固堅持己見的情況下，說服他們接受自己的意見。
編撰
《戰(zhàn)國策》的最初版本已無法考證，只能推斷為部分人基于各種目的將體現(xiàn)游說策士的政治主張、斗爭策略的論辯及游說辭令記載收集起來，讓縱橫家們復雜的思想內(nèi)容和敷張揚厲的說辭流傳于世。這一過程中最早的編者可能基于當時的一些重要史實和游說談資為基礎，有意無意甚至可能很隨意的改竄增刪，并夾雜了不少擬作。這降低了原書的史學價值，卻提升了文學價值。
到漢朝時，諸子百家的典籍折損很大，特別是經(jīng)歷了戰(zhàn)國時的真?zhèn)渭姞帯⑶貢r的幾近滅頂，已經(jīng)混亂駁雜、真?zhèn)坞y辨，于是“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漢孝武帝時，則“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而到漢成帝時，“使謁者陳農(nóng)求遺書于天下”。在這般背景下，書籍的創(chuàng)作、流傳和整理工作便會難度加大，偽作頻出，更兼有其它亂象，需要仔細辨別。到漢成帝時，各種書籍的藏本數(shù)量大增，便需要有聲望的飽學之士承擔整理工作。劉向屬宗室，又是當時公認的名家大儒，便順理成章地承擔了典籍的整理工作。《戰(zhàn)國策》便是在古書典籍大規(guī)模整合的境況下出世，劉向在每一部書校對完成，便會梳理內(nèi)容大意和篇目上奏，后稱《劉向別錄》，其中《戰(zhàn)國策敘》記錄了《戰(zhàn)國策》整理成書的過程“所校中戰(zhàn)國策書，中書余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換言之，成書之前的《戰(zhàn)國策》是大量內(nèi)容錯亂、互相重復甚至沖突的檔案資料，而且原始資料書號不一，編纂的方式也不相同。劉向做了細致復雜的編纂工作后，編成《戰(zhàn)國策》一書的最初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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