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的詩有什么特點

　　元稹（779年—831年），字微之，別字威明，河南府東都洛陽（今河南洛陽）人，唐朝著名詩人、文學家，父元寬，母鄭氏，為北魏宗室鮮卑族拓跋部后裔，北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十四世孫。下面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詩有什么特點吧。

　　關(guān)于元稹詩歌的藝術(shù)特色，白居易的《馀思未盡加為六韻重寄微之》作了高度的概括，詩云：

　　制從長慶辭高古，詩到元和體變新。

　　《舊唐書·元稹白居易傳評》、《記纂淵海》文云：

　　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

　　元和主盟，實在元白。

　　清代馮班《鈍吟老人雜錄》也說：

　　東坡云“詩至杜子美一變”，按大歷之時李杜詩格未行，至元和長慶始變，此亦文字一大關(guān)也。

　　可見元和長慶年間是唐詩大變的重要時期;而這一大變的主盟者則應(yīng)包括元稹白居易在內(nèi)的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等元和長慶詩人。

　　歷代評論家對元稹詩歌的貶誹

　　而對唐詩大變的主盟者之一——元稹的詩歌，歷來的評價卻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貶斥遠遠多于贊揚。今擇要歸納如下：

　　一、元稹詩歌“淫言媟語”、“聱牙崛奇”。唐人杜牧《唐故平盧軍節(jié)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志銘》語云：

　　嘗痛自元和已來有元白詩者，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于民間，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

　　李玨在開成年間也曾說過類如的話，宋代王讜《唐語林·文學》轉(zhuǎn)述云：

　　臣聞憲宗為詩格合前古，當時輕薄之徒摛章繪聲，聱牙崛奇，譏諷時事，爾后鼓扇名聲，謂之“元和體”。實非圣意好尚如此。

　　對杜牧李玨的這種見解后世僅范攄王夫之附和，其他批評家對此大多持反對意見，如唐人皮日休《論白居易薦徐凝屈張祜》、胡震亨《唐音癸簽·詁箋》、賀貽孫《詩筏》、清人錢大昕《十駕齋養(yǎng)新錄·文人勿相輕》、劉熙載《藝概》等都認為杜牧李玨指責元稹白居易的話是“戶門相軋”、“文人相輕之言，未免失實”。如唐人黃滔《答陳磻隱論詩書》云：

　　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信若滄溟無際華岳干天，然自李飛數(shù)賢多以粉黛為樂天之罪，殊不謂《三百篇》多乎女子，蓋在所指說如何耳!

　　又如宋人葉夢得《避暑錄話·馀話下》、宋人劉克莊《后村詩話》云：

　　杜牧作《李戡墓志》，載戡詆元白詩話，所謂非莊士雅士所為，淫言媟語入人肌骨者……戡不知何人，而牧稱之過甚。古今妄人不自量，好仰揚予奪，而人輒信之，類爾!

　　杜牧罪元白詩歌傳播，使子父女母交口誨淫，且曰“吾無位不得以法繩之”……牧風情不淺，如《杜秋娘》《張好好》諸篇、“青樓薄倖”之句“街吏平安”之報，未知去元白幾何?以燕伐燕，元白豈肯心服?

　　明人楊慎《升庵詩話》、王世懋《藝圃擷馀》云：

　　杜牧嘗譏元白云：“淫言媟語入人肌骨，吾恨不在位，不得以法治之。”而牧之詩淫媟者與元白等耳!豈所謂“睫在眼前常不見”乎?

　　杜紫薇掊擊元白，不減霜臺之筆;至賦《秋娘》詩，乃全法其遺響，何也?

　　清人尤侗《艮齋雜說》云：

　　杜牧之嘗言：“近日有元白者喜為淫言媟語，鼓扇浮囂，吾恨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此直以門戶相軋耳!揚州夢，真浪子行徑，杜書記平善又誰治耶?文人不自反如此!

　　歷來的批評家認為杜牧是因不滿元稹白居易薦徐凝屈張祜而對元白進行攻擊，純粹出于個人意氣。我們以為這種攻擊主要是出于政治斗爭的原因。杜牧與牛黨黨魁關(guān)系極為密切，他與李玨曾分別為牛僧儒撰寫墓志和墓碑;他又是三朝宰相杜佑之孫，元稹白居易在年輕時曾彈劾譏諷過時相杜佑，元稹在左拾遺任之時，有《論追制表》加以彈劾，矛頭所指即是當時的宰相杜佑，杜佑護佑杜兼，授職蘇州刺史，行未半途又追改杜兼的官職，文云：

　　又以杜兼為蘇州刺史，行未半途復改郎署。臣不知誰請于陛下而授之?誰請于陛下而追之?追者是則授者非，授者是則追者非。以非為是者罰必加，然后人不敢輕其舉;以是為非者罪必及，然后下不敢用其私。

　　而元稹《有鳥二十章》之二、白居易《秦中吟十首·不致仕》即是譏諷杜佑的詩作，詩云：

　　有鳥有鳥毛似鶴，行步雖遲性靈惡。主人但見閑慢容，許占蓬萊最高閣。弱羽長憂俊鶻拳，疽腸暗把鹓雛啄。千年不死伴靈龜，梟心鶴貌何人覺?

　　七十而致仕，禮法有明文。何乃貪榮者，斯言如不聞!可憐八九十，齒墮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掛冠顧翠緌，懸車惜朱輪。金章腰不勝，傴僂入君門。誰不愛富貴?誰不戀君恩?年高須告老，名遂合退身。少時共嗤誚，晚歲多因循。賢哉漢二疏，彼獨是何人!寂寞東門路，無人繼去塵。

　　元稹東臺御史任又按法懲辦過杜佑的親信杜兼，《舊唐書·杜兼?zhèn)鳌吩疲?/p>

　　杜兼京兆人，貞觀中宰相杜正倫五代孫。舉進士，累辟諸府從事，拜濠州刺史。兼性浮險，豪侈矜氣。屬貞元中德宗厭兵革，姑息戎鎮(zhèn)，至軍郡刺史亦難于更代。兼探上情，遂練卒修武，占召勁勇三千人以上聞，乃恣兇威。錄事參軍韋賞團練判官陸楚皆以守職論事忤兼，兼密誣奏二人通謀扇動軍中。忽有制使至，兼率官吏迎于驛中，前呼韋賞陸楚出，宣制杖殺之。賞進士擢第，楚兗公象先之孫，皆名家，有士林之譽。一朝以無罪受戮，郡中股栗，天下冤嘆之。又誣奏李藩將殺之，語在藩事中。故兼所至，人側(cè)目焉!元和初入為刑部、吏部郎中，拜給事中，除金商防御使，旋授河南少尹知府事，尋正拜河南尹，皆杜佑在相位所借護也。

　　而元稹白居易卻不管這些，斷然加以冒犯，因而立即受到杜佑的報復，元稹詩《酬樂天聞李尚書拜相以詩賀之》注云：

　　分司東臺日又劾宰相親，因緣遂貶江陵士曹耳!

　　元稹白居易因此而得罪杜佑，被貶為江陵府和京兆府小吏。還應(yīng)說明，據(jù)《舊唐書·李玨傳》，李玨是李逢吉、李宗閔、牛僧孺的黨徒，文云：

　　大和五年李宗閔牛僧孺為相，與玨親厚，改度支郎中知制誥，遂入翰林充學士。七年三月正拜中書舍人，九年五月轉(zhuǎn)戶部侍郎充職。七月宗閔得罪，玨坐累出為江州刺史。開成元年四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遷河南尹。二年五月李固言入相，召玨復為戶部侍郎判本司事。三年楊嗣復輔政，薦玨以本官同平章事。玨與固言、嗣復相善，自固言得位，相繼援引居大政，以傾鄭覃、陳夷行、李德裕三人。凡有奏議，必以朋黨為謀，屢為覃所廷折之。

　　他的看法是繼李逢吉等人誣陷排擠元稹后，對已故元稹的又一次攻擊和誹謗。由此可見杜牧和李玨的意見都是黨同伐異的偏頗之見，不足為信。

　　二、元稹詩歌“太露”、“太盡”、“太直”。如宋代魏泰的《臨漢隱居詩話》、明代胡震亨的《唐音癸簽》、鐘惺的《唐詩歸》云：

　　唐人亦多為樂府，若張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以此得名。其述情敘怨委曲周詳，言盡意盡，更無馀味。

　　(元稹詩)患在易曉易盡，失風人微婉義耳!白嘗規(guī)元樂府詩意太切理太周，欲稍刪其繁而晦其義，亦自知詩病概然，故云。

　　元白淺俚處皆不足病，正惡其太直耳!

　　明代陸時雍《詩鏡總論·古詩鏡》將元白樂府與張王樂府作了比較，云：

　　元白以潦倒成家，意必盡言言必盡興，然其力足以達之。微之多深著色，樂天多淺著趣，趣近自然，而色亦非貌取也，總皆降格為之。凡意欲其近體，欲其輕色，欲其妍聲，欲其脆，此數(shù)者格之所由降也。元白偷快意，則縱肆為之矣!元白之韻平以和，張王之韻庳以急，其好盡則同。而元白猶未傷雅也，雖然元白好盡言耳!張王好盡意也，盡言特煩，盡意則褻矣!

　　清代翁方綱的《石洲詩話》云：

　　(元白詩歌)所以不及前人者，太露太直耳!

　　對此元稹白居易自己當時已意識到了，有“詞犯文繁之說”，白居易的《和答詩十首序》就是最好的說明：

　　頃者在科試間常與足下同筆硯，每下筆時輒相顧語，共患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則辭繁，意太切則言激。然與足下為文所長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足下來序果有詞犯文繁之說。今仆所和者猶前病也，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引所作，稍刪其煩而晦其義焉!

　　必須注意元稹白居易在承認“理周”、“辭繁”、“意切”、“言激”之病的同時又強調(diào)這也正是他們詩歌的長處所在，這種一分為二的分析我們以為是有道理的。詩貴精煉含蓄，“太露”、“太盡”、“太直”固然是不足取的。元稹白居易的詩歌，尤其是他們的諷諭詩，以通俗易懂為其特色，因此“露”、“直”、“盡”有馀而含蓄精煉不足確是事實;但也應(yīng)看到元稹白居易是把自己的詩歌作為“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工具，“惟歌生民病”的目的是“愿得天子知”，是為他們“兼濟天下”的政治主張服務(wù)的，這是諫官的詩。因此元稹白居易的詩歌，尤其是諷諭詩，“辭直氣粗”，“敘事直書”，“辭質(zhì)而徑”、“言直而切”、“事核而實”，亦即“理周”、“辭繁”、“意切”、“言激”，這正是諷諭詩應(yīng)提出的要求;因此他們的詩歌“文雖樸野，事頗彰明”，如果敘事不詳說理不透語言不激，就無法達到諷諭詩所要達到的也應(yīng)達到的“采之者傳信”、“聞之者深誡”、“見之者易諭”的社會效果，就這一方面來說，“露”、“直”、“盡”也有其可取的一面。應(yīng)該說明的是元稹當時認為自己遭遇明君，故直言無所顧忌，誠如詩人自己所云“世理則詞直，世忌則詞隱，余遭理世而君盛圣，直其詞以示后”。

　　還應(yīng)說明的是所謂“露”、“直”、“盡”，只應(yīng)看作人們對元白部分詩歌，主要是對諷諭詩的評價。其實元稹的其他詩篇，尤其是大多數(shù)短什，寫得還是精煉含蓄的。關(guān)于這一點，我們在后面再作分析。

　　三、元稹的詩歌“雕飾”“晦澀”。如明代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剖析云：

　　余最喜白太傅詩，正以其不事雕飾直寫性情……世又以元微之與白并稱，然元已雕繪，唯諷諭詩差可比肩耳!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蘇仲翔《元白詩選》云：

　　又微之所作……頗嫌硬澀未融。

　　元作造詞造句頗嫌晦澀。

　　我們以為元稹詩歌的這些缺點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在長篇次韻酬唱詩中是存在的，《酬東南行詩一百韻》、《酬翰林白學士代書詩一百韻》即是其例。這是因為元白這些酬唱詩寫的大多是身邊的生活瑣事，內(nèi)容本來不夠充實，而形式卻又是次韻相酬的百韻巨制。元稹白居易，特別是元稹的酬詩數(shù)量之多篇幅之長押韻之難，在我國詩歌史上應(yīng)該是絕無僅有的。在“次韻”的苛刻條件下，寫一篇內(nèi)容與首酬基本相同的千字長篇實非易事，往往只能搜羅奇字刻意求新，頗有為詩而詩的文字游戲意味，自然難免有“雕飾”之跡“晦澀”之病。而且在現(xiàn)存元稹白居易長篇酬唱詩中，都是白居易首倡元稹次韻酬和，因此就這一部分詩篇而言，元稹詩較白居易詩更為“雕飾”和“晦澀”，這既是有道理的但又是有原因的。但是“雕飾”“晦澀”之病對大多數(shù)元稹詩歌來說，包括元白大多數(shù)酬唱詩篇又是不存在的。相反元稹詩歌的主要特色是淺切而不是晦澀，是平易通俗自然而不是“雕飾”。我們準備在下文再作介紹。

　　四、元稹詩歌往往“一篇雜有數(shù)意”，“一意而復見于兩篇”。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新樂府》文云：

　　關(guān)于元白二公作品之比較，又有可得而論者，即元氏諸篇所詠似有繁復與龐雜之病，而白氏每篇則各具事旨，不雜也不復是也。請舉數(shù)例以明之：《元氏長慶集》二四《上陽白發(fā)人》，本愍宮人之幽閉，而篇末乃云：“此輩賤嬪何足言?帝子天孫古稱貴。諸王在閣四十年，七宅六宮門戶閉。隋煬枝條襲封邑，肅宗血胤無官位。王無妃媵主無婿，陽亢陰淫結(jié)災(zāi)累。何如決壅順眾流，女遣從夫男作吏。”

　　……又如《元氏長慶集》二四《法曲》……《陰山道》……以上所列為元詩中之一篇雜有數(shù)意者。至于一意而復見于兩篇者，則如秦王破陣樂既已詠之于《法曲》……復又見于《立部伎》中。

　　這話說得也對也不對：就元稹的某一首或某幾首作品而言，這話不無道理。如《上陽白發(fā)人》、《法曲》、《陰山道》確有“一篇雜有數(shù)意”之累;而《法曲》、《立部伎》都在同一組詩之中，均涉及祖宗創(chuàng)業(yè)之艱難，也確實存在“一意而復見于兩篇”之病。而元稹《上陽白發(fā)人》的主題也可以理解為詩人對“陽亢陰淫”的同情，亦即包括宮女、公主、諸王在內(nèi)，不僅僅是“愍宮人之幽閉”而已。而“愍宮人之幽閉”只是白居易《上陽白發(fā)人》的主題，其題下注云：“愍怨曠也。天寶五載已后，楊貴妃專寵，后宮人無復進幸矣!六宮有美色者，輒置別所，上陽是其一也，貞元中尚存焉!”就是最好的證明。我們以為陳寅恪對元稹《上陽白發(fā)人》的理解可以商榷。

　　退一步講，大家即使同意陳寅恪先生對元稹詩歌的指責，元稹詩歌此病恐怕也僅此數(shù)例而已。以與上舉數(shù)詩為同一組詩的《憶遠曲》、《苦樂相倚曲》為例，前詩開門點題：“郎身不遠郎心遠。”然后扣緊主題一意到底。后詩層層深入篇末點題，主題十分明確。同一組詩中的其他各詩，無一不是如此。在詩人的其他作品中雖有優(yōu)秀和一般之分，但均無“一篇雜有數(shù)意”的毛病;而“一意而復見于兩篇”，如果不是在同一組詩之中，就一個主題而反復吟唱，這在詩人中比比皆是十分普遍，怎能算是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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