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中國文脈》賞析

　　閱讀了《新華文摘》上一篇好文章，余秋雨的《中國文脈》。全文近三萬字，一氣呵成，粗線條概括了中國文化（以文學為主徑的小文化）的經脈。余秋雨先生的文化眼光、概括力和藝術感覺都是超常的，表達力更是一流，因此文章寫得中氣充沛、淋漓酣暢。而這種駕馭歷史、囊括文化、指點江山、評判古今的做法，沒有宏大的視野、敏銳的洞察力、鮮活的欣賞力與聰穎的表達智慧，也無法奏其功。

　　當年讀到李澤厚十幾萬字的著作《美的歷程》，感覺他能用哲學家的抽繹法把浩瀚龐雜的中國文化庫藏精粹為審美線條，實為史家之絕唱，果然此書也在時代學子中風靡一時。今余秋雨也在另一重層面上運用此法，而篇幅更精短，抽繹更簡括，那是需要非凡駕馭力的。

　　我長久困惑于一種學術堆積：隨著史的研究的深入細致，史著的容量和篇幅日益擴大，筆觸則日益細膩發散具體而微，讀者便日益身陷深山密林之中而迷失了道路與方位感，仰頭不見天日，只見鋪天蓋地的闊葉針葉樹冠藤蘿、陡峭山徑崖壁巨石。學術開辟為時代積累起巨量的豐厚與弘博，也給普通讀者把握傳統設置了無以數計的路柵道障。因此我一直在思索如何把歷史寫薄。余秋雨的以往著述已經顯現了他這方面的能力，這次試探再次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案例。

　　且看余秋雨的驚絕概括力與描述力：“沒有巴比倫的殘忍，沒有盧克索的神威，沒有恒河畔的玄幻。《詩經》展示了黃河流域的平和、安詳、尋常、世俗，以及有節制的譴責和愉悅。”又如：《詩經》是“平原小合唱”，《離騷》是“懸崖獨吟曲”。再如：“從宣講到提問，從解答到無解，這就是諸子與屈原的區別。”敏銳的感覺，精巧的比較，準確的捕捉，靈動的表述，鮮明的個性化視角帶來獨特的觀察與狀摹，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概括，但又不得不為其聰穎洞見而稱奇。且看他對孔子和老子風格差別的把握：“孔子的聲音，是恂恂教言，渾厚懇切，有人間炊煙氣，令聽者感動，令讀者縈懷。”“老子的聲音，是鏗鏘斷語，刀切斧劈，又如上天頒下律令，使聽者驚悚，使讀者銘記。”讀之能不為其穎悟發現和傳神捕捉而會心愉悅？在這里，中國文化的連辟相喻隱寓比興修辭手法再次顯露了其傳達幽微表意真切的功能，雖羚羊掛角無跡可尋又開冥發悟洞穿透徹。大言的功用不只是“欺世”，也有“頓喝”式的發蒙開悟。

　　然而，閱讀過程中不斷“驚艷”的快感，也時而被一些地方阻斷。讀余回思，令我排拒于心、梗阻于喉的，原來是作者在快意概述中未能一以貫之地將他的主張貫徹到底。文章論述的是中華“文脈”，點題在“脈”，自然應該歷時態地把中華文化長河中時而上浮時而潛隱的脈線提拎出來，是為正務。然而文中論說卻不斷脫離了文脈提拎而轉為歷史個體的文化成就排行。排行自然是不按照脈線行進的。譬如山峰與山脊的連線構成山脈，雖然高低不平起伏跌宕，但逶迤宛轉綿延不絕。而單純以高度為標準的山峰排序，只構成坐標，卻切除了脈源。我們看他論述唐代書家：“第一名：顏真卿；第二名：歐陽詢；第三名：張旭；第四名：懷素；第五名：褚遂良；第六名：柳公權；第七名：孫過庭；第八名：虞世南。”這只是從作者認為的“噸位”大小作出的列序，而不體現文脈。若從文脈論，顏真卿書法初學褚遂良，后從張旭得筆法，排列一定是褚、張在前而顏在后。歐陽詢、虞世南則因開唐代書法之先風而應先列。這種排法雖更加靠向了歷史順序的軸線而似乎令著者無所作為，但文脈卻清晰地顯現出來。在粗線條提拎脈絡時，你盡可以略去次高峰只數最高峰，而用最為突出的山峰來代表此一山脈，但卻不能把山脈切為幾段，再從高到低重新組合，從而顛倒錯亂地去列數峰巒脈序。

　　于是，余秋雨一些設問和處理就成了非命題。如問：“在文脈上，老子和孔子誰應領先？”文脈衍伸過程中，當然是誰的時代在前誰領先，時代在后者只能是加入進來，而不可能是在后者奠定文脈，在前者作補充。當然，由于老子和孔子同時代，他們只能是共同奠定文脈。至于他們在文化史上孰輕孰重，那是文脈之外的另一個價值判斷命題，與文脈構成本身無關。事實上，老子和孔子既然有著不同的風格傾向，你完全可以讓他們分領端莊厚重與斬截玄思不同散文體的文脈。

　　另外一個問題是“大言”之難度。粗線條提煉、把歷史寫薄，都需要“大言”，需要俯瞰歷史的氣度與指點江山的魄力。然而問題的另一面是，對象越大越難以把握，因為你必須具備更完備的知識框架和足夠的文化存量，這就為“大言者”設置了越加弘博的前提條件。而與宋代以前的情形不同，在21世紀這個知識爆炸的時代，任何一個學者都是狹陋的，都不可能實現知識的全覆蓋。能做的只是：在自己熟悉的領域里概括，否則會時而顯露知識的罅隙，留下硬傷。舉本文中的一個例子：說南唐李后主在亡國被俘押解到汴京之前，“從政遠不及吟詠”，事實上李煜在汴京僅生活了兩年即死去，他的詞作主要還是此前創作的。當然，被俘至宋使他的心境發生重大改變，他那些情感深摯的代表作得以產生，但這不等于他此前沒有吟詠。而且還恰恰相反，或許正是由于南唐詞人們，包括李璟、李煜父子，終日只知道吟詠風花雪月，才造成了南唐的迅速滅亡。至于文中把詞說成是“這個倒霉皇帝所奠定的那種文學樣式”，就不僅完全忽略了詞體發展始于隋唐興于五代所走過的漫長路途，一筆抹除了從李白、溫庭筠到馮延巳和《花間集》的眾多詞體探路者，也割斷了文脈。意識到“大言”之難，為我今后從學設置了驚惕的路標。

　　然而當我從“文脈”的本意在于“脈”出發，品讀完了余文以后，卻惶恐地感到，或許是我錯誤地理解了余先生對于“文脈”的定義！人家原本不是把“文脈”解釋作“文學衍生”的脈絡或脈搏，而應別有它意，否則不可能出現我上述那么多問題。于是重新審視，哦，原來問題的癥結點在于余先生強調的是“等級構成文脈”。原來他不是在文學的長河里搜尋魚群遷徙的痕跡，而是在比較哪條魚最大！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大學排名錄、富豪榜是世俗愛好的做法，用在文化上自然也可區分大樹與細草，但卻與文脈無關。你完全可以在文學品相上區分等級，例如把先秦諸子分成孔子、孟子為第一等級，老子、莊子為第二等級，韓非子、墨子為第三等級，別人也可以見仁見智地作其他區分，但你卻無法把文脈分成等級。盡管你可以說文脈到了唐朝呈現得最為旺盛，因為有了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李商隱杜牧，你卻無法說唐朝文脈的第一等級是李白杜甫、第二等級是王維白居易、第三等級是李商隱杜牧……

　　當以文學人物的“噸位”為坐標來排序時，恰恰是舍棄也就割裂了文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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