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一個精心打造的天才

　　當今之世，說某人是個天才，未見得全是夸贊，然而，對于徐志摩，卻只能這么說，否則你解釋不了，一個原來沒有想到寫詩的人，會在短短十年間，成

　　為二十世紀中國最著名的詩人;更無法解釋，好些名人因多角婚戀而身敗名裂，至少也是聲名受損，獨有徐志摩卻是，每經過一次婚戀，增加人生的一重光彩。張幼儀，林徽因，陸小曼，一個女人顯示著他的一個優異的側面。縱然是他遺棄了的女人，到老也還是深深地愛著他。他的第一任夫人張幼儀，晚年就說過：“在他一生當中遇到的幾個女人里，說不定我最愛他。”

　　一個著名的詩人，一個優秀的男人，這樣理解徐志摩，還遠遠不夠，深入研究，你會發現，他的形象，比我們原來的了解，要偉岸的多，也光輝的多。幾乎可以說，畢其一生，他的志向和努力，都在改良中國的社會，盡快地走向民主;提高國民的素質，盡快地自尊自強。這一心志，在他最后一本詩集《猛虎集》的序里，說的很是透徹：“我父親送我出洋留學是要我將來進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個中國的 Hamilton。”——漢密爾頓，美國華盛頓時代的政治家，對美國的建國方略起過不可估量的作用。

　　然而，這樣一個天才人物，卻不是天然生成的，而是他的父親，一位精明的中國商人精心打造成的。

　　徐申如，他的父親，清末民初時期，浙江海寧縣硤石鎮的首富，也是該鎮商會的會長。徐先生一生最大的貢獻，該是聯合本縣鄉紳，將擬定要經過桐鄉縣的滬杭鐵路，拐了一個不小的彎兒，經過他的家鄉硤石鎮，為家鄉人民謀了多少輩子的福祉(海寧縣城后來遷到硤石鎮)，同時也讓他自己由一鎮的首富成為一縣的首富。有人去浙江旅行，留心一下該會發現，這個彎兒，現在還在那兒硬硬地拐著。

　　改善投資環境，才能產生最大的經濟效益，精明的徐申如先生，將這一經商方略用于獨生兒子的培養，不期然又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上最好的學校，不用說了。正常的念書之外，還給他聘請最好的老師。這話說起來容易，做到怕就不那么容易了。且看徐先生為兒子聘請的是什么樣的課外老師。小學畢業，為了讓兒子的毛筆字有所長進，父親領著兒子到上海，投師于名聲最響的書法家鄭孝胥名下，其時鄭孝胥還沒有去東北當他的偽滿州國總理，還在上海作寓公鬻字為生。此事在《鄭孝胥日記》中有記載。上大學上了北京大學，仍不滿足，為了兒子將來能躋身上流社會，又以一千大洋的贄禮，讓兒子拜在梁啟超門下，成為聲名顯赫的梁任公的入室弟子。

　　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進的都是第一流的大學。北京大學上預科而不上本科，是因為預科乃清末編譯館的底子，更注重外語的運用。包括學法律而不學什么國學，都是為了盡快地放洋。果然預科畢業一年后，便赴美留學。初到美國，入克拉克大學歷史學系，繼而入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獲碩士學位。旋即渡海赴英，在倫敦大學混了半年，進入劍橋大學王家學院，研習政治經濟學。課余時間，還參加英國工黨的選舉活動。

　　在英國兩年，上的是一流大學，結交的也都是一流的人物。羅素，哈代，曼斯菲爾德，狄更生。正是這位狄更生先生，將他介紹進劍橋大學王家學院。且看他送給狄先生的禮品是什么，一套雕版印制的《唐詩別裁集》，扉頁上寫著這樣的話：“書雖凋蠹，實我家藏，客居無以為贐，幸先生莞爾納此，榮寵深矣。”

　　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加上天生的聰明伶俐，也就難怪，不長的時間，這個中國年輕的留學生，便成為劍橋大學的名人。連王家學院的門房先生，多年后，都還記得那個和氣而又闊綽的徐先生。再后來，上世紀八十年代，有位去英國留學的大陸學者，寫過一篇文章，說一個世紀以來，成年后去歐美留學的中國人，很難融入歐美社會。當他對徐志摩的情況做過一番研究后，不得不修訂自己的看法，說，就他所知，徐志摩是唯一的例外。

　　按徐志摩的心性，依徐申如的期望，徐志摩本來還可以在英國和歐陸混下去，弄個博士不是難事。然而，當林徽因的倩影在眼前一晃，又倏忽而逝的時候，這位富裕的浪蕩子，在多霧的英倫再也待不下去了。于是便收拾行裝，匆匆回國。他的這一輕率的行動，后來曾被他的一位學哲學的朋友嘲笑，此人叫金岳霖，晚年人都糊涂了，還記得徐志摩離開倫敦時唱了兩句戲詞，前一句他忘了，后一句是：“銷魂今日進燕京!”實際上前一句是很好配的，“快馬加鞭往前行，銷魂今日進燕京”，如何?

　　林徽因不過是個誘餌，實則國內，有偉大的事業在等著這個不世出的天才。

　　出國前已拜在梁啟超門下，一九二二年十月，徐志摩回到上海，雙腳一離開輪船的甲板，即踏入中國上流社會的廳堂。到了北京，就住在梁啟超當館長的松坡圖書館里。松坡者，再造共和之名將蔡鍔也。

　　歷史老人，像是預先安排好了似的，五四運動剛剛過去，此后幾年間，正是中國新文化運動將要蓬勃發展的一個時期。

　　這樣一個非常時期，也就需要一個非常人物來呼風喚雨，叱咤風云。

　　徐申如先生的長期投資，又來了一個豐厚的回報。如果說滬杭鐵路拐的那個彎兒，只是造福桑梓，對鄰縣卻有損害的話，那么這一次的回報，造福的乃是中化民族世世代代的子孫。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注定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風云驟變的時期。一件一件的史實不必縷述，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的發展，怕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

　　社團與流派，歷來是推動文化運動的急先鋒，古今中外，概莫有外。為了推進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長足發展，在徐志摩回國前，已出現了兩個頗具聲勢的文學社團，一個是一九二一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學研究會，一個是同年七月在東京成立，很快就移師上海的創造社。這兩個文學社團，可說都是五四運動精神催生的。成立之初，都起過相當的作用，文學研究會的廣結人緣，創造社的驍勇善戰，都是不可抹殺的功績。然而，畢竟有著它們自身難以克服的缺陷，文學研究會以國產作家學者為主，敦厚有余而魄力不足，難當領導新文化運動的大任。創造社清一色的留日學生，人人英雄，個個好漢，只是氣量狹窄，格局太小，難孚眾望。真正賡續五四精神，影響廣披，建樹卓著的，還要數一九二三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這個新月社。而新月社的成立，起初只能說如同兒戲。

　　一九二四年四月泰戈爾來華訪問，先到上海，再到北京。知道泰戈爾到了北京，定然要來松坡圖書館訪談，其時居住在館內的徐志摩，為了討老詩人喜歡，便在他住所的門外，掛了一個小小的木牌，用毛筆寫了三個不會很大的墨字：“新月社”。想來該是個正午，人們都休息的時分，二十七歲的年輕人，悄悄地掛上這個小木牌后，定然還羞怯地四下看看。

　　然而，就是這一掛，一個以留學英美為知識背景的自由知識分子的文化團體，就在古老的中華大地上誕生了。真正顯示它的群體威力，還要等到一九二七年，多數成員嘯聚上海，成立新月書店，創辦《新月》月刊之后。初成立的這三四年間，它的主要功能是聯絡同道，蓄積力量。這期間，最具風采，最見業績的，是徐志摩個人的南征北戰，東拼西殺。算學事件，圈點事件，觀劇事件，音樂事件，一個接一個的論戰，不管贏了還是輸了，得到的都是名聲。確也是把好手，且有梁啟超的情面，徐志摩很快便執掌了《晨報副刊》的編輯權。幾個回合下來，便將這個“研究系”的報紙副刊，辦成了一個新文化運動的堅固陣地。在有限的版面上，發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論爭，最有名的該是“仇友赤白”、“閑話事件”兩次大論戰。在對世界趨勢與中國國情的認識上，連胡適都遜他一籌。

　　一九二七年七月，胡適離開北京，取道莫斯科參加中英庚款咨詢委員會會議，途中給一位朋友寫了幾封信，談他對莫斯科的印象，對蘇聯教育的成就大加贊揚。這位朋友將胡適的信轉給徐志摩，徐將兩人的信件同時發表，且加了長長的按語，對胡適的看法提出質疑與批駁。在徐志摩看來，胡適太天真了也太糊涂了，“這是可驚的美國式的樂觀態度……這不是等于說由俄國式的共產主義過渡到英國的工黨，或是由列寧過渡到麥克唐諾爾德嗎?”胡適所以會犯這樣低級的判斷錯誤，徐志摩的分析是，一是他過分注重實干精神，而不分是什么樣的實干，再就是他這幾年沒有出過國，“自從留學歸來已做了將近十年的中國人”。

　　和胡適相比，徐志摩畢竟是哥倫比亞政治學的碩士，且前一年趁赴歐之便，剛去蘇聯做過考察。而胡適，不光多年沒有出過國，也沒有經過政治學方面的專業訓練。

　　一九二七年春天，隨著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中國的新文化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這一時段，功績卓著的文學團體，非上海的“新月派”莫屬。當年在北京的新月社人馬，幾乎齊集上海，相繼辦起新月書店和《新月》月刊。尤其是《新月》月刊，其貢獻不限于文學作品的發表，還引發了一系社會問題的討論，比如以胡適為主，發起的關于“人權與約法”的論爭。文學與政治的契合，終于形成了中國文化史上最具影響力的“新月派”。

　　這一時期的新月派，與前些年徐志摩在北京成立的新月社的關系，梁實秋有不同的看法。梁先生認為，上海時期的新月派，與北京時期的新月社沒有任何關系。想來這是因為，梁實秋回國遲，基本上沒有參與北京時期的活動，而在上海時期，他卻是新月派的中堅分子，曾一度出任《新月》的主編。不承認前后“新月”的關聯，并不等于否認徐志摩的功績。

　　這個刻薄的批評家，晚年回憶起年輕時的朋友，不無深情地說，“新月書店的成立，當然是志摩奔走最力”。又說，“胡(適)先生當然是新月的領袖，事實上志摩是新月靈魂”。

　　領袖要的是德高望重，應者云從，而靈魂即是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這一輪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運轉自如，沒了他，這輪新月只會落下，不復升起。事實上也確是如此，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徐志摩飛機失事遇難后，標志著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雖經葉公超等人艱難支撐，終是氣數已盡，不久便壽終正寢。僅此一點，也足以證明徐志摩與新月派的關系。可以說，有了徐志摩，才有了新月派。

　　尤可駭怪的是，誰都說徐志摩是位杰出的詩人，梁實秋，不獨梁實秋，還有葉公超、溫源寧、楊振聲，幾乎他同時期的所有朋友，卻都說他在散文方面的成就超過了詩歌。不要忘了，現代文學諸名家中，梁實秋留美多年，專門研修文學批評，在這方面，他有足夠的自負。“只要一讀志摩的文章，就不知不覺的非站在他的朋友的地位上不可。”這是多高的評價!

　　一個年輕人，回國不到十年的時間，接連幾起婚戀風波，已經鬧得沸沸揚揚，卻還能鬧中取靜，靜中發力，躍馬揮槍，幾個回合下來，把自己打造成一個頂級的詩人，又是幾個回合，便組建起一個功績卓著的文學社團，開書店，辦刊物，形成一個影響深遠的文學流派。這樣的人，不是上蒼著意憐愛的天才，又是什么?

　　天才云云，不過是一種極而言之的說法。公允地說，徐志摩是二十世紀之初，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優秀文化，交合鼓蕩下產生的一個寧馨兒。最終受惠的，還是他苦難的家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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