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詩歌風格

　　屈原為振興祖國，捍衛祖國以身殉國而被后人銘記，又 因集楚文化之大成者而被世界和平理事會列為“世界文化名人” 。下面為大家分析屈原的詩歌風格，歡迎閱讀！

　　屈原是戰國時期有理想有作為的政治家和不屈的政治斗志，終其一生，與楚國的政治興亡是緊密相聯的，他的愛國愛民的偉大人格和用生命血液寫成的戰斗詩篇，如日經天，永遠留在后人心中，一直成為激勵鼓舞我們發憤求索勇敢斗爭的精神動力！

　　這些詩篇均產生于當時激蕩的政治旋流中，每章每題都透淅了社會現實優劣浮沉，不但深刻揭露了楚國政治的腐朽和黑暗，也真實地反映了以民生疾苦為中心的現實矛盾和自己的理想真情！其代表作《離騷》，是古典文學中僅見的長篇政治抒情詩。詩中以強烈的政治熱情，豐富的思維想象，多姿多變的浪漫色彩及抒情與說理相結合，事實與幻想相統一及興比相參的表現形式，反映他與腐朽貴族之間不可調和的政治斗爭，突出表現他進步的觀點，熱忱的政治觀

　　從“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乎先路”的豪壯抒懷至“眾皆競進以貪婪兮”、“傷靈修之數也。”的現實感受，揭開了他“不平則鳴”的偉大心聲！ “嘆樹蕙滋蘭之不濟，恨芳草美玉之不彰”至“謇吾法之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表現了他的高貴志行而不為現實所容。只得“長太息而掩涕兮，哀生民之多艱。”這是何等痛苦的心情，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為實現其政治理想只能在逆境中艱苦奮斗，胡知““世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令“芷蘭變而不香，荃蕙化而為茅”而“國無人莫我知兮”，這種現實環境和身世遭逢是何等的殘酷艱維，詩人是何等的憂憤傍徨！…則足以概括屈原愛國愛民，敢于同邪惡勢力作斗爭，上下求索，積極追求真理的哉斗一生。雖然在當時無法實現其政治理想，只得懷石沉沙，但他精神人格卻得到了升華，成為民族的的表率和精神棟梁！幾千年來，不知激動鼓舞和鞭策了多少仁人志士，革命先烈一一堅持真理，敢于斗爭，崇尚情操不怕犧牲。能大膽干預生活，以現實為依托，積極創造未來，以真情作根基。特別是民族危急存亡之秋的高風亮節，這都是從屈原現實主義詩歌中吸取的精神力量！這種上下求索，不屈的戰斗精神不但可以“懸日月，助山河”，成為綱持民族的精神砥柱，而且為后世的現實主義詩歌開創了道路，提供了寶貴的示范指南和創作方式！

　　是知真正的現實主義在于以國運興衰的大事件大氣候為背景；以民生民本為主軸的現實社會為依托：以個人的生存環境身世經歷等實際生活為中心。以此三者組成的現實主義作品，既可折射時代精神及現實社會的真象，具有社會的共性，又可折射個人身世浮沉與現實的關系，具有真實的個性。國家民族的興衰，社會政治的優劣與個人的現實生活是血肉相關，誰也無法避免或超然物外的對立統一體。

　　后世學者對現實主義的論述雖各有春秋，各執已見，但基本精神均不能越此三者而獨避蹊徑，這是任何人也無法否認的現實創作原則，屈原的詩歌之所以光照千古，成為后人的學習典范，成功的閃光點就是這個現實的創作原則，故后人習用而不輟！

　　如宋玉的《九辨》，劉尚的《九嘆》，王逸的《九思》，就是師承《九歌》的仿作。文天祥的《正氣歌》，岳飛的《滿江紅》，肖云從的《楚辭圖》及司馬遷的《史記》等均乃祖法屈原遺風的佳作！李白的《江上行》，杜甫的《最難行》，魯迅的《座右銘》都是受屈子感染而成的名篇！是以蘇軾嘆為“吾文終一生企慕而不能及萬一者唯屈子一人耳”！實為確論！

　　是知屈原的政治現實斗爭詩《離騷》是后世詩與現實相合，詩人情志與社會現實相呼應的典范！這與孔子提出的”不學詩無以言“酚辭乃交際關鍵）”，“詩三百授之以政”（政治的實施交流，社交的推進聯絡均以辭令為先）及興觀群怨的詩觀教導是一致的！

　　人所共知，詩乃心聲，發于人之性情。人乃社會成員，處于現實環境之內。凡在此現實生活（政治社會）中的人們，或獨善其身或兼善天下，或孜孜然以求生存，或汲汲然以趨名利，其生活際遇，順逆浮沉及耳接目觸之一切，無一不觸及情志靈魂，產生情感反射，發出心聲之鳴誰也不能超越，離此氣息相關的現實而隱遁！

　　文人從事的文藝工作，從屬上層建筑，為意識形態的宣揚辯證者，又是自上而下教化人及自上而下告誡的人類靈魂工程師。理所當然的要服務于政治社會，忠誠于現實人生。我們應諷諭相參，如實紀錄社會現實的真象，方藥并用，大膽揭示腐朽黑暗的內情，緊密聯系實際與時俱進，堅持務實求真，偕世共鳴，這是詩人的天職，誰也不可否認！

　　杜甫的《三吏》、《三別》、《兵車行》，李白的《行路難》、《奔南書懷》，陶淵明的《停云》、《詠荊軻》，白居易的《長恨歌》、《中秋望月》，辛棄疾的《京口北固亭懷古》、《為陳同甫壯行》，陸游的《秋聲》、《關山月》等名作，都突出社會政治現實和人世遭逢，都是現實主義詩風景仰和繼承者！

　　近代詩人李汝倫的《紅顏淚》，楊青云的《敢問詩人……》也是此類以現實為中心的名作，令人讀之共鳴驚嘆！——有此社會現實，才有此強烈的呼聲，這是事之必然！

　　《宋史歐陽修傳》中有“文章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黃遵憲也說過：“詩之外有事，詩之內有人。”從這里也可看出，任何作品都離不開政事和人物。政與事是現實的主宰中心，而人與物必須受制于此中心而左右牽連。這是“因事因時”而作的中心基礎。不論其人其事其物的吟詠抒懷如何如何，個人情感也離不開這個中心，成為“無為之作”，無益之篇的文字游戲，這豈有社會價值和生命力可言！

　　屈子在當時若無楚之失政，若不關心國運民生，何有《離騷》問世！若無“安史之亂”的政治動亂，，何有李杜之詩，若無外族侵凌國土淪喪，何有辛陸之詞！可見世界上沒有完全脫離實際的所謂“純文藝”，只有以實際為依托的真詩篇！

　　總之，“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在今天仍是中華民族戰斗的誓言。在現實社會和生活實際中，上下求索，勇敢地闖出自己的創作之道，不秉命于權，還受制于人，不屈從于錢勢，不迷戀于名利，象屈子一樣不屈戰斗，發展詩詞。把詩與現實融入情志之中， 將社會人生與現實真情注入—思維之內，成為“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的強音，這是我們應提倡和敦行的創作之道和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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