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應商客戶關系與管理層盈余預測精確度研究論文
近年來，關系型投資在轉軌經濟國家中的重要性受到諸多學者的關注（Fan，2007；王少飛等，2010）。供應商作為企業重要的利益相關者，要想與企業建立長期穩定的合作伙伴關系，獲取“關系租金”并維持競爭優勢的關鍵是進行專有型投資。但是，根據Coase（1937）交易成本理論，由于信息不對稱和環境不確定性等因素的存在，使得自利的交易各方有動機進行機會主義行為。資產的專用程度越高，投資方越會被“緊捆”在特定交易中而受到被投資方的“要挾”，即我們所說的套牢問題（Hold-up），因此這會抑制供應商對客戶企業的關系型投資，使得專有型資產不能夠達到理想的水平，雙方經濟利益都會受到損失。管理層盈余預測是資本市場重要的信息來源，相對于財務報告等歷史信息，它可以向相關各方提供前瞻性信息，是預測性信息中最富有信息含量的（操巍，2016）。那么，為了顯示公司未來較好的經營績效和較高的聲譽，來引導供應商進行更多的關系型投資，客戶企業是否會傾向于發布精確度更高的管理層盈余預測。基于上述問題，本文實證檢驗了供應商集中度對客戶企業管理層盈余預測披露精確度的影響。
理論分析與假設提出
（一）供應商集中度與客戶企業管理層盈余預測精確度
供應商與客戶之間的信息透明度越高，越有利于信息共享、協同營銷、提高營運資本的管理效率（Kinney and Wempe，2002）。但是，供應商與客戶之間普遍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問題。由于信息不對稱，供應商在對客戶企業進行專有型投資時，很難判斷企業何時會違約，擔心企業事后的機會主義行為會使自己遭受經濟損失（Chen，Kai.2015）。這種風險使得供應商不會輕易對客戶企業進行事前的專有型投資或者尋求保護措施。所以，客戶企業有動機提高其自身的會計信息披露質量來緩解信息不對稱，增加供應商的關系型投資。徐虹等（2014）的研究表明，企業披露的高質量內部控制信息能夠有效地約束機會主義行為、增強信息的可信度、降低交易風險。Leung（2012）發現，隨著企業與供應商之間關系型交易的增加，其越傾向于自愿披露更具前瞻性的會計信息。
與財務報告等歷史信息相比，管理層盈余預測能夠提供增量信息，增強信息的決策有用性。對于供應商來說，盈余預測的披露可以幫助供應商更好評估專用性資產的投資風險、降低未來收益的不確定性并減小其對客戶公司可能違背合同或破產的看法。隨著供應商集中度的提高，一方面大供應商議價能力會隨之增強，他們也就越有能力要求企業披露更高質量的會計信息，從而提高契約執行的有效性。Hui et al.（2012）發現，當供應商具有較高的議價水平時，其越有能力要求客戶提供更為穩健的會計信息。另一方面損失大供應商會產生巨額的轉換成本，為了降低自己被當成劣幣驅逐的風險，公司傾向于發布精確度更高的盈余預測，以提供高質量的會計信息。并且，盈余預測精確度越高，信息透明度越好，越有利于公司聲譽或品牌的建立，從而也會吸引更多合作伙伴，減小對大供應商的依賴程度。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設1：
H1：供應商集中度越高，客戶企業管理層發布盈余預測的精確度越高。
（二）供應商集中度、法制環境與企業管理層盈余預測精確度
Bergman 和 Nicolaievsky （2007）認為各國法律制度的特點體現在交易雙方對合同的執行力水平上。與法律制度相對完善的國家相比，在法制水平較低的國家，合同雙方均具有較弱的契約執行力。在弱合同執行力國家，供應商由于擔心產生過高的違約成本而不愿意進行事前的關系專用性投資（Nunn，2007）。結合我國的宏觀背景進行分析，我國區域間法制環境的發展存在不平衡的現象。相較于法制環境較好的區域，在法制環境薄弱的區域，法律保護的欠缺降低了企業對法律這一正式制度的信任感，導致企業在選擇供應商或者客戶時通常優先考慮本地區的合作對象，在自己的“關系網絡”內與少數公司形成高強度的關系專用性投資以減少交易成本、降低經營風險。因此，地區的法制環境越差，客戶企業與供應商之間的關系越緊密，對關系型投資的依賴性也就越強，從而為了緩解主要供應商對事后套牢問題的擔心，客戶企業更有動機提高會計信息的披露質量，即管理層越傾向于發布形式更為精確的盈余預測，以向供應商傳遞更為精確的預測信息，展現良好的企業形象和聲譽，引導供應商從事最佳的關系型投資。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設2：
H2：其他條件相同時，企業所處地區的法制環境越差，供應商集中度與客戶企業管理層盈余預測精確度的正相關關系越強。
研究設計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本文選取2011-2015年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作為樣本進行研究。關于供應商集中度的數據以上市公司年報中披露的“向前五大供應商采購比例”來度量，經手工收集得到。盈余預測的原始數據來自Wind數據庫，盈余預測精確度的數據為手工計算得到，其他財務數據來自CSMAR數據庫。本文選用年報盈余預測為研究樣本，剔除掉ST公司和其他財務數據缺失的樣本，最終確定supplier的有效觀測值為3218。為了消除異常值影響，對連續性變量進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縮尾處理。
變量定義。一是管理層盈余預測精確度（Accuracy）。結合我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關規定，將管理層盈余預測的具體形式分為以下四類：點預測，即精確度最高的預測形式，關于未來的盈利情況，管理層給出了精確的數值；區間預測，管理層披露的盈余預測在一個有上下邊界的范圍內；上下限預測，管理層只給出未來盈余的上限或者下限；定性預測，管理層對未來的業績只進行了定性的文字描述，沒有提供具體數值。設置Accuracy為有序離散變量，根據盈余預測精確程度依次取值，點預測取3，區間預測取2，上下限預測取1，定性預測取0。二是供應商集中度（supplier）。供應商集中度supplier以上市公司年報信息中披露的“向前五大供應商合計采購金額占年度采購總額的.比例”來衡量。三是控制變量。控制變量的具體定義如表1所示。
模型構建。為了檢驗上文中提出的假設，本文構建如下的ologit回歸模型：
實證結果分析
描述性統計。本文模型中各相關研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
多元回歸分析。第一，供應商集中度與客戶企業管理層盈余預測精確度。表3列示了供應商集中度與客戶企業管理層盈余預測精確度的ologit回歸結果。供應商集中度supplier的回歸系數為0.612，在1%水平上與管理層盈余預測精確度顯著正相關，假設H1得到了驗證。第二，供應商集中度，法制環境與客戶企業管理層盈余預測精確度。表4列示了在不同法制環境下，供應商集中度與客戶企業管理層盈余預測精確度的ologit回歸結果。在法制環境較差組，supplier的回歸系數為0.804，在5%的水平上與管理層盈余預測精確度顯著正相關；在法制環境較好組，supplier與Accuracy的系數為正，但不顯著。說明與法制環境較好地區相比，在法制環境較差地區，客戶企業對主要供應商的依賴性更強，更傾向于發布精確度較高的盈余預測以引導供應商進行更多的關系型投資，維持與供應商的長期穩定關系，假設H2得到驗證。
結論
本文基于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的發展背景，從客戶企業與供應商之間形成的關系型投資為出發點，探討了主要供應商的存在對客戶企業預測性信息披露質量的影響。研究發現：供應商集中度越高，客戶企業管理層發布盈余預測的精確度越高。同時，在法制環境較差的地區，供應商集中度與客戶企業管理層發布盈余預測精確度之間的正相關關系更強。并且進行穩健性測試后，上述結論依然成立。本文的研究結果有助于理解經濟轉軌中客戶企業與供應商之間的關系型投資是如何影響企業會計信息披露質量的，以期對進一步完善我國公司業績預告制度、提高管理層盈余預測信息的披露質量提供政策啟示。
參考文獻：
1.王少飛，周國良，何小楊，于旭輝.關系型投資與審計行為[J].財經研究，2010（5）
2.林鐘高，鄭軍，彭琳.關系專用性投資、制度環境與盈余管理[J].北京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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