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日 宋 王安石
引導語：王安石的《元日》這首詩描寫了宋代人過春節的場面：春風送暖，旭日初升，家家戶戶點燃爆竹，合家喝著屠蘇酒，忙著摘下門上的舊桃符，換上貼有門神的新桃符。下面是小編收集的這首詩的知識信息，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元日》
【宋】王安石
爆竹聲中一歲除，
春風送暖入屠蘇。
千門萬戶曈曈日，
總把新桃換舊符。
譯文：
鞭炮響轉眼間一年已過，
屠蘇酒暖心房春風吹拂。
旭日升千門萬戶多明亮，
人人把新桃符換舊桃符。
賞析：
這首詩描寫了宋代人過春節的場面：春風送暖，旭日初升，家家戶戶點燃爆竹，合家喝著屠蘇酒，忙著摘下門上的舊桃符，換上貼有門神的新桃符。作者擇取了這些過年時最典型的喜慶場景，展現了一幅富有濃厚生活氣息的民間風俗畫卷。宋人特別喜歡通過詩歌來表達自己的政治抱負、哲學觀點。王安石此時身為宰相，正在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所以這首詩的字里行間都洋溢著他對革除時弊、推行新法的堅定信念及樂觀情緒。抒發了他春風得意躊躇滿志的心情。 還能體現出他的執政態度。
“元日”是陰歷正月初一。這是一首寫古代迎接新年的即景之作，取材于民間習俗，敏感地攝取老百姓過春節時的典型素材，抓住有代表性的生活細節：點燃爆竹，飲屠蘇酒，換新桃符，充分表現出年節的歡樂氣氛，富有濃厚的生活氣息。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逢年遇節燃放爆竹，這種習俗古已有之，一直延續到今天。屠蘇，指古代春節時喝的用屠蘇草或幾種草藥泡的酒。古代風俗，每年正月初一，全家老小喝屠蘇酒，然后用紅布把渣滓包起來，掛在門框上，用來“驅邪”和躲避瘟疫。這兩句是說：在爆竹的響聲中，舊的一年過去了。人們喝著過節的屠蘇酒，暖洋洋地感到春天已經來臨。
第三句“千門萬戶曈曈日”，承接前面詩意，是說家家戶戶都沐浴在初春朝陽的光照之中。“曈曈日”，指由暗轉明的朝陽。結尾一句描述轉發議論。桃符：指畫有神荼、郁壘兩個神像或寫有這兩個神像名字的桃木板，正月初一清晨掛在門上，以求“避邪”。這也是古代民間的'一種習俗。“總把新桃換舊符”，是個壓縮省略的句式，“新桃”省略了“符”字，“舊符”省略了“桃”字，交替運用，這是因為七絕每句字數限制的緣故。意思是：都是用新桃符替換了舊桃符。以桃符的更換揭示出“除舊布新”的主題。
其實，這首詩表現的意境和現實，還自有它的比喻象征意義，它是以除舊迎新來比喻和歌頌新法的勝利推行。這首詩正是贊美新事物的誕生如同“春風送暖”那樣充滿生機。其中含也有深刻哲理，指出新生事物總是要取代沒落事物的這一規律。
創作背景
此詩作于作者初拜相而始行己之新政時。1067年宋神宗繼位，起用王安石為江寧知府，旋即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為擺脫宋王朝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危機以及遼、西夏不斷侵擾的困境，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對”，王安石即上書主張變法。次年任參知政事，主持變法。同年新年，王安石見家家忙著準備過春節，聯想到變法伊始的新氣象，有感創作了此詩。
作者介紹：【為官經歷】
慶歷二年(公元1042年)，王安石以進士第四名及第，歷任簽書淮南(江蘇省揚州市)節度判官廳公事、知鄞縣(今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事、舒州(今安徽省安慶市)通判，旋又外調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江西、安徽一帶]，江寧知府(江蘇省南京市)。多年的地方官經歷，王安石認為宋朝所面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以歷史上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于覆滅的事實為例，王安石大聲疾呼：“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不然，漢亡于黃巾，唐亡于黃巢的歷史必將重演，宋王朝也必將走上覆滅的道路，宋朝一批士大夫期待王安石能早日登臺執政。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以博學善文見稱的`福建浦城才子章悅為謀士，以曾布、鄧潤甫、章惇、章衡、蔡確、呂惠卿等為變法派的中堅力量。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于富國強兵，借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王安石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系，“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執政前就認為，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執政以后，王安石繼續堅持他的這一見解，“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而“理財以農事為急，農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趨農為急”。在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認為，要發展生產，首先是“去(勞動者)疾苦、抑兼并、便趣農”，把勞動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收成好壞就決定于人而不決定于天。要達到這一目的，政府需制定相應的政策，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從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諸如農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輸、市易、免行錢、礦稅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王安石親自撰寫《周禮義》、《書義》、《詩義》，即《三經新義》，也稱“荊公新學”，為學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多年地方官經歷，王安石認識宋朝所面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熙寧初，王安石以翰林學士侍從之臣的身份，同年輕的宋神宗議論治國之道，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于富國強兵，借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然而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第一次罷相。特別是由于變法的設計者王安石與變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變法的問題上產生分歧，王安石復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寧九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閑居江寧府。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當他聽到免役法也被廢除時，不禁悲憤地說：“亦罷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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