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劉禹錫詩歌的價值追求

　　劉禹錫的價值追求是與其所處的時代特點以及他本人的詩歌理論密相關涉，下面一起來看看!

　　一、儒學的復興與趨于雅正的價值追求

　　中唐社會日趨衰落，清人葉燮在《百家唐詩序》中談到“中唐之中”時說：“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一代之所獨得而稱中也者，時值古今詩運之中……”①稱中唐為古今百代之中，足見古人對中唐所具有的劃時代意義的重視。面對嚴峻的的形勢與強烈中興愿望伴隨而來的是復興儒學的思潮。韓愈、柳宗元等將復興儒學的思潮推向高峰，韓愈主張重新建立儒家的道統，恢復先秦時期的儒學，他以孔孟之道的繼承者和捍衛者自居，聲言：“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而萬萬無恨”(《與孟尚書書》)，他認為當時最大的問題是藩鎮割據和佛老蕃滋，因而他寫了大量的政論以“適其時，救其弊”。

　　由此在詩歌上，與盛唐的群星璀璨不同，這一時期流派紛呈，詩人們致力于新途徑的開辟、新技法的探尋以及詩歌理論的闡發，創作出大量的具有新鮮意味的詩歌，展現了唐詩大變于中唐的蓬勃景象。劉禹錫詩歌的創變特征并不明顯，除了在民歌體詩歌創作上劉禹錫進行了有意識的探索、創新之外，就詩歌創作的整體面貌而言，劉禹錫并不像元白、韓孟那樣在新變的道路上走得很遠。③無論是元白的“老嫗能解”，還是韓孟的怪異新奇都具有明顯的反對傳統審美的特征。因為從《詩經》、《楚辭》到盛唐氣象，由于儒學的的影響，詩歌的價值追求基本都是都以雅正為上。

　　劉禹錫的詩歌能在聲勢顯赫的“韓孟”“元白”兩大詩派之外另辟蹊徑，基本繼承了傳統唐詩價值追求，用審美的形式來表現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個體生命的獨特感受。劉禹錫在詩歌中表現出趨于雅正的特點，如他的《秋詞二首》：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鶴排云上，便引詩情到碧霄。

　　山明水凈夜來霜，數樹深紅出淺黃。試上高樓清入骨，豈如春色嗾人狂。

　　“悲秋”是歷代詩人遞相沿襲的主題，從屈原的“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九歌・湘夫人》)，宋玉的“悲哉，秋之為氣也”(《九辨》)，到漢代無名氏的“秋風瑟瑟愁殺人”(《古歌》)，到北朝庾信的“樹樹秋聲，山山寒色”(《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志銘》)，再到杜甫的“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陳陳相因，概莫能改。所以劉禹錫說“自古逢秋悲寂寥”，而劉禹錫在春與秋的對比中，發現了秋的好處，從而吟唱出這兩首意氣風發的秋歌。

　　先來看第一首，“自古”句點出逢秋皆悲，古今同然，有思接千載，慮蓋萬世之慨。“我言”一句一聲喝斷，推倒了悲秋的主題，新天下耳目，大有冒天下之大不韙又力挽狂瀾之勢。“晴空”句，勾勒出一幅秋景圖：一碧如洗的天空中，一只白鶴騰空而起，直沖九霄。詩人目睹此景，心中豪情收束不住也隨著唳鶴一飛沖天。這是何等的豪氣，在領略這種豪氣之后我們在細味一下詩人志趣，很明顯，這首詩是言志之作。劉禹錫的《秋詞》，另辟蹊徑，一反常調，詩人將自己的志趣融于寥廓的秋景之中，又將秋與春做了對比，這樣及表達了詩人崇高的沖天之志，又表達了自己不同流俗的本色。更為難得可貴的是，《秋詞》還是詩人被貶朗州后的作品，讓人佩服劉禹錫的崇高精神追求。

　　再看第二首，第二首寫秋色，氣以表達高遠志向，色以陶冶高尚情操。所以贊美秋氣以美其志向高尚，詠嘆秋色以頌揚其情操清白。景物隨詩人情感而變化，秋色由詩人的感情而壯麗。景色正如人心，見詩人性情，見詩人品格。春色以妖嬈嫵媚，秋景以高潔風骨，高下立見。前二句寫秋天景色，詩人只是如實地勾勒出秋的本色，顯示其特點，清白明凈，不以人不喜而悲，有紅有黃，色彩繽紛朗麗，非春可比，流露出高雅閑淡的情韻，泠然如文質彬彬的君子風度。如果你不信，請上高樓向遠望去，便立覺清澈入骨，思想澄凈，心情虛靜肅然，不會像那濃艷繁華的春色，教人輕浮若狂。“豈如春色嗾人狂”這樣鏗鏘有力的吟唱，向我們袒露了詩人樂觀、豁達的態度和不畏“衰節”的情懷，表達詩人遺世獨立的志趣。

　　這兩首詩可以說是劉禹錫言志的代表作，兩詩卒章顯志，直抒胸臆，而又無“含蓄不足”(《四庫全書總目》評語)之嫌。這兩首《秋詞》主題相同，但各寫一面，既可獨立成章，又是互為補充。一贊秋氣，一詠秋色，語言運用上，這兩首詩以雄闊大氣、干凈爽快的詞句為主;沒有生僻詞，與詩歌內容、志趣相協和，這與“韓孟”的晦澀難懂，“元白”的流于平白皆不同，韻律和諧，詞采朗麗。意境創設新鮮自然，于虛靜之處得到壯美的審美體驗。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唐詩的風雅精神，體現了趨于雅正的價值追求。

　　總體而言，劉禹錫詩歌在內容上表現傳統儒家思想不畏“寂寥”積極地樂觀向上的精神;在語言上講求文辭華麗、雅正，聲韻和諧優美;在取象上偏于壯美，氣象宏大;在意境上志趣高遠，足以完美展現了其詩歌“雅正”的價值追求。

　　二、劉禹錫的詩歌理論與其詩歌創作

　　中國古典文論關于“境”的理論有很多，早在《莊子・齊物論》中就有關于“自由之境”的討論。尤其到了唐代，相傳王昌齡所作《詩格》將“境”分為“物鏡”、“情景”、“意境”加以討論;殷�的《河岳英靈集》中關于“興象”的論述，更加注重詩歌意境的審美特征;詩僧皎然沿著王昌齡、殷�一路，又把“意境”理論向前推進一步，提出了諸如“緣境不盡曰情”、“文外之旨”、“取境”等重要概念，比較全面的發展了“境”的理論;劉禹錫在《董氏武陵集記》一文中提出了“境生于象外”的觀點;到了晚唐，司空圖發展了劉禹錫的觀點在《詩品》中提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韻外之致”、“味外之旨”等觀念，經一步擴大了意境研究的領域。可以說，唐代理論家，尤其是劉禹錫的詩歌理論，對于“意境”理論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這對當時的詩歌創作有不可忽視的意義。 　　劉禹錫的詩歌理論并不多，但一些突破性的理論足夠引起注意。尤其是劉禹錫的“意境”理論與其詩歌創作有密切的關系。《董氏武陵集紀》是劉禹錫相當重要的論詩之作，他提出：“詩者，其文章之蘊那?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千里之繆，不容秋毫，柞有的然之姿，可使戶曉。必俊知者然后鼓行于時。”劉禹錫認為：在表達精微感情和深微境界方面，詩歌是文章的精華，具有意在言外，辭近旨遠，象外有境的特點。

　　“義得而言喪”其實就是發展了道家學派的“得意忘言”說，只是老莊是從哲學觀點來表明言辭與思想的關系，尚屬一個哲學命題。雖然魏晉時期也有理論家涉及到言、意的關系，他們只是將言意關系有哲學領域引入到文學上來，并沒有自覺地來將其運用到對意境的闡釋。劉禹錫則將“境生于象外”與“義得而言喪”并舉，劉禹錫認為優秀的詩歌要創造出“生于象外”的“境”已達到“義得而言喪”的接受效果。即詩歌“言外之意”主要是從文學語言而言，“象外之境”則從詩歌總體構思而言，然而“象外之境”又離不開“言外之意”，二者相輔相成。只有這樣，方可達到“文章之蘊”。

　　在這樣的理論前提下劉禹錫的詩歌在意境的創造上追求一種靜麗自然的美。由于劉禹錫的詩境理論由道家理論轉化而來，再創造他所說的“象外之境”時，不可避免的要通過“虛境”來實現，他在繼承前人的虛靜理論基礎上，有進一步的發展，劉禹錫將其作為一種獲得最高藝術境界的必要手段，提出了“虛而萬景入”，“因定而得境”(《秋日過鴻舉法師寺院便送歸江陵并引》)的著名命題。他反復強調意境與情景、成境之間的關系：“慮靜境亦隨”(《和河南裴尹侍郎宿齋太平寺詣九龍祠祈雨二十韻》);“味真實者，即清靜以觀空。”(《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廣禪師碑》)“盤高孕虛，萬景皇來。詞人處之，思出常格;禪子處之，遇境而寂，”(《洗心亭記》)。[11]但意境并非閉目塞聽，而是以虛待物，以靜察物。需要用虛靜心態面對現實世界和大自然，才能獲得一種自由愉悅的空明澄靜的審美心境來妙悟自然，并能充分激活主體的深層意識或潛意識，激發出多種藝術想象，從而促進創作靈感的爆發，即所謂“因定而得境”，“由慧而遣詞”。這樣，就能在一種虛靜悠遠的心中超越物質的外在存在形式，與生生不息的造物主混融，達到“天地與我共生，萬物與我我為一”的“得意而忘言”的最高審美境界。總之，虛靜乃意境生成時特有的審美心態。

　　三、靜麗自然的意境美

　　與“境生于象外”和虛靜理論相聯系的是，劉禹錫特別推崇那種靜麗自然的詩風，他評價柳宗元的詩文：“余吟而繹之。顧其詞甚約而味淵然以長，氣為干，文為支。跨踩古今，鼓行乘空，附離不以鑿柄，咀嚼不以文字。端而曼，苦而腆，估然以生，灌然以清，”(《答柳子厚書》)認為柳宗元的作品含蓄清麗、自然渾成，具有清淡深遠，柔曼而不失端莊，清麗而不失豐腆的風格。這正是他所推崇的“義得而言喪”，“境生于象外”的典范。

　　劉禹錫的詩歌的創作亦充滿這種藝術追求。他曾不無得意地說：“吾友柳儀曹嘗謂吾文雋而膏，味無窮而炙愈出矣。”(《猶子蔚適越戒》)雖是評其文，亦可移來評其詩。劉禹錫曾在(《董氏武陵集紀》)說“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可見劉禹錫提倡用精簡的語言來表現靜麗自然的詩境，還可以看出劉禹錫特別重視想象的作用，并不強調一定要親臨的感受，所謂“坐馳”“役萬景”。這與他的“境生于象外”，“義得而言喪”主張具有內在的聯系。

　　劉禹錫在運用靜景入詩方面有著豐富的創作實踐。《客有為余話登天壇遇雨之狀因以賦之》、《有僧言羅浮事因為詩以寫之》等詩，從題目就知道劉禹錫沒有身臨其境而都是虛構的詩境。劉禹錫的《金陵五題》的《石頭城》是詩人有夔州趕往和州的途中所作，當時他還未到金陵，不過借古跡抒發自己的興亡之感。詩人這時候已經五十三歲了進入其政治生涯的晚期，這里也是借助總結歷史教訓，來總結自己政治生涯。《金陵五題》也全部出于想象和虛構，其中《石頭城》：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墻來。

　　作者并沒有直接給我們提供幾幅圖景，來顯示金陵城這個六朝古都的歷史的興盛和現實的凄涼;只用“故國”和“空城”兩個詞，對目前的凄涼荒蕪作了暗示。著力寫“不變的景”：山、潮、月。它們是歷史的旁觀者，其中的月，更是千載不變本體存在。是作為“盛衰興亡”的見證者，不變的這些事物(山、月)，見證了變的殘酷。并隱隱寓有國家興亡“在德不在險”的教訓，可見作者“于由動之靜時得之”。“山圍故國”、“潮打空城”一類景物，既有客觀現實的實在性，又有詩人想象的藝術概括性，對于詩人的主觀情感和意緒的表達，有著高度的張力，這正是劉禹錫詩歌的難能可貴支出，難怪白居易要說：“吾知后之詩人不復措詞矣。”詩中意境全部由靜景構成。詩人的主觀思想在字面上不著痕跡，全用想象力構境，詩境壯麗而又自然，是歷史與邏輯的高度統一，既如詩人親臨所見，由于當時大唐王朝國勢相關詩人這里是借歷史之酒杯，澆自己心中之塊壘。

　　縱觀劉禹錫的創作，其中顯現出的靜麗自然的意境美，與其“境生于象外”、“義得而言喪”的詩歌理論是分不開的，而其創作中又不失雅正的追求。通過對劉禹錫的詩歌創作的價值追求以及表現出的意境特征進行分析，對于把握這位中唐詩人具有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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