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肥皂》賞析
在現實生活或工作學習中，大家都接觸過很多優秀的文章吧，魯迅的文章算得上是經典呢，下面是小編給大家提供《肥皂》的原文賞析，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魯迅《肥皂》賞析】
魯迅的小說《肥皂》于1924年3月在《晨報副鐫》上發表，后收入他的小說集《彷徨》，并被編入《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集(二)》。關于這篇小說，魯迅雖說過“不為讀者所注意”的話，但他所指只是當初的情形，而事實上它不僅早在1930年代就被陸續譯介到法俄等西方國家，而且作為一個充分經典化的作家的作品，也早已被研究者一再解讀了。在這些解讀中，除李長之以魯迅的性格和文筆“不宜于寫都市”為前提，指陳“《肥皂》的毛病則在故意陳列復古派的罪過，條款固然不差，卻不能活潑起來”[①]之外，則大多沿襲魯迅所謂“技巧稍微圓熟，刻畫也稍加深切”[②]的判斷而在藝術成就上給予極高贊譽，并大致從精神分析的角度，將主題歸結為“揭破偽君子、假道學四銘在表面維護社會倫理道德之下的幽暗性心理以及蠢動欲望”[③]。的確，《肥皂》的主人公四銘先生是一個滿口仁義道德的現代道學家，這類人物，也確實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學所樂于諷刺的對象，但魯迅卻不僅透過情色想象將他描繪成一個名副其實的偽君子，而且在家庭鬧劇中暴露了他所置身的權力秩序。
很顯然，《肥皂》沒有采取從頭開始娓娓道來的方式，而是把四銘先生上街的具體經過推到了忽遠忽近的背景中，卻只截取了一個日常生活的斷面：臨近傍晚，他回到了家里，四太太正和八歲的女兒“在斜日光中背著北窗”糊紙錠，她本已聽到了他那“又重又緩的布鞋底聲響”，但沒有理會。然而他裝模作樣地交給她一塊肥皂。這東西對她來說，應算得上一件小小的奢侈品，我們可從四太太的態度中看出來：
她剛接到手，就聞到一陣似橄欖非橄欖的說不清的香味，還看見葵綠色的紙包上有一個金光燦爛的印子和許多細簇簇的花紋。秀兒即刻跳過來要搶著看，四太太趕忙推開她。
“上了街?……”她一面看，一面問。
“唔唔。”他看著她手里的紙包，說。
于是這葵綠色的紙包被打開了，里面還有一層很薄的紙，也是葵綠色，揭開薄紙，才露出那東西的本身來，光滑堅致，也是葵綠色，上面還有細簇簇的花紋，而薄紙原來卻是米色的，似橄欖非橄欖的說不清的香味也來得更濃了。
“唉唉，這實在是好肥皂。”她捧孩子似的將那葵綠色的東西送到鼻子下面去，嗅著說。
首先，她對肥皂的香味“說不清”，已見出她對這東西的希罕，而女兒秀兒過來“搶”著要看時，她又“趕忙推開她”。隨后，她又一面看一面問四銘，“上了街?……”實在說來，這不過是一種掩飾內心激動的方式，因為她知道他是從街上回來的。等到肥皂的包裝紙打開時，她又“捧孩子似的將那葵綠色的東西送到鼻子下面去”。四銘先生告訴她以后用這個來洗自己，她有些誠惶誠恐，尤其當她看到他的眼光“射”在她脖子上時，就記起在那里曾感覺到的“粗糙”，于是禁不住臉上“發燒”，特別不自在起來，暗自“決定晚飯后要用這肥皂來拚命的洗一洗”。并且為了自我解嘲，她自對自地說：“有些地方，本來單用皂莢子是洗不干凈的。”從這話里，已看出生活上的拮據——并非像有論者所言的“四銘是一位已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中年男子”，并煞有介事地就“中年危機”來分析“厭倦了社會財富、社會名聲”的四銘的“精神危機”[④]——而隨后她又把肥皂“裹好薄紙，又照舊包上葵綠紙，欠過身去擱在洗臉臺上最高的一層格子上”，生怕女兒能夠得到，這都充分再現了她對肥皂的重視，而這整個讓我們處處感到她不安的過程，也可看出她對丈夫的感激。然而，四銘卻另有心思。他在無動于衷地接受太太的感激時，仍不忘的是他買肥皂時所遇到的煩惱。起初，他在店里比較各種牌子的肥皂，幾個學生覺得他太羅嗦，就用英語罵他，這會兒，他就讓在“中西折中”的學堂讀書的兒子，把罵人的“鬼子話”給翻譯出來，但他只能給出一個近似發音：“惡毒婦”，兒子當然翻譯不出來，于是他就大罵現代教育，說它除了造就一些無知無禮的人，“什么解放咧，自由咧，沒有實學，只會胡鬧”，就是教這些學生只會“念死書”。
在這里，我們需注意的細節，是四銘叫兒子時，太太也跟著叫，很顯然，這是她那不勝感激的心情的延續，并且，他叫兒子大名“學程”沒湊效，她一叫他的乳名，兒子就一臉油汗地跑過來。首先，作為敘述人的魯迅將兒子對母親叫其乳名敏感這類日常生活的細節敏銳地觀察到并不露聲色地表現出來，而同時又在其中隱含了巧妙的諷刺。也就是，四銘給兒子起“學程”這么個名字，包含了他對程朱理學的仰慕，從而暗示他作為現代道學家的身份。此后，四銘太太問學程在做什么，他回答說練習“太極拳”，這正進一步地確定四銘了作為守舊知識分子的形象。可見，當年李長之有關“故意陳列復古派的罪過”的批評，并非全然沒有道理。然而，這里叫“學名”的不靈驗，不僅暗示他那期待兒子學程朱理學的心思，或許已經落了空，而且初步暴露了他在這個家庭中的權威，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是圖有其表的。
四銘在罵新學堂時，四太太一直是附和的，而這附和，幾乎是下意識的，沒經過思考的一種習慣行為。這一方面或許象征了四銘在家庭中占據思想文化主導的地位，畢竟他這個舊道德的演說家得到了充分的表演的機會，另一方面也為后面太太的發火作了鋪墊，因為到現在為止，她仍然是一個看起來沒有多少主心骨的婦道人家，而后何以竟會歇斯底里發作起來呢?這便勾起我們無限的疑問。其實，我們很快就會看到，她所遭遇的倒并非特激烈的刺激，而之所以態度發生突然的逆轉，只不過反證了四銘這里喋喋不休的文化和道德跟她需要面對的日常生活問題沒多大干系罷了，而他的那些義憤的宣講，一旦遇到實際問題時，則又是何等的無力和無奈。
所以，說四銘太太是一個沒多少主心骨的婦道人家，或者如女權主義者一般將她視為舊家庭里男性附庸的例證，實在有太多的片面之處。實際的情形是，只有當在四銘慷慨激昂地談論一些大而無當的文化或者道德問題時，她才是不加思考地附和他的，而一旦涉及了具體的生活層面，似乎她比四銘還有發言權。比如當學程拿了字典來，要四銘來裁定那個“鬼子字”是否“惡特拂羅斯(Odd fellows)”時，他不滿意，發脾氣把兒子臭罵一頓，她看不下去了，于是說：“這是什么悶胡盧，沒頭沒腦的?你也先得說說清，教他好用心的查去。”而她這番主動給兒子作排解，才讓他有機會回過頭來敘說買肥皂前后的遭遇，并由此而慢慢道出那個被他標榜為“孝女”的女乞丐。這是一種敘述策略，但同時我們也看到，原先四銘在家里說一不二的地位，這時似乎已經大權旁落，而他的太太，卻慢慢獲得了推動故事情節發展的主動權：
“他們還嚷什么‘新文化新文化’，‘化’到這樣了，還不夠?”他兩眼釘著屋梁，盡自說下去。“學生也沒有道德，社會上也沒有道德，再不想點法子來挽救，中國這才真個要亡了。——你想，那多么可嘆?……”
“什么?”她隨口的問，并不驚奇。
“孝女。”他轉眼對著她，鄭重的說。“就在大街上，有兩個討飯的。一個是姑娘，看去該有十八十九歲了。——其實這樣的年紀，討飯是很不相宜的了，可是她還討飯。——和一個六七十歲的老的，白頭發，眼睛是瞎的，坐在布店的檐下求乞。大家多說她是孝女，那老的是祖母。她只要討得一點什么，便都獻給祖母吃，自己情愿餓肚皮。可是這樣的孝女，有人肯布施么?”他射出眼光來釘住她，似乎要試驗她的識見。
她不答話，也只將眼光釘住他，似乎倒是專等他來說明。
乍一看，四銘仍在絮絮叨叨說個不住，而且義憤填膺的樣子，也似乎有指點江山的氣概，而他的太太，卻不過是一個熱心的聽眾罷了。她的答話，也顯得漫不經心。然而也正是這表面的漫不經心，才使一個虛偽的道學家的形象慢慢清晰起來。他總是一個熱心的演說家，并有一種自我崇高化的心理，常常“不由的感奮起來，仿佛就要大有所為，與周圍的壞學生以及惡社會宣戰”。然這演說的過程，也正是自我暴露的過程。因為，他鼓吹著孝道，稱贊討飯的女乞丐，罵路人沒同情心時，他自己卻不但沒有施舍一分錢，竟還給不施舍找理由。此外，也許他并沒把太太作為一個理想的聽眾，而之所以說個不休，卻不過是一個牢騷家的天性在作怪，他也許以為她對他所說的這一切，最多似懂非懂的。然而事情的發展，證明他錯得太離譜了：
“哼，你看，也沒有學問，也不懂道理，單知道吃!學學那個孝女罷，做了乞丐，還是一味孝順祖母，自己情愿餓肚子。但是你們這些學生那里知道這些，肆無忌憚，將來只好像那光棍……。”
“他那里懂得你心里的事呢。”她可是更氣忿了。“他如果能懂事，早就點了燈籠火把，尋了那孝女來了。好在你已經給她買好了一塊肥皂在這里，只要再去買一塊……”
“胡說!那話是那光棍說的。”
“不見得。只要再去買一塊，給她咯支咯支的遍身洗一洗，供起來，天下也就太平了。”
這是在晚飯桌上發生的事情。這時候，四銘因為兒子把自己早已看中的“菜心”夾走了，心里窩火，于是又將傍晚時的事掂了出來，借題發揮了一通。四太太這時候就看不下去了——她總是在他沒來由地找兒子發火的時候來表示她的不滿，這也符合一個作母親的天性，而他說出“光棍”這樣難聽的字眼，更讓她感到十分難以忍受，于是就發作起來。
我們知道，四銘太太得了肥皂，感激之余又覺得羞愧，因為它讓她想起了自己脖子上的積垢，而聽了四銘的長篇大論以后，她已經感覺到他夸獎那個要飯的孝女與他給她買肥皂大有關系。這層關系，是小說最為精彩的地方，它在“性心理”上“觸及到人物潛意識的層次”[⑤]，而且，只在這里，四銘與太太的對話才出現唯一交集，但這交集跟他津津樂道的形而上的倫理道德全然悖反，卻只緊密地聯系著形而下的情色想象。強烈的諷刺性由此得到最為深刻的表現。夏志清曾指出，女乞丐骯臟破爛的衣裳，與四銘因街頭光棍的話而想到她洗干凈的赤裸身體，實乃“一個精妙的象征”：“一方面象征四銘表面上所贊揚的破道學，另一方面則象征他受裸體想象的誘惑而作的貪淫的白日夢”，[⑥]這淫念與自命的道學交織在一起，便充分暴露了他的真面目。
也許夏志清的結論現在已經成為常識。但他并沒有糾纏于“肥皂”的物質屬性所蘊含的象征意蘊，以為這能洗去臟物的肥皂，“代表了消除‘性幻想’障礙的一種反抑制的力量”，甚至由四銘對“肥皂”顏色的執著，認為它是女乞丐的青春和活力的象征，乃至因為它的形象和香味(“小長方形包”、“米色”、“光滑堅致”、“細簇簇的花紋”、“似橄欖非橄欖”)而視為女乞丐裸體的暗示[⑦]。這或者可納入埃柯所謂的“過度闡釋”的范疇，因為在這里，“肥皂”作為新鮮的文學意象，它并沒有跟“性心理”建立習得的聯系。在《追憶似水年華》中，“把一朵花的芳香與沙龍的景象聯系在一起、把一塊瑪德萊娜糕的味道與一次戀愛的情感聯系在一起”，完全因為偶然的身體不適觸動了主人公馬塞爾的經歷及其在內心刻下的印痕，它“同時超越了物質的法則和精神的范疇”，“因為在事物之間并不存在著機械的法則，在精神之間也不存在著有意識的溝通”[⑧]。與此類似，“肥皂”之于四銘及其情色想象，是因為特定情景中光棍的話激發了內心淫念，而四銘太太對其間聯系的發現，則跟那光棍一樣，是依據大眾文化心理層次的直覺和類比聯想。這其間，肥皂的物質屬性或許充當了“觸媒”，但它的發揮作用卻必須仰賴一連串的情景，比如四銘“射”向她脖子上的目光，比如兒子被罵“好像那光棍”等。
四銘應該也不缺少這類直覺和類比聯想，但他的“中規中矩”和“滿口的仁義道德”，卻將這接近身體本能的一面給壓抑下去了。所以，當面對帶著祖母出來乞討的女丐被人圍觀議論而得不到施舍的時候，發一些世道澆漓的牢騷，在他應是直接而真實的反映，而骨子里控制不住的淫念，則要仰賴街頭光棍那般肆無忌憚的“打趣”給召喚了出來。既如此，卻依舊忘不了以一個道德家的身份去教訓別人。然而，又終于拿捏不住，以這奇特的方式轉移到了太太身上：他因為女乞丐身上——或者，他的眼光是真的在她臉上或脖子上流連了很久——的臟，想到了自家太太脖子以及耳后的污垢，而又因為那光棍的話，又從想象中的女乞丐洗干凈的裸體聯系到太太的裸體：如果也拿肥皂“咯支咯支”洗一下，應該也是很光鮮很受用的了。也許，正因為理解到這一點，四銘太太才于第二天早上完全忘掉晚上的那一場吵架，而用心地拿肥皂把臉和脖子洗得干干凈凈，以至“肥皂的泡沫就如大螃蟹嘴上的水泡一般，高高的堆在兩個耳朵后”。身體上的控制與反控制，由此可見一斑也。
在這里，我們或許可以得出結論說，四銘先生雖然因為對女乞丐靈光一現的`淫心而在與太太的爭吵中敗下陣來，但是，在家庭的權力秩序中，他似乎還是占了上風。對此，朱崇科曾議論道：“耐人尋味的是，四太太盡管洞察四銘的偽善與壓抑的淫欲，最后她還是接受了肥皂的洗禮，消費了肥皂，也成為四銘的消費品”[⑨]相較而言，李繼凱從女性主義批評的角度，批評四銘太太“被男權異化的女性”身份：“從她在這次‘斥夫’之前的幫夫(大有夫唱婦隨之風，一派守舊的強調)與此后的‘媚夫’(錄用了肥皂并持續用了下去)行為中，不難看出她在努力的磨礪和培養自己的‘妻性’”，[⑩]這實在只能說是一種被西方理論所“異化”的批評，它完全忽略了四銘太太的敷衍，以及這敷衍所給四銘的自我暴露所提供的機會，不然，自會意識到四銘在家庭權力秩序中所謂的“占上風”并非由于他文化和道德說教起了作用，相反，倒是以他這種偽裝被太太無情撕下為代價的。
我們已經看到，四銘在太太切中要害而又不依不饒的反詰中，除了把責任推給街頭光棍之外，幾乎就說不出一句像樣的話。在那之前，他那滔滔不絕的道德家的姿態，如今已全沒了蹤影。何以如此呢?這顯然是因為他和她分屬兩套幾乎完全不相兼容的話語體系。對于他，可說是屬于宏大話語體系，國家、政治、文化、道德充當了其中的關鍵詞，而對于他的太太，卻完全是日常生活化的話語體系，其間發揮核心作用的是生兒育女、家庭生計乃至不可回避的對丈夫的情色猜忌和控制。
似乎，只有在宏大政治或道德話語層面，四銘才有資格作太太的主導，也正因此，他才有機會展示自己作為道德家的激情和牢騷家的不平。然而，即使在這個時候，太太的隨聲附和以及漫不經心，看起來是維護了他的權威，使他感受到一種在家庭的權力秩序中占據主導的心理滿足，但也悄然完成了對他的消解與顛覆。因為，在很多情況下，一種聲音的價值，就在于它發出時所遇到的碰撞與阻力。魯迅曾說過：“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斗的，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在這里，四銘雖是一個反啟蒙的道學家，然而他的尷尬與那些遭遇“無物之陣”的啟蒙者又何其形似。這也許正是魯迅除了撕下假面的尖刻諷刺之外，又對他尚有些許溫婉的同情的原因吧。畢竟，四銘是在家庭的權力秩序中叫喊于太太面前的，但他卻對她漫不經心的附和沒有半點反省，卻還一味地亢奮，宛若自己就是國計民生的主宰，可笑之外，也實在又是一種內心無限寂寞的表現。他借助宏大話語而構建的家庭權力秩序，一旦遇到太太從具體而微的日常生活層面的反詰就岌岌可危了：
“哼，”她低下頭去了，久之，才又懶懶的問，“你給了錢么?”
“我么?——沒有。一兩個錢，是不好意思拿出去的。她不是平常的討飯，總得……。”
“嗡。”她不等說完話，便慢慢地站起來，走到廚下去。昏黃只顯得濃密，已經是晚飯時候了。
四銘大罵路人的冷漠與缺少同情時，太太最為關心的，卻是他有沒有給人家施舍，這可是關系到自家生計的問題，于是就做了回應，但與他的牢騷完全不在一個層面。對這樣的回應，本當促使四銘想到實際的生存境遇，從大而無當的道德關懷中抽身出來。然而，他不，他偏偏給自己尋找辯解，但太太這時卻根本沒心思來敷衍他了，因為“昏黃只顯得濃密，已經是晚飯時候了”：在這種行而下的生活面前，他的行而上的高調，一點脾氣都沒有。他不得不一個人踱步到院子里。小說的敘事節奏突然慢了下來，這本該是他對自己的尷尬處境進行反省的時候。然而，他內心非但缺少這么一種自省機制，反倒充滿斗爭的亢奮，這才最終導致了他宏大話語掩蓋下的淫心，在太太日常話語的逼問中現出了原形，而自以為在家庭權力秩序中的優越地位，也在家中小女兒對“咯支咯支”的戲仿中，以及在我們隨之而來的笑聲中，消失得沒有蹤影，更遑論他那些關于國計民生和文化道德的迂闊的議論了。
【注釋】
[①] 李長之：《魯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頁。
[②] 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魯迅全集(第六卷)》
[③] 朱崇科:《“肥皂”隱喻的潛行與破解》，《名作欣賞》
[④] 劉東方、程娟娟：《“可恨”與“可憐”——<肥皂>新解》，《魯迅研究月刊》
[⑤] 溫儒敏：《<肥皂>的精神分析讀解》，《魯迅研究動態》
[⑥]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劉紹銘等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⑦] 溫儒敏：《<肥皂>的精神分析讀解》，《魯迅研究動態》
[⑧] 德勒茲：《普魯斯特與符號》，姜宇輝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版
[⑨] 朱崇科:《“肥皂”隱喻的潛行與破解》，《名作欣賞》
[⑩] 李繼凱：《魯迅小說中的女性異化》，《海南師院學報》
人物介紹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后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179]、民主戰士，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之一。
早年與厲綏之和錢均夫同赴日本公費留學，于日本仙臺醫科專門學校肄業。[183]“魯迅”，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最為廣泛的筆名。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于五四運動以后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
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喊自序》，《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39頁。
個人作品
（1）小說集
《吶喊》1923年8月，北京新潮社出版。
《彷徨》1926年8月，北京北新書局。
《故事新編》193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2）雜文集
魯迅生前所創作的未結集出版的雜文作品死后由蔡元培、許廣平等整理出版納入第一版魯迅全集中，然而時間倉促，難免遺珠，1948年、1952年唐弢又整理出版了《魯迅全集補遺》《魯迅全集補遺續編》，這些文章后以不同分類方式納入各種版本的魯迅全集之中，在這些全集中對這些文章總集所取名目頗多，以下皆以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魯迅全集》所取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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