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的清貧史

　　朱自清一生勤勉，記日記為日常功課。他的兩卷日記有多方面的史料價值，其中之一在于：它是觀察某類民國文人經濟狀況的一個絕好樣本。簡而言之，朱自清日記是一部知識分子的貧困史。

　　翻開日記第一頁，就有觸目驚心的兩條借貸記錄：1924年7月29日“晚與房東借米四升，舊歷年關亦有相似情形，而我仍用得拮據而歸，甚矣”;30日“午后向張益三借五元，甚忸怩!”朱自清1920年大學畢業，赴江浙任教，先后輾轉杭、揚、滬、溫、甬。此時的他已有兩個子女，正同時在省立四中和春暉中學任教，奔波于寧波與上虞之間。雖如此，仍是入不敷出，以至需要借米療饑。

　　1925年，朱自清成為清華教授，一直到“七·七”事變后隨校南遷，為時12年。此期朱自清經歷頗多：先為六個孩子的父親;妻子武鐘謙病亡;歐游訪學;和陳竹隱戀愛、結合;父親病故;后又添二男。按說，戰前這段經濟較為穩定，清華教授待遇不薄，本該是他生計最寬裕的時期，但因家累進一步加重，所以仍時時捉襟見肘。1932年12月9日日記中說：“錢與文字皆覺其少;錢宜少用，文宜多作，勉之。”舉債、還債的記錄在此期日記里俯拾皆是。

　　昆明時期，百物騰昂而薪水低徊，教授成為清貧一族。朱自清負擔尤重：多病的夫人不習慣昆明環境，帶著孩子長住故鄉成都，他定期將薪水寄成都;前妻所生三個未成年子女寄養揚州老家，他要付生活費;長女采芷工作無著，也賴他不時資助。陳竹隱來信常為告急，揚州方面則每因寄多寄少、早寄晚寄而與兄弟、弟媳生隙。每月領薪，朱自清第一時間分寄各處，自己所留無幾。如1941年5月10日，“兌得現錢共八百九十多元，還債與寄錢后，本月只剩一百三十四元生活費”。他不得不“開源節流”。節流，到了自奉至簡的地步：吃，靠和青年助教合住一室搭伙、包飯，或到朋友家蹭飯，因飯菜粗硬、食無規律，胃病長期不愈;穿，則常年不添新衣，一度每周披件趕馬人的藍氈“一口鐘”到昆明城里授課，成為聯大一景。至于“開源”，無非是多寫文章、多做業余兼職。1944年后他一直在私立五華中學兼任國文教師。即便如此，仍時有青黃不接的情況，他就只能頻頻借債，拆東墻補西墻。

　　借而不得也是常有的事，于是不得不和當鋪打交道。典當、寄賣成為朱自清在昆明的“家常便飯”。特別是在1942到1943年間，他隔三岔五地跑寄賣行，先后拿去寄售的物件有：網球拍、大字典、燈泡、行軍床、被單、橡皮管、墨盒、皮外衣、淋浴器具、窗帷布。他和商人討價還價，有時為了一件物品的價格，連續跑幾家寄售行，還常受奸商的氣。1942年4月8日，為行軍床估價事妥協于商家，日記寫道：“估價者系一少年，其人極有口辯，力言帆布已破，僅可按床架論值。”朱希望能賣120元，但少年僅肯給50元。“事后思之，實所不甘。而竟惑于該少年之妄說，草草立據……少年實奸商之尤，侮余如玩之掌上，可恨之至!”讀到這些憤激無奈之辭，最令人心酸。

　　日記非為發表而作，自可率直無拘，完全是真性情的流露。朱自清每每在日記中大嘆苦經。1941年4月26日在成都與經濟條件較為優越的摯友葉圣陶傾談后，寫道：“圣陶確有勇氣面對這偉大的時代。但他與我不同，他有錢可維持家用，而我除債務外一無所有。”幾天后又說：“我嘗到經濟拮據而產生的自卑感。”不過哭窮歸哭窮，另一個事實卻是：朱自清，以及他的貧窮的同儕們，在困厄中堅守知識者崗位，維持西南聯大弦歌不絕，育才無數，在云貴高原上創造了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大“高原”。他個人筆耕不輟，遺著煌煌五百萬字。有人戲稱中國牌知識分子“價廉物美”，信哉斯言。

　　1948年，在回到清華園后兩年，朱自清因嚴重胃潰瘍不治身亡。次年毛澤東熱烈表彰了他和聞一多這兩位“民主斗士”，說他“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朱自清因此死后哀榮，成了政治上不倒的知識分子表率。“餓死”之說言過其實，但又不能說和長期的窮厄無關。五十而歿，正當人文學者的黃金年齡，這自然是朱自清個人的悲劇，也是中國文化的損失。

(來源：騰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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