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唱和詩創作的主客觀條件

時間：2024-08-12 02:06:52 劉禹錫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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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禹錫唱和詩創作的主客觀條件

　　劉禹錫是中唐杰出的詩人，受當時唱和之風影響,創作了大量的唱和詩。

　　在劉禹錫819首詩中,唱和詩約為250多首,占1/3左右。目前對劉禹錫唱和詩的研究還比較薄弱,而主要的研究成果集中表現在文集整理、作家作品以及問題爭鳴三個方面。在作家作品研究中,又多關注于劉禹錫的生平、思想和詠史詩、諷刺詩、民歌體樂府詩上,而對其唱和詩的關注還比較薄弱,對劉禹錫創作唱和詩的原因還鮮見報道。本文試圖對劉禹錫唱和詩創作的主客觀條件作一番探悉,以此了解劉禹錫唱和詩創作的緣由。

　　一、劉禹錫唱和詩創作的客觀條件

　　(一)社會環境

　　中唐德宗、憲宗等皇帝好文,尤其是在位時間長的德宗,把初盛唐就有的好文風尚又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貞元、元和時期,進士科達到最繁盛階段,名公大臣好多出于進士科。而進士科考試,主要取決于詩賦,文辭優劣在主考官選人中居于決定性地位。劉禹錫有詩819首,唱和詩約有250多首,占30%左右。正是在這片肥沃的土地上,劉禹錫留下了至今仍被人們傳頌的唱和詩篇,成為古代詩歌領域的一塊瑰寶。

　　(二)元稹、白居易的唱和影響一時詩壇的創作風氣

　　元稹、白居易都是唐代著名詩人,一直以“元白”并稱于世。二人“死生契闊三十載,歌詩唱和九百章。”① 他們的唱和始于貞元十八(802)年,止于大和五年(831)元稹去世,歷時三十年,唱和之作逾千首。

　　元和初年,元、白唱和以諷喻詩唱和為主,多采用古體詩形式,兩人毫不避忌,直抒胸懷,交換對時局的批評意見,詩意明白顯露,語言淺易流暢。從唱和詩單篇來說,它們是元白唱和詩中思想性最強的部分。

　　二、劉禹錫唱和詩創作的主觀條件

　　(一)互相學習、互相追慕的崇拜心理

　　原唱作者寄出詩作,和詩者往往因為一首詩獨特的內容、風格或新奇的表達手法而被吸引,產生強烈的心理認同和學習模仿原詩的創作心理。這時候,和詩者對原詩的欣賞認同是產生和詩沖動的基礎,欲學習模仿并企圖超越對方的心理則成為其內在的動力。這種崇拜心理集中體現在劉禹錫與白居易的唱和活動中。劉禹錫與白居易堪稱中唐杰出的詩人,他們的詩歌特色是各有千秋,各具風格。白詩平易淺切,且有情韻;劉詩凝煉含蓄,且有神妙。在一往一返的唱和過程中,兩人互相學習,互相追慕。使他們的詩歌創作都有所提高。白居易在《與劉蘇州書》中云:“得雋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附論》又有一段描述:“樂天自言其與微之時文之病……蓋樂天平日之所著求改進其作品而未能達到者,夢得則已臻其理想之境界也。”由此可見,兩人在相互崇拜心理的驅使下,互相學習,提高了自身的創作技巧。

　　(二)傳情達意、表達思想的溝通心理

　　詩之唱和,不是人們刻意所為,而是一種自然的行為。就詩本身而言,它天然具有此一功能;就詩作者來說,他又天然具有這種渴求。早在《論語・陽貨》中,孔子就提出詩“可以群”的觀點,并認為“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而詩又是詩人“志之所之”,情感抒發的結果。“情動于中”,正是通過詩去“嗟嘆之”,“永歌之”,詩已成為情感交流的重要工具。由此可見,人們很早就把詩歌作為一種重要的情感交流工具和社會交際工具來使用,詩之唱和正是這種功能高度發達的必然結果。通過詩歌的互相酬唱所表達的勸勉、慰藉之情對于詩人相當重要,迭吟遞唱之下,劉禹錫正是在這種心理需要的感召下進行唱和詩創作的。

　　(三)以韻相挑、示才過人的競爭心理

　　阿德勒認為,人類一切行為都受“向上意志”的支配,人天生就有一種追求優越的傾向。文人詩歌的唱和行為就有向對方追求優越的心理傾向。元稹《上令狐相公詩啟》云:“居易雅能為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為千言,或為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一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辭,名為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挑耳。”他們在唱和中普遍存在爭勝的心態,在唱和這樣一往一返的較量中,勢必要求唱和雙方在詩藝才學上苦心積慮,力求在立意、詩才、用韻等方面創新出奇,以勝過對方,獲得超越對方的喜悅與滿足感。

　　元稹、劉禹錫、韋楚客會于白居易宅,論南朝興廢事,白居易倡議各賦《金陵懷古》詩一篇,“劉騁其俊才,略無逮讓,滿斟一巨杯,請為首唱。飲訖,不勞思忖,一筆而成。白公覽詩曰:‘四人探驪,吾子先獲其珠,所余鱗甲何用?’三公于是罷唱。但取劉詩吟味競日,沉醉而散。” 這便反映了詩歌唱和中詩人互相爭勝的心理。

　　(四)游戲娛樂、風雅應酬的慕閑心理

　　詩人于從政閑暇或退休時追求自適。緊張、繁亂的從政生活及宦途榮辱中感受到的煩惱在詩酒唱和的游戲、娛樂中得到調節。中唐時期,唱和詩的社交功能增強,唱和詩成了詩人間交往應酬的工具。“白樂天洛中高退十有余年,度日娛情,惟詩與酒。追游唱和,著在文籍。”裴度大和八年(834)暫居洛陽,“視事之隙,與詩人白居易、劉禹錫酣宴終日,高歌放言,以詩酒琴書自樂,當時名士,皆從游之。” 劉禹錫開成元年(836)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這一時期,由于詩人享有優厚的物質生活待遇,又閑居洛陽,無所事事,文酒之會的圈子便對他越來越具有吸引力,終于藏掖起早年的犀利鋒芒,轉而萌發了明哲保身的思想苗頭。便形成追慕閑適的心理。“熱衷于征管逐弦,陶醉于詩酒風流。”⑩創作了很多應時、應節、應景、應宴的唱和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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