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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朝花夕拾》閱讀賞析
摘要：
《朝花夕拾》是魯迅惟一一本散文集，是魯迅先生回憶早年生活的文字。然而，“作家的生活與作品的關系，不是一種簡單的因果關系”，無論是從作品的內容、情感上來看，還是從創作背景，以及創作手法上來分析，這個作品都具有更深廣的意義。因此，本文試圖從作者創作的視角，來探尋《朝花夕拾》的文外之旨。
滿溢樂趣的百草園，質樸嚴謹的書塾，善良仁慈的阿長，乃至正直熱情的異國老師……這些兒時記憶，曾時時“蠱惑”著作者，也使每一個讀者，對《朝花夕拾》產生了一個基本的認識——溫馨的回憶。這固然沒錯，然而，作者自己卻又說，這些回憶，“與實際容或有些不同”;王得后先生在名著導讀中，也分明告訴我們：《朝花夕拾》不是為少年兒童寫的，但寫了許多關乎少年兒童的事，只有深入閱讀，才能獲得新的理解和感悟。
“一部文學作品的最明顯的起因，就是它的創造者，即作者。因此，從作者的個性和生平方面來解釋作品，是一種最古老和最有基礎的文學研究方法。”結合到《朝花夕拾》這個具體的作品，至少有以下幾方面值得探討。
一、罹陷紛擾：現實很“離奇”
文學是一種社會性實踐，它首先“取決于或依賴于社會背景、社會變革和發展等方面的因素”。魯迅先生自己也有過相關的闡述，認為倘要論文，必須顧及作者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據此，我們首先談談作品的創作背景。
《朝花夕拾》共十篇，外加一篇《小引》，一篇《后記》，創作時間從1926年2月起，至11月止，時間跨度不足一年(小引和后記分別作于1927年5月和7月)。
“自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的八月底，到他四十五歲，時代背景是五卅，三一八，北方的軍閥段祺瑞在北京還支持著殘局，魯迅于一九二六年八月離開北京，把攻擊《現代評論派》的工作，告一段落。這時期的開始，是女師大事件。自一九二六的九月至一九二七的九月，是他生活上感受了異常不安定與壓迫的時期，他赴廈門，又赴廣東，這種變動使他對人生的體驗更深刻了……”這是李長之對魯迅生活和思想的發展，所劃分的一個階段。我們且不論這種劃分是否恰當，但他所列舉的這一段的重大事件，卻涵蓋了魯迅當時所處的生活環境和生活遭遇，構成了這一時段魯迅創作的背景和主要內容。他的《華蓋集》、《華蓋集續篇》就是最好的例證。問題是，這一背景對《朝花夕拾》這樣一部回憶性作品，有沒有產生影響呢?回答是肯定的!
大家可以看到，在《朝花夕拾·小引》中，作者就創作過程專門談到：“環境也不一：前兩篇寫于北京寓所的東壁下;中三篇是流離中所作，地方是醫院和木匠房;后五篇卻在廈門大學的圖書館的樓上，已經是被學者們擠出集團之后了。”這話看上去說得十分平靜，但這種強調的本身，就透露著作者難以自抑的憤激之情。難以想象，身處“紛擾”，面對迫害，作者還能沉浸到溫韾的回憶中，去創作一些所謂的“性靈”文章。
就拿與“現代評論派”的論戰來說吧。在這一事件的背景下，魯迅寫了大量的雜文。如雜文《無花的薔薇》(1926年2月27)，文章辛辣地嘲諷了現代評論派人物相互吹捧的行為，剖析了他們的慣用伎倆：“為要顯示他傷害你的時候的公正，在不相干的地方就稱贊你幾句，似乎有賞有罰，使別人看去，很象無私……”而在《朝花夕拾》首篇《狗·貓·鼠》(1926年2月21日)中，作者則巧妙地借“沒眼力”的狗、幸災樂禍而又媚態的貓，來諷刺現實生活中這類人物;尤其在述說自己仇貓的遠故近因時，歷數了貓“配合時候的嗥叫”，“鬧得別人心煩”等種種罪行，揭露那些“正人君子”們豎著“公理”“正義”的旗子，“使犧牲者直到被吃的時候為止，還是一味佩服贊嘆它們”的虛偽面目。
閻昌明先生在《魯迅與陳西瀅》一書中指出：“魯迅與陳西瀅論戰中的一些‘關鍵詞’大都出自陳西瀅的文章，反被魯迅引用，以為還擊的武器。”據統計，在《華蓋集》和《華蓋集續篇》中，“流言”、“公理”、“學者”、“正人君子”等詞，是出現頻率最高的幾個，如“正人君子”這一概念，共出現過59次。同樣，這些詞在《朝花夕拾》中也并不鮮見，出現的次數依次為：“流言”8次，“公理”6次，“學者”7次，“正人君子”4次。而在《無常》一文中，引用更是頻繁，除了上述詞語外，另有：“模范縣”、“紹興師爺”、“下等人”、“碰壁”、“跳到半天空”、“放冷箭”等等，不勝枚舉。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這些文章與他的雜文如出一轍。
二、藏穎詞間：內心很“蕪雜”
有念“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
有念“笑人齒缺曰狗竇大開”的，
有念“上九潛龍勿用”的，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描寫書塾中小孩讀書的這一個場景，讀者一定不會陌生。讀著這樣佶屈聱牙的文字，我們似乎很容易認同：它表現了封建教育的陳腐。但是，如果我們稍加注意，就不難發現，這些句子的本義，包含著“求仁得仁”的從容，發憤有為的自勵。
這是魯迅初到廈大寫成的回憶，而在他稍后寫成的《藤野先生》一文中，卻一開頭便是一句“東京也無非是這樣”，中間又寫道，“到別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卻變化了”，失望之情溢于言表。當然，這些文章所敘寫的，事件本身并沒有關聯，但從文章所傳達出的感情來看，隱隱地構成了一條線索。
如前所述，當時魯迅的生活，正經歷著重大的改變。這時，他與現代評論派的論戰雖然尚未完全結束，北洋政府的迫害也讓他極為憤慨，但他的所有工作并未中斷，而且，通過抗爭，原先擔任的僉事的職務得以了恢復;與此同時，由朋友介紹，廈大向他發出了邀請，或許出于多種原因，魯迅欣然應允。按他的說法，此行的目的，至少可以使自己“少問別事”，避開紛擾，一則可以“專門講書”，同時寫點文章，“印點關于文學的書”;二則也是為生活計。可是赴任不久，種種不如意的事情接踵而至，于是，他很快就萌生了離開的念頭，而且，這種想法越來越強烈。終于到廈大不到一個學期，就輾轉去了廣州。
如果把他的這段生活經歷與相關文章所反映的感情變化相比對，顯然，兩者之間與其說是某種巧合，還不如說是作者真實內心的折射。
“魯迅先生的寫作，總是由于當時相當事實引起了感想的。”用作者自己的話說，他所寫的，“大抵僅僅是隨時的小感想”。
心由境生。“離奇”的處境，使作者的內心十分“蕪雜”，有時甚至相當的矛盾：譬如他在談到《野草》時，說“心情太頹唐了，因為那是我碰了許多釘子之后寫出來的”;在《兩地書》中，也曾有過“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的感慨;但在后來給朋友的信中，卻呈現出積極昂揚的一面，他說“我自憾我沒有什么話可以寄贈你，但以為使精神墮落下去，是不好的”。反映到《朝花夕拾》的整個作品中，我們就可看到，有時他直抒胸臆：“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于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有時甚至痛斥詛咒，如《二十四孝圖》;有時則充滿了深深的懷念，如對阿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三、為情造文：內容很“蠱惑”
盡管《朝花夕拾》是作者惟一一本散文集，而且其中作品的抒情性也不盡相同，但它們的文學成就歷來為人們所稱道，不少成為現代散文中的經典之作。有研究者這樣評價：
“因為是回憶，因為是說個人的事情，所以我們感覺到親切，像是當著春秋的佳日吧，在森林里被輕風吹拂著一般，我們所見的便是安詳、平和。”
“與其強調《朝花夕拾》屬于一般的自傳，毋寧說它更象真正的作品。”
魯迅自己也把它稱為“回憶的記事”，大概在于區別于其他的雜文。
古人論文，推崇為情造文。依照魯迅當時的情形，可謂是“志思蓄憤”。事實上，抒情的方式有多種多樣，可以是直接宣泄現實的苦悶，也可以轉向記憶和幻想，用另一個充滿詩意的境界，把自己從這苦悶中吸引出來。顯然，在《朝花夕拾》中，魯迅先生較多地采用了后一種方法(當然也不乏雜文式的議論)。這種選擇或許是不經意的，但卻是必然的。
對此，韋勒克有過相關的論述。他認為，“與其說文學作品體現一個作家的實際生活，不如說它體現作家的‘夢’;或者說，藝術作品可以算是隱藏著作家真實面目的‘面具’或‘反自我’;還可以說，是一幅生活的圖畫，而畫中的生活正是作家所要逃避的。此外，我們還不要忘記藝術家借其藝術去體驗生活，與人們實際生活經驗有所不同;實際生活經驗在作家心目中究竟是什么樣子，取決于它們在文學上的可取程度，由于受到藝術傳統和先驗觀念的左右，它們都發生了局部的變形。”
拿這個觀點來分析《朝花夕拾》，也同樣適用。作者曾經說過，自己有一時屢屢受了記憶的蠱惑，進而時時反顧。不錯，每個人都有蠱惑他，使他時時反顧的記憶，但他在什么時候回頭過去，卻多半取決于他此時此刻的具體心境。當現實中在某一方面情感極盛時，作者就不自覺地轉向過去。所不同的是，他所作的回憶，并非單純地為淘取慰藉，更主要的是，在于通過對往昔印象的重新描繪，藝術地反映現實生活，表達感情，或者更具體一點，那就是與“正人君子”之流所籠罩的黑暗相抗爭。所以，李長之十分肯定地認為：“‘目前是這么離奇，心里是這么蕪雜’，只有這一句才是這些散文背后的一字一句的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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