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忘不了尼采遙遠的哭泣。也許，理解他的瘋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是理解人的宿命。理解他寫下來但最終沒有做下去的話，更是不容易的——那是理解人的全部可能性。 在《創造者的路》一文中，他說： “他們扔給隱士的是不義和穢物，但是，我的兄弟，如果你想做一顆星星，你還得不念舊惡地照耀他們。”
——韓少功《完美的假定》
其實，真正的理想者是不要求理解的。甚至壓根兒不在乎理解。恰恰相反，如果他每天都要吮著理解的奶瓶，都要躺入理解的按摩床，千方百計索取理解的回報，如果他對誤解的處境焦急和憤懣，對調頭而去的人漸生仇恨乃至報復之心，失去了笑容和平常心，那么他就早已離理想十萬八千里，早已成為自己所反對的人。
——韓少功《完美的假定》
我們最終設法回避一個明顯的事實：我們的內心已經空洞，我們的理想已經泛濫成流行歌臺上的擠眉弄眼，卻不再是我們的生命。
——韓少功《完美的假定》
理想從來沒有高純度的范本。它只是一種完美的假定——有點像數學中的虛數，比如 。這個數沒有實際的外物可以對應，而且完全違反常理，但它常常成為運算長鏈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撐和重要引導。它的出現，是心智對物界和實證的超越，是數學之鏡中一次美麗的日出。
——韓少功《完美的假定》
宗教一旦體制化，一旦大規模地擴張并且掌握政權，不是毀滅于自己的內部，滋生數不勝數的偽行和腐壞了;就是毀滅于外部，用十字軍東征一類的圣戰，用宗教法庭對待科學的火刑，染上滿身鮮血，浮現出猙獰的面孔。
——韓少功《完美的假定》
意識形態不是人性的惟一剖面。格瓦拉可以過時，吉拉斯也可以被消解，但他們與仿格瓦拉和偽吉拉斯永遠不是一回事。他們的存在，使以后所有的日子里，永遠有了崇高和庸俗的區別。
——韓少功《完美的假定》
很長時間內，我也在實利中掙扎和追逐，漸入美的忘卻。平寧而富庶的我們開始習慣這樣的政治：一個叢林里的“紅色高棉”，第二職業是為政府軍打工。我們開始習慣這樣的宗教：一個講堂上仙風道骨的空門大師，另一項方便法門是房地產投機的盤算。我們開始習慣這樣的文人多元：在北京的派別紛爭可以鬧到沸反喧天不共戴天的程度，但紛爭雙方的有些人，一旦到了深圳或香港，就完全可能說同樣的話，做同樣的事，設同樣的宰客騙局，打探同樣的異性按摩，使人沒法對他們昨日的紛爭較真。
——韓少功《完美的假定》
如果他真正看透了他面前的世界，就應該明白理想的位置：理想是不能社會化的;反過來說，社會化正是理想的劫數。理想是詩歌，不是法律;可作修身的定向，不可作治世的藍圖;是十分個人化的選擇，是不應該也不可能強求于眾強加于眾的社會體制。理想無望成為社會體制的命運，總是處于相對邊緣的命運，總是顯得相對幼小的命運，不是它的悲哀，恰恰是它的社會價值所在，恰恰是它永遠與現實相距離并且指示和牽引一個無限過程的可貴前提。
——韓少功《完美的假定》
理想者最可能瘋狂。理想是激情，激情容易導致瘋狂(比如詩癡);理想是美麗，美麗容易導致瘋狂(比如愛癡);理想是自由，自由容易導致瘋狂(瘋者最大的特點是失去約束和規范)。
——韓少功《完美的假定》
他們不會一般化地反對自利，只是反對那種靠權勢榨取人們奴隸式利他行為的自利。而刻意倡導利他的人，有時候恰恰會是這些人——當他們手里拿著奴隸主的鞭子。理想者也不會一般化地反對庸俗，只是反對那種吸食了他人之血以后立刻嘲笑崇高并且用“瀟灑”、“率真”一類現代油彩打扮自己的庸俗。而刻意歌頌崇高的人，有時候恰恰會是這些人——此時的他們可能正在叩門求助，引誘他人再一次放血。
——韓少功《完美的假定》
孤獨的憤怒者不再是孤獨，博大的悲寂者不再是博大，崇高的絕望者不再是崇高。
——韓少功《完美的假定》
我們無須幼稚到這種地步，在這個園子里爭奪蘿卜的時候，就羨慕那個園子里的蘿卜無人問津，以為那些人對白菜的爭奪，都是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擁抱。
——韓少功《完美的假定》
但這些多樣而且多變的意識形態后面，透出了他們彼此相通的情懷，透出了共同的溫暖，悄悄潛入我們的心靈。他們的立場可以是激進主義也可以是保守主義，可以是權威主義也可以是民主主義，可以是暴力主義也可以是和平主義，可以是悲觀主義也可以是樂觀主義，但這并不妨礙他們呈現出同一種血質，組成同一個族類，擁有同一個姓名：理想者。
——韓少功《完美的假定》
年輕的時候讀過一篇課文，《Libido for Ugly(對丑的情欲)》，一個西方記者寫的。文章指出實利主義的追求，使人們總是不由自主地愛上丑物丑態，不失為一篇幽默可心警意凌厲的妙文。
——韓少功《完美的假定》
在一個舊貴族留下的大別墅里，燈火輝煌，豐盛的晚宴如常進行，留聲機里播送著假日和盛情。在一大群快樂的黨政要人里，只有吉拉斯在燈光找不到的暗角里，像突然發作了熱病。他看到革命前為貴族當侍者的老人，眼下仍然在為他和同僚們當侍者。他看到革命前為貴族拉貨或站崗的青年，現在仍然在風雪中饑餓的哆嗦。惟一變化了的，是別墅主人的面孔。他突然發現自己面對著一個刺心的問題：勝利的意義在哪里?
——韓少功《完美的假定》
理想的核心是利他，而利他須以他人的利己為條件，為著落——決不是把利益視為一種邪惡然后強加于人。光明不是黑暗，但光明以黑暗為前提，理想者以自己并不一定贊同的眾多異類作為永遠忠誠奉獻的對象。
——韓少功《完美的假定》
我們開始習慣西方資本主義的語言強制，interest(利益)與interest(興趣)同義，business(生意)與business(正經事)同義，這樣的語言邏輯十分順耳。我們習慣越來越多名譽化的教授，名譽化的官員，名譽化的記者，名譽化的慈善家和革命黨，其實質可一個“利”字了結。總之，我們習慣了寬容這些并不違法的體制化庸俗。我們已經習慣把“崇高”一類詞語，當做戰爭或災難關頭的特定文物，讓可笑的懷舊者們去珍藏。
——韓少功《完美的假定》
吉拉斯的理論是不太重要的，與格瓦拉的區別是不太重要的，與甘地、魯迅、林肯、白求恩、屈原、譚嗣同、托爾斯泰、布魯諾以及更多不知名的熱血之軀的區別，同樣是不太重要的。他們來自不同的歷史處境，可以有不同乃至對立的政治立場，有不同乃至對立的宗教觀、審美觀、學術觀、倫理觀……一句話，有不同乃至對立的意識形態。
——韓少功《完美的假定》
理想最不能容忍的倒不是非理想，而是非理想的極端化與惡質化與強權化——其中包括隨機實用以巧取豪奪他人利益的偽理想。
——韓少功《完美的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