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經典常談-詩經》

　　朱自清(1898年11月22日—1948年8月12日)，原名自華，號秋實，后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紹興，出生于江蘇省東海縣(今連云港市東海縣平明鎮)。現代杰出的散文家、詩人、學者、民主戰士。 1916年中學畢業并成功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9年開始發表詩歌。1928年第一本散文集《背影》出版。[3-4] 1932年7月，任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1934年，出版《歐游雜記》和《倫敦雜記》。1935年，出版散文集《你我》。1948年8月12日病逝于北平，年僅50歲。

　　朱自清《經典常談——詩經》

　　詩的源頭是歌謠。上古時候，沒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謠，沒有寫的詩。一個人高興的時候或悲哀的時候，常愿意將自己的心情訴說出來，給別人或自己聽。日常的言語不夠勁兒，便用歌唱;一唱三嘆的叫別人回腸蕩氣。唱嘆再不夠的話，便手也舞起來了，腳也蹈起來了，反正將勁兒使到了家。碰到節日，大家聚在一起酬神作樂，唱歌的機會更多。或一唱眾和，或彼此競勝。傳說葛天氏的樂八章，三個人唱，拿著牛尾，踏著腳，似乎就是描寫這種光景的。歌謠越唱越多，雖沒有書，卻存在人的記憶里。有了現成的歌兒，就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隨時揀一支合式的唱唱，也足可消愁解悶。若沒有完全合式的，盡可刪一些、改一些，到稱意為止。流行的歌謠中往往不同的詞句并行不悖，就是為此。可也有經過眾人修飾，成為定本的。歌謠真可說是“一人的機鋒，多人的智慧”了。

　　歌謠可分為徒歌和樂歌。徒歌是隨口唱，樂歌是隨著樂器唱。徒歌也有節奏，手舞腳蹈便是幫助節奏的;可是樂歌的節奏更規律化些。樂歌在中國似乎早就有了，《禮記》里說的土鼓土槌兒、蘆管兒，也許是我們樂器的老祖宗。到了《詩經》時代，有了琴瑟鐘鼓，已是洋洋大觀了。歌謠的節奏，最主要的靠重疊或叫復沓;本來歌謠以表情為主，只要翻來覆去將情表到了家就成，用不著費話。重疊可以說原是歌謠的生命，節奏也便建立在這上頭。字數的均齊，韻腳的調協，似乎是后來發展出來的。有了這些。重疊才在詩歌里失去主要的地位。

　　有了文字以后，才有人將那些歌謠記錄下來，便是最初的寫的詩了。但記錄的人似乎并不是因為欣賞的緣故，更不是因為研究的緣故。他們大概是些樂工，樂工的職務是奏樂和唱歌;唱歌得有詞兒，一面是口頭傳授，一面也就有了唱本兒。歌謠便是這么寫下來的。我們知道春秋時的樂工就和后世闊人家的戲班子一樣，老板叫作太師。那時各國都養著一班樂工，各國使臣來往，宴會時都得奏樂唱歌。太師們不但得搜集本國樂歌，還得搜集別國樂歌。不但搜集樂詞，還得搜集樂譜。那時的社會有貴族與平民兩級。太師們是伺候貴族的，所搜集的歌兒自然得合貴族們的口味;平民的作品是不會入選的。他們搜得的歌謠，有些是樂歌，有些是徒歌。徒歌得合樂才好用。合樂的時候，往往得增加重疊的字句或章節，便不能保存歌詞的原來樣子。除了這種搜集的歌謠以外，太師們所保存的還有貴族們為了特種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獵等等作的詩。這些可以說是典禮的詩。又有諷諫、頌美等等的獻詩;獻詩是臣下作了獻給君上，準備讓樂工唱給君上聽的，可以說是政治的詩。太師們保存下這些唱本兒，帶著樂譜;唱詞兒共有三百多篇，當時通稱作“詩三百”。到了戰國時代，貴族漸漸衰落，平民漸漸抬頭，新樂代替了古樂，職業的樂工紛紛散走。樂譜就此亡失，但有還有三百來篇唱詞兒流傳下來，便是后來的《詩經》了。

　　“詩言志”是一句古詩;“詩”(言志)這個字就是“言”、“志”兩個字合成的。但古代所謂“言志”和現在所謂“抒情”并不一樣;那“志”總是關聯著政治或教化的。春秋時通行賦詩。在外交的宴會里，各國使臣往往得點一篇詩或幾篇詩叫樂工唱。這很像現在的請客點戲，不同處是所點的詩名必加上政治的意味。這可以表示這國對那國或這人對那人的愿望、感謝、責難等等，都從詩篇里斷章取義。斷章取義是不管上下文的意義，只將一章中一兩句拉出來，就當前的環境，作政治暗示。如《左傳》襄公二十七年，鄭伯宴晉使趙孟于垂隴，趙孟請大家賦詩，他想看看大家的“志”。子太叔賦的是《野有蔓草》。原詩首章云：“野有蔓草，零露 氵專 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愿兮。”子太叔只取末兩句，借以表示鄭國歡迎趙孟的意思;上文他就不管。全詩原是男女私情之作，他更不管了。可是這樣辦正是“詩言志”;在那回宴會里，趙孟就和子太叔說了“詩以言志”這句話。

　　到了孔子時代，賦詩的事已經不行了，孔子卻采取了斷章取義的辦法，用詩來討論做學問做人的道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本來說的是治玉，將玉比人。他卻用來教訓學生做學問的工夫。“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本來說的是美人，所謂天生麗質。他卻拉出末名來比方作畫，說先有白底子，才會有畫，是一步步進展的;作畫還是比方，他說的是文化，人先是樸野的，后來才進展了文化——文化必須修養而得，并不是與生俱來的。他如此解詩，所以說“思無邪”一句話可以包括“詩三百”的道理;又說詩歌鼓舞人，聯合人，增加閱歷，發泄牢騷，事父事君的道理都在里面。孔子以后，“詩三百”成為儒家的六經之一，《莊子》和《荀子》里都說到“詩言志”，那個“志”便指教化而言。

　　但春秋時列國的賦詩只是用詩，并非解詩;那時詩的主要作用還在樂歌，因樂歌而加以借用，不過是一種方便罷了。至于詩篇本來的意義，那時原很明白，用不著討論。到了孔子時代，詩已經不常歌唱了，詩篇本來的意義，經過了多年的借用，也漸漸含糊了。他就按著借用的辦法，根據他教授學生的需要，斷章取義的來解釋那些詩篇。后來解釋《詩經》的儒生都跟著他的腳步走。最有權威的毛氏《詩傳》和鄭玄《詩箋》差不多全是斷章取義，甚至斷句取義——斷句取義是在一句、兩句里拉出一個兩個字來發揮，比起斷章取義，真是變本加厲了。

　　毛氏有兩個人：一個毛亨，漢時魯國人，人稱為大毛公，一個毛萇，趙國人，人稱為小毛公;是大毛公創始《詩經》的注解，傳給小毛公，在小毛公手里完成了。鄭玄是東漢人，他是專給毛《傳》作《箋》的。有時也采取別家的解說;不過別家的解說在原則上也還和毛氏一鼻孔出氣，他們都是以史證詩。他們接受了孔子“無邪” 的見解，又摘取了孟子的“知人論世”的見解，以為用孔子的詩的哲學，別裁古代的史說，拿來證明那些詩篇是什么時代用的。為什么事作的，便是孟子所謂“以意逆志”。其實孟子所謂“以意逆志”倒是說要看全篇大意，不可拘泥在字句上，與他們不同。他們這樣猜出來的作詩人的志，自然不會與作詩人相合;但那種志倒是關聯著政治教化而與“詩言志”一語相合的。這樣的以史證詩的思想，最先具體的表現在《詩序》里。

　　《詩序》有《大序》、《小序》。《大序》好像總論，托名子夏，說不定是誰作的。《小序》每篇一條，大約是大、小毛公作的。以史證詩，似乎是《小序》的專任務;傳里雖也偶然提及，卻總以訓詁為主，不過所選取的字義，決在助成序說，無形中有個一定方向罷了。可是《小序》也還是泛說的多，確指的少。到了鄭玄，才更詳密的發展了這個條理。他按著《詩經》中的國別和篇次，系統的附合史料，編成《詩譜》，差不多給每篇詩確定了時代;《箋》中也更多的發揮了作為各篇詩的背景的歷史。以史證詩，在他手里算是集大成了。

　　《大序》說明詩的教化作用;這種作用似乎建立在風、雅、頌、賦、比、興，所謂“六義”上。《大序》只解釋了風、雅、頌。說風是風化(感化)、諷刺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頌是形容盛德的意思。這都是按著教化作用解釋的。照近人的研究，這三個字大概都從音樂得名。風是各地方的樂調，《國風》便是各國土樂的意思。雅就是“烏”字，似乎描寫這種樂的嗚嗚之音。雅也就是“夏”字，古代樂章叫作“夏”的很多，也許原是地名或族名。雅又分《大雅》、《小雅》，大約也是樂調不同的緣故。頌就是“容”字，容就是“樣子”;這種樂連歌帶舞，舞就有種種樣子了。風、雅、頌之外，其實還該有個“南”。南是南音或南調，《詩經》中《周南》、《召南》的詩，原是相當于現在河南、湖北一帶地方的歌謠。《國風》舊有十五，分出二南，還剩十三;而其中邶、庸阝兩國的詩，現經考定，都是衛詩，那么只有十一《國風》了。頌有《周頌》、《魯頌》、《商頌》，《商頌》經考定實是《宋頌》。至于搜集的歌謠，大概是在二南、《國風》和《小雅》里。

　　賦、比、興的意義，說數最多。大約這三個名字原都含有政治和教化的意味。賦本是唱詩給人聽，但在《大序》里，也許是“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的意思。比、興都是《大序》所謂“主文而譎諫”;不直陳而用譬喻叫“主文”，委婉諷刺叫“譎諫”。說的人無罪，聽的人卻可警誡自己。《詩經》里許多譬喻就在比興的看法下，斷章斷句的硬派作政教的意義了。比、興都是政教的譬喻，但在詩篇發端的叫做興。《毛傳》只在有興的地方標出，不標賦、比;想來賦義是易見的，比、興雖都是曲折成義，但興在發端，往往關系全詩，比較更重要些，所以便特別標出來。《毛傳》標出的興詩，共一百十六篇，《國風》中最多，《小雅》第二;按現在說，這兩部分搜集的歌謠多，所以譬喻的句子也便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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