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異秉》看汪曾祺的人性觀照

　　汪曾祺是一個“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他在作品中寄托了深刻的人性觀照。

　　汪曾祺的《異秉》最初完稿于1948年。八十年代，汪曾祺對《異秉》進行了改寫。改寫后的《異秉》少了一份嘲諷和戲謔，更多了一些理解和憐憫，彰顯了汪曾祺在歷盡人生喧嘩后的淡化悲哀、隨遇而安的生活態度，以及對苦難人生深深的人性觀照。

　　一、溫和的生存哀歌

　　汪曾祺說：“我不是從道理上，而是從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認為儒家是講人情的，是一種富有人情味的思想。”1他評價自己的作品：“我寫的人物，有一些是可笑的，但是連這些可笑處也是值得同情的，我對他們的嘲笑不能過于尖刻……我的小說有一些優美的東西，可以使人得到安慰，得到溫暖。”2

　　《異秉》中，王二做生意發家被認為有“異秉”。王二愛聽書，以前不敢去聽書，認為一個賣熏燒的與聽書身份不相稱，怕人議論。等到賺了錢，才認為可以了。從這些描述中不難看出，王二是一個道德感強，同時又自我認同感低的人。王二做生意也是如此，最初選擇保全堂來擺攤子的原因之一，是晚上來藥鋪抓藥的人很少，王二礙不著人家生意。后來換了地方，是因為“遇上下雨下雪，叫主顧在當街打傘站著，實在很不過意。”王二對他的每一位顧客都很熱心，甚至“誰什么時候來，買什么，他心里都是有數的。”3

　　汪曾祺筆下的王二明顯地接受了儒學的影響：謙卑有禮，注重人情，自我節制。王二每天吃過晚飯，“就端了一杯熱茶，坐到保全堂店堂里的椅子上 ，聽人聊天。”“聽人聊天”，這句話就讓讀者對王二的性格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不僅不因自己有錢而大吹大擂，反而自愿地充當傾聽者的角色，讓別人舒心愉快。汪曾祺把王二的謙卑、小心、人情世故用四個字表現了出來。

　　再說其他人。保全堂的陶先生是“同事”，因為是痰簍子，已經有三次要被請辭，因人說情留下了。但辭而不去，臉上無光，只得更加勤勉，更加謹慎，咳嗽也總是強忍著。在保全堂學生意的陳相公，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為先生們倒尿壺，掃地，擦桌子，曬藥收藥，要干的事情很多。他老是因為做錯了事挨打，晚上偷偷哭。煮飯的老朱，人出名的忠誠耿直，從沒有正經吃過一頓飯，都是把大家吃剩的殘湯剩水泡一點鍋巴吃，因此很受敬畏。

　　與王二不同，陶先生、陳相公和老朱都是地位低的人。正因為地位低，他們便放低姿態，卑躬屈膝，一味壓抑自己去迎合別人。老朱的行為是一種表演，不管他的本性如何，他都在扮演著一個忠誠耿直、自我犧牲的角色，以一個這樣的形象得到觀眾的認可。陶先生和陳相公連老朱的待遇也不可得，在得知王二的“異秉”在于“大小解分清”后，倆人都急不可待地沖進廁所去檢測。這種行為讓人在感覺荒誕的同時，一味苦澀感便涌至心頭。他們都是無力改變自身命運的小人物，只能通過祈盼虛幻的異秉來改變生活。

　　《異秉》中的生活，就像是一首田園詩，清新、雅致、雖苦猶樂。雖然他們的生活都面臨著各種各樣的不幸，但他們樂于釋懷，善于尋找生活的樂趣，對生活懷著美好的期待。這就是汪曾祺帶給人們的溫暖。

　　二、詩意的“和諧”

　　《異秉》中詩意的“和諧”，在于汪曾祺天然意境的營造，將日常平淡的生活寫出韻味和情致來。王二工作雖然辛勤，但家庭很和諧，賢惠的妻子，溫順的兒女。工作之余，可以去聽書，去聽人說話，日子有滋有味。陶先生和張漢等，至少能夠在每天晚上熱鬧的閑談中得到安慰，找到盼頭。而陳相公則多了一點，就是每天早晚心曠神怡地欣賞風景。這些都是脆弱的，可憐的，但同時又容易滿足的人。他們總能夠在生活的困難中找到那么一點點樂趣，這么一點樂趣便值得他們去努力地生活下去。汪曾祺以悲憫的目光關注這些普通人的普通人生，同情他們的艱苦，甚至寬容對待他們的弱點，對文中人物委瑣鄙薄的行為也生出憐憫。他讓筆下的人物以坦然的態度對待人生的遭際，不去刻意計較，順從命運的安排，隨遇而安。

　　造成《異秉》中人物不幸命運的原因，與社會環境和個人氣質息息相關。《異秉》中的環境：“這一條街上的店鋪、擺攤的……近幾年，景況都不大好。有幾家好一些，但也只是能維持。有的是逐漸地敗落下來了”，敗落了，很多人也因此失了業。有一份工作的人，如陶先生，自然是要兢兢業業，百般隱忍了。財富和能力把這條街上的人分成了若干等級。王二憑借個人技能發了財，獲得了人們的尊重，被認為有“異秉”。保全堂有四等人：“管事”、“刀上”、“同事”、“相公”。陶先生是“同事”，“‘同事’是沒有什么了不起的，每年都有被辭退的可能。”陳相公更在陶先生之下，作為學徒，“學生竟沒有不挨打的”，陳相公沒少挨打。論個人氣質，王二如此謙卑有禮，自然能夠得到尊重。相反的，陶先生“咳嗽痰喘，人也不精明”。陳相公也“好像不大聰明，記性不好，做事遲鈍。”對很多人來說，個人氣質和客觀環境都是無法改變的，要在這種環境下生存下去，就只能“隨遇而安”。每天晚上，保全堂各色人等居于一室，把白天的壓抑和苦悶拋開，全心全意地進入侃侃而談的新境界，這不是一種“詩意的和諧”嗎?隨遇而安是一種生之無奈，不是逃避，而是一種基于寬容和熱愛的坦然面對的堅強。

　　讀汪曾祺的小說，就像看到無數小人物與之同呼吸，同說話，同悲同喜。作為一個“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他善于發現人的小卑微、小聰明、小志氣、小情趣、小齷齪。汪曾祺希望通過自己作品使讀者的心胸更寬厚，遠離鄙俗，變得高尚一點、雅一點。通過《異秉》，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個觀照人性，抒情的人道主義者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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