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與荊楚文化傳統

　　一、“哀怨感傷、發憤抒情”的主題思想

　　柳宗元被貶永州后，楚地的文化氛圍、《楚辭》中包含的那種楚民族的哀怨色調和悲涼氣息感染著他，使他不由自主與屈原產生了精神上的共鳴。他的詩文以“哀怨感傷、發憤抒情”為主題，或抒寫蒙冤遭貶、懷才不遇，或記述登高遠望、懷鄉戀土，或摹寫山水，暗寄高志，發揚著自屈原以來的荊楚“騷怨”傳統。如《閔生賦》中“肆余目于湘流兮，望九嶷之垠垠。波淫溢以不返兮，蒼梧郁其蜚云。重華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偽真。屈子之悁微兮，抗危辭以赴淵。”既提到楚地的風俗、物景如湘江、九嶷山等，深厚的文化底蘊如《楚辭》、舜帝的傳說、湘妃的神話等對他心靈的巨大觸動，又從重華、屈原的“野死”、“赴淵”和孔孟的作為等的描述中，自陳不幸的遭遇，表達憤然不平的心境。

　　屈原所處時代，內有奸佞小人誤國，外有強秦相侵，楚王朝處于岌岌可危的狀態，屈原身為楚國的貴族大夫，不能發揮自己的才干令國家強盛，反而遭讒被流放，遠離郢都，這種遭際使他的詩歌大起大落，顯得格外凄愴和悲怨。

　　柳宗元沒有那種長歌當哭的氣勢和一瀉千里的激越之情，但他感同身受，一開始貶謫后的憂懼和哀痛使他心境難寧，他自稱“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回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始得西山宴游

　　記》)借出游來排遣胸中的郁悶和惴惴不安，這種心情與屈原那登高、涉江時感嘆春秋代序、時不我待而功業未成的憂患和惶恐何其相似!“將沉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后兮，顧前志猶未可。”(《懲咎賦》)這種因憂懼和哀痛而想要自殺的念頭和屈原也是如出一轍，盡管原因略有不同，但是這種哀怨感傷的感情基調始終貫徹在其永州的詩文之中。如《懲咎賦》中“既受禁錮而不能即死者，以為久當自明。”又如《閔生賦》中，以“閔吾生之險厄兮”開頭，抒發了作者“氣沉郁以杳渺兮，涕浪浪而常流”的悲傷情懷。后來，他慢慢適應了荊楚之地的生活，借出游、寫作等活動來排解自己的苦悶。“仆悶即出游。”(《與李翰林建書》)“投跡山水地，放情詠離騷”(《游南亭夜還敘志七十韻》)等都可以看出，他的心態慢慢趨于正常，到《田家三首》關注并參與農民的勞動生活，再到《同劉二十八院長寄澧州張使君》中與老人、小孩的親密相處，都說明他已經融入了當地的生活，適應了荊楚之地炎熱的氣候環境。他既被荊楚之地的文化和傳統熏染，又慢慢對荊楚文化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離騷》中，屈原自敘身世，宣稱自己是高陽之苗裔，伯庸之后代，身份高貴，名字高潔，品德高尚，充分表現其對楚先民自潔自愛的認同和繼承;再對自己的品德和才能進行定位，表達了高度自信和銳意進取精神。而當“美政”思想在現實面前無法實現時，屈原陷入了進與退、堅守與逃避的痛苦選擇，發出“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的問句。而最終他選擇了“亦余心之所向兮，雖九死其尤未悔”，對自己的理想忠貞不渝。《漁父》篇中虛設的對話就是屈原兩難境地中做出的堅守選擇的詮釋。

　　柳宗元在《同劉二十八院長述舊言懷感時書事奉寄澧州張員外使君五十二韻之作因其韻增至巴八十通贈二君子》中言：“弱冠游玄圃，先容幸棄瑕。名勞長者記，文許后生夸。……未竟遷喬樂，俄成失路嗟。還如渡遼水，更似謫長沙。別怨秦城暮，途窮越嶺斜。……慕友慚連璧，言姻喜附葭。沉埋全死地，流落半生涯。……梟族音常聒，豺群喙競牙。……”也是先對同為貶謫的友人和自己品德進行了肯定，再借荊楚之地的蠻荒環境，于字里行間流露不平之意，借豺狼虎豹比喻朝廷小人當道的現實。

　　然而，在理想與現實的沖突中，柳宗元的處理方式又與屈原完全不同。《離騷》中采取荊楚民族“天問”的傳統形式，展開豐富的想象，到神話傳說和幻想國度去尋求生命的解答，柳宗元則因為受到多種思想的影響，多種思想融合在其詩文中，使得他“發纖秾于簡古，寄至味于淡泊”[1]，以較為理性的態度去坦然接受，不斷自省并借助恬淡的山水田園生活，擺脫這種精神上的痛苦，讓不平之氣慢慢消磨在自然和道心佛理中。如《漁翁》中：“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云相逐。”前四句已經勾勒出一副清幽沖淡的圖景，若沒有最后兩句，雖仍然是妙絕的寫景絕句，但不能體現詩人孤高自賞、與世無爭的氣質。漁翁的不合群，不與世俗同，都顯示出對現實的一種無言批判和怨諷。這種在極致的平淡中發出的聲音乃是“不怨而怨”，發人深思。

　　《離騷》中的感情外放，激越，班固批判屈原《離騷》“露才揚己”[1]，朱熹批判他“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2]，正是因為其不符合儒家的中正思想和敦厚的美學理念。而柳宗元作為儒家文道觀的發起者之一，他的詩文就顯得內斂多了，含蓄曲折，蘇軾稱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3]就充分道出了柳宗元詩文這種內斂渾厚的特點。如《登蒲州石磯望橫江口潭島深迥斜對香霧山》、《與崔策登西山》、《苦連州凌員外司馬》、《行路難三首》等。

　　屈賦運用浪漫主義的寫作方法，在主體上將巫文化與現實生活融為一體，又吸收楚地大量神話素材，在楚地風土人情的基礎上，大量使用夸張比喻，想象自由新奇，與《詩經》中“溫柔敦厚”“怨而不傷”的風格迥然不同。其表達的感情是哀怨而奔放的，如《湘夫人》《山鬼》《國殤》《涉江》《招魂》《九辯》等，都帶著肅殺悲涼之意，給人心靈以震撼。

　　柳宗元則排斥巫鬼文化，認為“竄身楚南極，山水窮險艱。”(《構法華寺西亭》)“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禨。”(《永州龍興寺息壤記》)柳宗元在永州十年，充分了解當地人們“信巫鬼，重淫祠”的習俗[4]，一方面認為這種淫祀行為是愚昧無知的表現，充分排斥;另一方面又感到這種文化根深蒂固，顯示出原始崇拜的心理特征，因此，他借助提升舜文化的地位來加以改善，力圖“深入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寄許京兆孟客書》)，在歌頌舜帝的同時傳播儒家的仁愛思想。正因如此，他的詩文沒有屈原那般瑰麗無比的想象和天馬行空，上天下地無所不在的虛構，而是用簡潔而凝重的語言勾畫清冷、幽深、奇異的景物，營造一種“蕭然沖淡”的藝術境界，將自己的感情浸潤其中。其景物描寫和意境構造都是句句寫實，句句記真，如泉水般涓涓細流清澈見底，卻又“牢籠百態”(《愚溪詩序》)，即使在《夢歸賦》這樣具有虛幻色彩的作品里，現實性也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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