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陶淵明的隱逸生活

　　提到陶淵明，人們往往會想起他的灑脫自然率真和不失赤子之心。而這種放浪情懷的寄托便是他的隱逸。所謂隱逸就是寄身于山林之間，游心于泉石之上，拋開功塵利祿，追求自己心靈上“詩意的棲居”。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一直就有隱逸情懷：孔圣人謂“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論語·述而》）“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莊逸士“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于海。”（《莊子·逍遙游》）一直到漢代商周四皓，中國的歷史上出現了一次又一次的隱逸高峰，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隱逸承接前人達到空前的高峰。而陶淵明的隱逸無疑是這次隱逸洪流中的一朵奇葩。鐘嶸在《詩品》中稱陶淵明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確實陶淵明在回歸田園之后成功的將自然提升為美的“至境”。在草木蟲魚之間尋找到自己心靈中的“桃花源”。

　　陶淵明生活的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極其動蕩和黑暗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文人處境岌岌可危，稍有不慎便會招來殺身之禍。彌衡和楊修的被殺就是一個例子。文人們紛紛遠離政治的漩渦、急流勇退回歸自然。陶淵明也不例外，在他四十一歲那年徹底的與仕途斷絕。他不愿為五斗米而向世俗權貴低下他那顆高貴的頭顱，掛印飄然而去。“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陶淵明回到了闊別已久的農村田園。在這黑暗而又混沌的世界里田園才是他唯一的樂土與精神寄托。桀驁不馴的陶公自此之后心志于田園，未曾出仕，直到他真正的與自然融為一體。后人在其死后贊他為“靖節先生”，的確陶公當之無愧。

　　陶淵明的歸隱既不像王子猷式的“以手版拄頰”對遠山行注目禮。這是一種精神的形而上者，王子猷訪友可以在月夜帶著仆人乘舟順流直下百里，乘興而來，盡興而歸。因為他是貴族有物質的支撐可以瀟灑自然不食人間煙火，飄飄似神仙。陶淵明則不行，他的財產也不過是“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算不上殷實人家，也需要操勞生機，“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這便是他生活的真實寫照。他也不像謝安式的回到莊園別墅。対謝安來講他是朝廷的權貴，只因為是一時的不得意而暫時回歸。他并沒有放棄仕途經濟只不過是暫避風浪蓄勢待發。他隱逸的心不誠，因此他的隱是半隱帶有附庸的意味。而陶淵明則真真正正的把自己的心和靈魂交給自然。“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之喻，何等靈動貼切，充分表現了他回歸田園的急切心情。因此他是真隱、是大隱士。陶公更不像那種高僧式的進入高山幽谷，不見天日與世隔絕。他活躍于鄉間鄰里把自己變成一個老農。“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多么和諧的鄰里情。還有他性嗜酒，飲必醉。朋友來訪，無論貴賤，只要家中有酒，必與同飲。他先醉。便對客人說：”我醉欲眠卿可去。”在田園里陶公始終追求著“安貧樂道”與“崇尚自然”的人生信則。

　　“崇尚自然”是陶淵明對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學思考。“自然”一詞是老莊哲學特有的范疇。老莊所謂“自然”不同于近代與人類社會相對而言的客觀的物質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種狀態，非人為的、本來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間萬物皆按其本來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規律而變化，無須任何外在的條件和力量。陶公用一種審美的眼光去看待周圍的事物，即便是像方宅草屋這樣平淡的事物在他看來也是美的，它們之中涌動著一種自然的靈性。“質性自然，非矯飾所得”（《歸去來兮辭序》）說明自己的質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繩墨的約束。在在高尚哲學的指引下，陶公走進自然，欣賞和親近自然，建筑起了自我的美學觀，“任其自然，只求適合自己的本性”。 陶公的這種美學觀在其作品中表達的淋漓盡致。“云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歸去來兮辭》）試想陶公正站在山腳一層看著云霧輕輕地從幽深的山谷中流出，整個世界就像被披上了一層薄薄的輕紗一般，若隱若無、輕盈而飄逸，陶公肯定已是入了這美妙的仙境，他的靈魂也已經是不由自主的隨著這冉冉升起的薄云飄向精神的“太虛幻境”，如癡如醉。整個的身軀應經完全融在了其中，達到了物我合一至深之境。鳥兒在外游蕩累了，就飛回了自己的溫巢，這不正切合陶公此時的心境。“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歸田園居》）想想自己在外為官，“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歸去來兮辭》）。一切都結束了，惟有這田園才是自己心靈的歸宿。“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飲酒》）更是讓人歆慕，不經意的一抬頭，整個天地便在心中。他的“委運任化”的人生態度，淡化了橫亙在他與自然之間的那層隔膜，把心境與物境冥一。他成了自然中的一員，不是旁觀者，不是占有者，山川田園是他的靈魂所在。把自己交給自然，融入自然，“順化”自然。這是一種大美，大美無形、大美無境。陶淵明“真魏晉第一風流人物”（沈德潛）。

　　天有不測風云，在陶淵明四十一歲那年一場大火燒掉了他的房屋田產，生活開始變的貧窶。生活遭如此大的變故，陶淵明不但沒有改變淡泊明志的人生信條時刻保持著一份“安貧樂道”的心境，反而親身參加農耕，并用詩寫出農耕體驗的，陶淵明是第一位。陶淵明之后的士人有陶公如此之高尚情懷者恐怕也沒有幾人。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歸園田居》其三）這是陶公歸隱田園從事躬耕者的切實感受。這是實實在在的勞動，實景實情生動逼真。“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衣食是人生之道的開端，不勞動什么都談不到。詩里寫到勞動的艱辛，寫到一天勞動之后回家休息時得到的快慰，真真切切。通過勞動認識到了自己的存在和作用，得到自我意識的實現，求得內心的平衡。使自己與自然界融合溝通，于是在日常的看似平凡的生活中保持自我的思想節操，獲得心靈的自有平靜和安樂。

　　陶淵明看到了社會的腐朽，但沒有力量支改變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會的危機，但找不到正確的途徑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復歸。他回歸到田園泯去后天的經過世俗熏染的“偽我”，求得返歸一個“真我”。陶淵明用田園和他的通靈的詩為中國的后世士大夫構筑了一個精神的家園。 這個家園成為了后世不得志之士避難的心靈港灣。他們共同構建著中華民族的共同的文化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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