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汪曾祺小說中民俗風情初探

　　在中國文學史上，汪曾祺被視為一個跨時代的作家。汪曾祺按照自己的文學理想進行寫作，表現他所熟悉的市井民情，情感深厚。80年代以后，回憶童年所生活過的環境，包含很多民俗風情的描寫，這是汪曾祺小說的一大特點，也是需要作者具有豐富的藝術儲備的。汪曾祺1920年出生在江蘇高郵的一個士大夫家庭。祖父經商，父親參加科考，應當說是一個儒商家庭。因此，汪曾祺在小時候受家庭熏陶下對經史子集非常熟悉。在他的生命哲學意識中，受到過孟子人性本善觀念的影響，莊子哲學中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思想對汪曾祺的思想形成也產生過一定作用。究根追底，儒家思想中原始的人道主義精神對汪曾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響。儒家的仁學思想是建立在血緣宗法關系上的一種富有濃郁人情味的親子之愛，在普遍的社會人生中建立一種仁愛禮讓、親和統一的人倫秩序。汪曾祺的生命哲學思想融儒釋道為一體，這為他創作具有民俗風情的作品提供了思想基礎。在1939年，汪曾祺來到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學習文學，當時沈從文在西南聯大任教授，對汪曾祺后來的文學創作有很大影響。汪曾祺最喜歡的老師之一就有沈從文，沈從文的作品具有唯美的抒情化特征，善于描寫家鄉湘西純樸民風。在校學習期間，汪曾祺積累了文學創作的技巧和寫作方式。此外，汪曾祺從小生活在市民社會中，接觸了各種行業的社會底層普通勞動者，他們的身上都體現著一種傳統純樸的社會民風。汪曾祺小時候生活的地方是青山綠水、風景秀麗的小鎮，具有典型的中國南方小鎮的風俗特征，這樣的生活環境和質樸的鄉民為汪曾祺日后的文學創作提供了天然的材料和背景。思想的形成、老師的指導、天然環境的影響，決定了汪曾祺文學創作的總體風格。

　　一、平淡的敘事，詩意的氛圍

　　汪曾祺的小說文本在篇幅上呈現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以短篇為主，幾乎不涉及中長篇，從未試驗寫作過全景式或史詩性巨作，社會文化論文《汪曾祺小說中民俗風情初探 畢業論文》。汪曾祺認為：“我只寫短篇小說，因為我只會寫短篇小說。或者說，我只熟悉這樣一種對生活的思維方式。”汪曾祺專心致志于短篇小說的寫作，他賦予小說一種自己獨特的敘述方式，他用平淡的敘述營造散文化小說的詩意氛圍，充滿了地方景致和民俗風情。小說的語言、結構以及獨特的審美品格都顯示了一種成熟的小說文體的典范。汪曾祺在《小說的散文化》一文中對散文化小說的特征做過這樣的描述：“在散文化小說作者的眼里，題材無所謂大小，他們所關注的往往是小事，生活的一個角落、一個片段。即使有重大題材，他們也會把它大事化小。散文化小說不大能容納過于嚴肅的、嚴峻的思想。這一類小說的作者大都是性情溫和的人。他們不想對這個世界做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拷問和卡夫卡式的陰冷和懷疑。許多嚴酷的現實，經過散文化的處理，就會失去原有的硬度。”在汪曾祺散文化小說的創作中，體現了他對人的生存境遇、生命狀態的關注，以及對人情、人性的思考。從20世紀40年代汪曾祺在文壇嶄露頭角，到80年代《受戒》的發表，汪曾祺讓人們耳目一新，他的作品擺脫了政治話語的干擾，表現出他以真誠的悲憫之心寫出了人本真狀態的真實情感，展現了汪曾祺對每一個普通民眾的深沉的關愛。

　　二、日常生活的描寫展現民俗風情

　　汪曾祺的短篇小說大多取材于家鄉的鄉村和市舊生活，他說“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憂傷，比如《職業》、《幽冥鐘》；一部分作品則有一種內在的歡樂，比如《受戒》、《大淖記事》；一部分作品則由于對命運的無可奈何轉化出一種常有苦味的嘲噱，比如《云致秋行狀》、《異秉》。但是總起說來，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的作品不是悲劇。我的作品缺乏崇高、悲壯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諧。”汪曾祺的小說注重風俗民情的表現。小說結構情節單一，缺少故事性，更多的是對鄉間風景、民俗風情的描寫，使小說呈現出一種如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態。在《受戒》中，作者并不急于寫小和尚受戒的過程，而是先用大量的文字描寫當地和尚的風俗，明海出家的過程，和尚們的生活方式和小英子一家的生活狀態，最后才向讀者展現明海受戒的場面。文章洋洋灑灑、舒緩明朗地向讀者展現了一幅風俗畫。汪曾祺是一位具有自覺審美價值追求的作家，對自己小說文體的散文化有著充分的自覺性，他在《〈汪曾祺短篇小說選〉自序》里聲稱“：我的一些小說不大像小說，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說。有些只是人物素描。我不善于講故事，我也不喜歡太像小說的小說。即故事性很強的小說。故事性太強了，我覺得就不太真實。“”我的小說的另一特點是：散。這倒是有意為之。我喜歡布局嚴謹的小說，主張信馬由韁，為文無法。”汪曾祺通過鄉風民俗的描寫來營造氛圍，展現人物性格，風俗民情是一種現實的存在，是千百年來民族文化的縮影，表現了某一地域的生活特色，便于作者傳達作品深沉、含蓄、悠遠的創作內涵。汪曾祺認為“‘人情’和‘風土’原是緊密關聯的”，風俗“可以成為人的活動和心理契機”，由于他認為“不能為寫風俗而寫風俗。作為小說，寫風俗是為了寫人。

　　有些風俗，與人的關系不大，盡管它很美，也不宜多寫”，而是應力圖使風俗成為制約人的行為心理的有效因素。汪曾祺在創作過程中努力實現使所營造的風俗氛圍體現人物的性格特點。如在《大淖記事》中，首先用大量的筆墨描繪了大淖這個地方四時的景物和風土人情，在這里人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倫理道德觀念和是非標準，尤其是婚姻嫁娶，這里的婚嫁極少是明媒正娶，“媳婦多是自己跑來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作者在介紹了這樣一種風俗后，接下來巧云媽的私奔和巧云與十一子的相愛就是合乎理法，富有鄉間氣息的。

　　汪曾祺通過描寫鄉間民俗風情，展現純樸人情。

　　這其中包涵著深刻的人文內涵。在汪曾祺的小說中，濃重的鄉土風俗的氛圍和在這種氛圍下生活的鄉民，相互形成了有機的整體，自然天成，別有一番情趣和意蘊。這與受他的老師沈從文的影響是分不開的。汪曾祺用氣氛來營造出人物性格特征，構成一種情調，這種情調的形成是作家在一定的審美理想下產生的情感思緒，只有作家具有深厚的文化素養積淀，他才能在敘事過程中很好地創造出一個自然恬淡的境界。

　　作品中鄉風民俗的描寫是汪曾祺藝術創作精心設計的產物，在其中融入了作者的主觀情緒，是作者審美價值的一種外化體現，具有強烈的情感性和濃郁的抒情氣質。

　　汪曾祺喜歡閱讀中國古代文人的筆記體文學，最喜歡和推崇的就是宋人筆記。因此，他的文學作品也繼承了古代文人的傳統，寫出了中國現代抒情小說，語言至真至美，以長短句出現，這樣就使句子富有了靈性，簡潔明了。如“村里都夸他字寫得好，很黑。“”走過天井，便是大殿，供著三世佛。”在這種近于口語的敘述中，文字顯得流暢自然，生動傳神，長句短句的出現使作品富有詩的意蘊，讀起來韻味十足。汪曾祺的這種語言風格使得鄉間的民俗風情能夠自然流露出來，清新質樸。

　　汪曾祺是一個具有獨特審美品格的作家，儒家的仁學思想、宗法制度影響了汪曾祺的生命哲學思想，崇尚一種恬淡和諧的社會生活，老師沈從文的創作風格和淡泊名利的品質也深深地影響了汪曾祺的審美價值和創作風格。在廣泛吸收經驗的基礎上顯示出了自己鮮明的藝術個性。正如他自己所主張的“納外來于傳統，融奇崛于平淡，以俗為雅，以故為新”。汪曾祺小說中的民俗風情是作者心中的一處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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