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作者
關于《三字經》的成書年代和作者歷代說法不一，但是大多數學者的意見傾向于“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經》，以課家塾”。王應麟晚年教育本族子弟讀書的時候，編寫了一本融會經史子集的三字歌訣，據傳就是《三字經》。

一說是宋代人區適子。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廣東新語”卷十一中記載：“童蒙所誦三字經乃宋末區適子所撰。適子，順德登洲人，字正叔，入元抗節不仕”，認為廣東順德人區適子才是《三字經》的真正作者。

一說是明代人黎貞。清代邵晉涵詩：“讀得貞黎三字訓”，自注：“《三字經》，南海黎貞撰。”即以為明代黎貞撰。

中國寧波大學文學院教授張如安在《北京大學學報》2009年第二期上發表了《歷史上最早記載〈三字經〉的文獻——〈三字經〉成書于南宋中期新說》一文，判斷《三字經》應成書于南宋紹熙(1190年-1194年)至嘉定(1208年-1224年)年間，其時代要早于王應麟(1223年-1296年)和區適子。而寧波是目前已知的《三字經》最早流傳的地區。

增改作者
原典內容之外，后經章太炎等人多次增改，故三字經內容在“敘史”部分，也已包含元、明、清、民國時期。

中國
《三字經》是中國傳統的兒童啟蒙讀物，知名度極高。古代兒童都是通過背誦《三字經》來識字知理的。《三字經》用簡潔通俗的白話講出了亙古不變的哲理，膾炙人口、廣為流傳;不受文字限制，用通俗的文字將經史子集等各部類的知識揉合在一起，全文用典極多，全篇充滿樂觀精神;在《三字經》出現之前，蒙學讀物都是四個字一句，《三字經》則以三言形式出現，讀起來輕松愉快，更符合兒歌特點，明朝趙南星稱其“句短而易讀，殊便于開蒙”，故此為蒙學第一書。《三字經》在古代被稱為“小綱鑒”，可以將零散的知識貫穿起來，使讀書積累的百科知識，得以納入一個清晰知識體系。

《三字經》與《百家姓》、《千字文》并稱為中國三大國學啟蒙讀物。

國際

從明朝開始，《三字經》就已流傳至中國以外的國家。根據記載，世界上最早的《三字經》翻譯本是拉丁文。1579年，歷史上第一位研究漢學的歐洲人羅明堅，到澳門學習中文，他從1581年就開始著手翻譯《三字經》，并將譯文寄回意大利。

1727年，沙俄政府派遣一批人士到中國學習儒家文化，首先研讀的就是《三字經》。其中一位學生羅索興將它翻譯為俄文，后入選培訓教材，成為俄國文化界的流行讀物。1779年，彼得堡帝俄科學院又公開出版了列昂節夫(1716~1786年)翻譯的《三字經及名賢集合刊本》，因其內容與當時女皇葉卡捷林娜二世推行的講求秩序的“開明專制”等政治策略不謀而合，政府遂正式“推薦給俄國公眾”并走向民間。“俄國漢學之父”俾丘林(1777~1853 年)曾在北京生活14年，深諳經史，更明曉《三字經》的文化內涵和社會影響，他在1829年推出《漢俄對照三字經》，并稱《三字經》是“十二世紀的百科全書”。當時俄國教育界在討論兒童教育問題，于是《三字經》成為“俄國人閱讀中文翻譯本的指南”，成為當時社會流行讀物。普希金細讀后，在作序時稱贊此書是 “三字圣經”。普希金研讀過《四書》、《五經》，但對《三字經》情有獨鐘，如今普希金故居還珍藏著當年他讀過的《三字經》。喀山大學和彼得堡大學的東方學系都以《三字經》為初級教材，而大多數入華商團和駐華使者的培訓多以《三字經》為首選教材，因而，《三字經》在俄國文化歷史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