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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與泰戈爾
著名詩人徐志摩在他短暫的一生中結交過許多名人朋友，如梁啟超、胡適、陳西瀅、蔡元培、梁實秋、沈從文、章士釗、郁達夫、聞一多、林長民、張君勱、梁思成、陶行知、劉叔和、丁文江、何家槐、邵洵美、潘光旦、余上沅、金岳霖、吳德生、葉公超、張歆海、蔣百里、何竟武、劉海粟、饒孟侃……他也結交過不少外國名人，像英國大哲學家羅素，英國著名作家狄更生、哈代、曼殊菲爾、(Katherine Mansfietd，現譯為曼斯菲爾德。徐志摩曾翻譯了《英國曼殊菲爾小說集》。)卡本特、威爾斯和魏雷、語言學家歐格敦，美國作家史沫特萊(曾獲諾貝爾文學獎)……另外，還有一位亞洲人，那就是印度詩哲泰戈爾。
泰戈爾出身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在14個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他的大哥與五哥分別是詩人和劇作家，他的姐姐也是作家。泰戈爾在他80年的人生中一共寫了50多部詩集，并為一些詩歌譜了曲。他曾寫過20多部劇本，10余部中長篇小說，100多篇短篇小說，還畫了千余幅畫。由于他在1910年49歲時創作了詩集《古檀枷利》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并被英國封為爵士。
徐志摩在1922年留學回國后，就想代表梁啟超、蔡元培邀請英國作家狄更生、傅來義訪華，徐志摩說過：“我不諱我的‘英雄崇拜’。山，我們愛踹高的;人，我們為什么不愿接近大的?”他還說：“人不怕受崇拜，但最怕受誤解的崇拜。哥德說，最使人難受的是無意識的崇拜。泰戈爾自己也常說及”。后來因狄更生太忙，傅來義有病，所以未成行。
1923年初，泰戈爾的助手、秘書、英國人恩厚之找過徐志摩商量泰戈爾訪華事宜，故徐志摩馬上與北京講學社梁啟超、蔡元培商議，于是以講學社名義邀請泰戈爾來中國訪問，梁啟超、蔡元培還委托徐志摩主持具體工作。泰戈爾的秘書恩厚之在接到邀請后即來華為泰戈爾作安排。泰戈爾原定于8月訪華，后推至10月份。但在9月4日徐志摩接到泰戈爾來信，說：“我本期早日來華，不料到加爾各答后與我兒子皆得骨痛熱病，以致原來計劃不能實行。今年兩人皆已痊愈，本當就道，但念轉瞬寒冬，不如待春回時節再去中國。定明年二月中或二月底離印，約三月間定可與貴邦人士相敘。”在此期間徐志摩專心研究泰戈爾，泰戈爾也組織了包括他的秘書恩厚之在內的訪問團訪問中國。徐志摩曾發表數篇文章歡迎泰戈爾訪華，他說：“所以他這回來華，我人最大的盼望，不在他推廣他的詩藝的影響，不在傳說他宗教的哲學的乃至于玄學的思想，而在他可愛的人格，給我們見到他的青年，一個偉大深入的神感，他一生所走的路，正是我們努力于文藝的青年不可免的方向，他一生只是個不斷的熱烈的努力，向內開豁他天賦的才智，自然吸收應有的營養，他境遇雖則一流順利，但物資生活的平易，并不反對他精神生活的不艱險。”“但要論精神的自由，我們只似從前的俄國，是個龐大喑啞在無光的氣圈中生活的怪物，他們(印度)卻有心靈活動的成績，證明他們表面政治的奴仆非但不曾壓倒，而且激動了，他們潛伏的天才，在這時期他們連出了一個宗教性質的政治領袖——甘地，一個實行的托爾斯泰——兩個大詩人，加立大塞與泰戈爾，單是甘地與泰戈爾的名字，就是印度民族不死的鐵證。”“我們所以加倍的歡迎泰戈爾來華，因為他那高超和諧的人格，可以給我們不可計量的安慰，可以開發我們原來淤塞的心靈泉源，可以指示我們努力的方向與標準……可以使我們擴大同情與愛心，可以引導我們入完全的夢境。”
1923年12月27日，徐志摩寫信給泰戈爾，告知泰戈爾訪華的準備工作就緒。1924年4月12日泰戈爾坐船抵達上海，徐志摩、鄭振鐸、瞿菊農等到碼頭迎接，各報記者也紛紛到來。泰戈爾住在滄州飯店，徐志摩負責接待、陪同并擔任翻譯，王統照負責泰戈爾在各地的演講的記錄與編輯。根據安排，下午徐志摩陪同泰戈爾游覽龍華寺。次日下午1點陪同泰戈爾在閘北寺與印度詩人集會、3點至慕爾嗚路37號參加萬余人茶話會，并在蔣萬里家與歡迎者攝影。14日徐志摩又陪泰戈爾到杭州游覽西湖，15日徐志摩陪同泰戈爾在杭州靈隱寺演講，16日回上海。18日下午上海各界千人舉行正式歡迎會，泰戈爾發表第二次演講，泰戈爾說：“我此番到中國來，并非是旅行家的態度，為瞻仰風景而來，也并非是一個傳教者，帶些什么福音，只不過是為求道而來罷了，好像是一種進香人，來對中國文化行敬禮，所持的說是敬愛數字。”18日當晚，徐志摩陪同泰戈爾北上到南京、濟南各作一次演講。23日到北京時，梁啟超、蔡元培、胡適、林長民、梁漱溟、蔣夢麟、辜鴻銘、熊希齡等文化名人及秘書林徽因(林長民的女兒)均到車站迎接。當天在天壇舉行了社會各界的歡迎集會，泰戈爾由徐志摩、林徽因攙扶上臺發表了演講，媒體報道：“林小姐人艷如花，和老詩人挾臂而行;加上長袍白面的徐志摩，有如蒼松竹梅一幅三友圖。徐志摩在翻譯泰戈爾的英語演說時，用了中國詞匯中最美的修辭，以硤石官話出之，便是一首首的小詩，飛瀑流泉，琮琮可聽。”泰戈爾在北京還參加了座談會，到北大、清華、燕京等幾所大學共發表6次演講，27日參加了在京文學家舉辦的宴會。1924年5月8日是泰戈爾63歲壽辰，徐志摩和他的朋友們精心策劃了慶壽活動，胡適主持了慶壽會，送給泰戈爾10余幅名畫，1件名瓷。梁啟超主持了給泰戈爾贈中國名“竺震旦”的典禮，泰戈爾也給徐志摩取了印度名“Soo Sim”，后來徐志摩給泰戈爾寫信時也一直用此名。祝壽會還演出了泰戈爾的名劇《齊特拉》，林徽因演公主齊特拉，張歆海演王子阿順那。徐志摩飾愛神瑪達那，林長民飾泰神伐森塔。對白全用英語。演出后，人們稱徐志摩與林徽因為“金童玉女”。
此后，由徐志摩與林徽因陪同，泰戈爾拜訪了末代皇帝溥儀及陳三立、齊燮元等人。1924年5月孫中山在廣州，不在北京。5月12日泰戈爾又在北京真光戲院演講，演講后因病而在西山休息。
5月20日徐志摩陪同泰戈爾去太原，想尋求合作推行泰戈爾的農村建設計劃，閻錫山宴請了泰戈爾，并同意把晉祠一帶給泰戈爾作試驗基地。所謂“農村建設計劃”，實際上是把泰戈爾在印度試驗過的農莊建設事業，在中國大地進行試點、推廣。泰戈爾的助手、秘書、英國農業專家恩厚之也在英國達廷頓莊辦成了新型的田園農莊。在徐志摩看來，農村建設計劃實施后，農民可過上豐衣足食的生活，多余勞動力有了出路，教育能普及，文化能發展。實現這一計劃在當時也并非易事，后來徐志摩在1929年6月28寫信給恩厚之，信中說：當時中國政局動蕩，政策多變、腐敗，社會治安問題嚴峻，難以進行。
離開太原后，泰戈爾由徐志摩陪同到武漢，再坐船回上海。5月29日徐志摩陪同泰戈爾去日本東京，又送泰戈爾到香港并相約在歐洲再見。送走泰戈爾后，徐志摩將泰戈爾在中國、日本的演講稿與詩歌澤成中文，演講稿有《國際關系》、《科學的位置》、《一個文學革命家的供狀》等等。泰戈爾也將在華的演講稿編成《在華談話集》于1925年2月在印度出版，書中有梁啟超作序，書的扉頁上寫道：“感謝我友徐志摩的介紹，得與偉大的中國人民相見，謹以此書為獻。”
后來，泰戈爾的秘書恩厚之來信約徐志摩在歐洲與泰戈爾相聚，但當徐志摩于1925年4月趕到法國時才知道泰戈爾因病已提前回國。1925年秋徐志摩為曾先后任教育總長與司法總長的林長民出面代表段祺瑞政府邀請泰戈爾再次訪華，后未成行。
1927年秋泰戈爾從美、日回國時坐船路過上海，徐志摩特地到碼頭并上船看望泰戈爾。徐志摩對郁達夫說：“詩人老去，又遭了新時代的擯棄，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原來，這次泰戈爾到美國、日本演講受到一部分新人的排斥，心里不十分快活，并且因年老之故，在路上染了一場重病。
1928年10月徐志摩應邀到印度拜會泰戈爾，參觀了泰戈爾創辦的國際大學并發表演講。還參觀了泰戈爾的農村建設基地桑迪尼基坦，觀看了泰戈爾的鋼筆畫展覽。關于泰戈爾創辦的國際大學，徐志摩在光華大學任教時，曾對學生們說：“你們假若一旦到那邊(指國際大學)住上一星期，你才會第一次感到宇宙萬物的可愛，我們要回到自然界去，給Chuekoo講話，與金絲雀一塊兒跳躍……。”他還說：“田野、森林、山谷、湖、草地是我的課堂，云彩的變幻，晚霞的燦爛，星月的隱現，田野麥浪是我的功課，爆吼的松濤、鳥語、雷聲是我的教師。”從中可以看出，徐志摩從羅素和泰戈爾身上繼承了崇敬自然的思想。在訪問印度時的一次集會上，徐志摩看到一個刻有“硤石西山公園茶室”字樣的茶壺用黃綢供奉在明顯的地方，他驚喜地說：“真是他鄉遇故物了。”原來泰戈爾訪華時，火車在硤石停留幾分鐘，徐志摩父親徐申如特地在茶室泡好一壺好茶送到車上讓泰戈爾喝，泰戈爾把它當作友誼的象征加以珍藏。
1929年3月19日，泰戈爾去美國、日本講學，并到上海作為私訪看望徐志摩夫婦，徐志摩知道泰戈爾年邁多病見面機會不多，所以將家里的三樓布置成印式房間讓泰戈爾住，但泰戈爾執意要住徐志摩的房間。這次泰戈爾送給徐志摩兩件墨寶作為禮物，一件是在徐志摩一本紀念冊上(題有胡適、聞一多、陳西瀅、邵洵美、章士釗、俞平伯、楊杏佛等20多位名人的字畫墨跡)用毛筆畫了一幅水墨自畫像，并用鋼筆在右上角題了英文詩：“小山盼望變成一只小鳥，擺脫他那沉默的負擔。”另一件禮物是用孟加拉語寫的一首詩：“路上耽擱櫻花謝了，好景白白過去了;但你不要感到不快，櫻花在這里出現。”1929年6月11日，泰戈爾回國時又在徐志摩家住了兩天。1930年泰戈爾訪問上海時，把自己所穿的一件紫紅色絲織印度長袍送給徐志摩留作紀念。不料這次竟成了永訣。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不幸遇難，年僅35歲。當年泰戈爾的年齡恰好是徐志摩的兩倍：70歲。10年后，即1941年泰戈爾去世，享年80歲，在這10年時間里，泰戈爾一直懷念著他的中國朋友徐志摩。泰戈爾的助手、秘書恩厚之在1974年去世前也一直懷念老友徐志摩，他的達廷頓農莊一直保存著徐志摩當年送給他及夫人孩子的各種中國瓷器、玉石、印章、玩具等。
值得一提的是：1923年底，北京一些上層知識分子為了聚會的方便，徐志摩與梁啟超、胡適、陳西瀅、林長民、林語堂、張君勱、黃子美、丁文江、饒孟侃、張歆海、陳博生、丁西林、余上沅、凌叔華等在北京西單石虎胡同7號成立俱樂部時，根據徐志摩的提議，俱樂部定名“新月社”，因為泰戈爾出過一本詩集《新月》，后來徐志摩等人又創辦了《新月》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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