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的悲劇人生

　　柳永開慢詞之先河，詞曲足冠群雄、評騭不一的詞人，在給世人鮮明的展現出一位積極進取的士子形象的同時，亦流露出他狂放不羈的浪子一面。

　　詞，作為中國古代詩歌的一種抒情詩體，是配合隋唐之際新興的音樂“燕樂”而寫下來的歌詞，最初稱為“曲子詞”，別稱長短句、曲子。其產生于唐，興盛于五代，至兩宋達到頂峰，上自唐下迄明清千余年間，詞家輩出，然在文學史上爭論之最大者，毀譽之最大者，當屬柳永及其詞作。這位在正史中未曾記載的詞人，卻在文壇上掀起了不小的風波。有推崇備至者稱其為北宋正宗，更有甚者將其詞作與杜甫詩相提并論;有貶之極者稱其為卑俗放蕩，淫靡之音泛濫導致雅奏斷絕。至今對于柳永的生卒年仍未有定論，據唐圭璋先生考證柳永生于太宗雍熙四年(約公元987年)或太宗雍熙二年(約公元985年)福建崇安五夫里人。原名三變，字景莊，好為艷冶之曲，仁宗臨軒放榜，特絀之。后改名為永，字耆卿，于景佑元年(1034年)進士及第，因排行第七，又稱之“柳七”。他自稱“奉旨填詞柳三變”并以“白衣卿相”自詡，是開北宋詞之大家，婉約派代表人物。其一生仕途坎坷，窮困潦倒，出殯時，群妓合金葬柳七，轟動滿城，之后每年清明節歌妓相約去祭祀，稱之為“吊柳會”或“吊柳七”。柳永為何被世人冠以“風流浪子”其詞又被稱為“淺近卑俗”?為何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其一生的悲慘結局?筆者從社會學、心理學角度加以考察分析。社會唯實論的代表人物迪爾凱姆認為：社會事實具有強制性、客觀性和普遍性，大部分人類的意向，不是自己自然而然產生的，而是受外界熏陶、引導下生成的。個體存在于社會之中，其思想是經社會的塑造決定的，并不服從于個體之理性，這確切說明了社會環境、家庭環境對個體發展的深刻影響。

　　1 柳詞文風之繼承性

　　詞一直被視為艷科，為“娛賓遣興”的工具，題材多集中在離愁別緒、風花雪月等方面，與孔子主張的雅樂背道而馳，被稱為淫靡之音。自晚唐五代以來，出現了大量的華麗香媚詞句，詞風脂粉氣息濃郁。柳永《樂章集》213首詞中關于描寫歌妓作品的就有103首之多，其中《菩薩蠻》十四首充分體現了“花間鼻祖”溫庭筠聲律和諧之特色。尹鶚詞云：“其寫冶游，寫情思，均分明如畫，不避詳瑣，《柳塘》以為開屯田俳調，洵為知言”，由此可知，柳永的《樂章集》對《花間集》的詞風題材得到了繼承。《云謠集》作為唐代最具代表性的民間詞集，其淺近鄙俚的詞體為柳永提供了作詞的藍本，在此基礎上柳永憑借超群的音樂天賦與文學才能，對詞的聲律句式加以革新突破。柳永以宋玉自居，《史記》卷八四《屈原賈生列傳》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從柳永《樂章集》中可以看出其鋪敘展衍之功，其風流悲情正是繼承了宋玉之風。

　　2 北宋政治經濟發展的影響

　　北宋之初，為了加強其統治地位，杯酒釋兵權解除武官的兵權，且優待官吏，賜良田錢財，讓他們安于享樂，以此消磨銳氣。宋太祖曾對當朝大官說：“人生駒過隙爾，不如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①，于是大官們紛紛依旨奉行。處在太平昌盛的北宋時期，舉國上下無不籠罩著奢靡、享樂的社會風氣。上起朝臣下至百姓，皆熱衷于寫詞唱曲，宴飲游樂，據陳師道《后山詩話》記載張先“多為官妓作詞，而不及靚。靚獻詩云：‘天與群芳十樣葩，獨分顏色不堪夸。牡丹芍藥人題遍，自分身如鼓子花。’張子野于是為作詞也”。在這種糜爛習氣的熏陶下，對于柳永性格以及創作風格的影響可想而知，由此我們更容易的理解他為何毫不掩飾的往返于妓館的行為。

　　3 儒家思想的追崇

　　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儒家思想便成為了政教經典，其“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追求成為儒士追崇的理想人格。士人作為傳統文化的傳承者，決定了其與政治不可分割的必然性，“學而優則仕”成為讀書人唯一的出路。柳永恰恰出生在一個“奉儒守官”的傳統士大夫家庭，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同許多士子一樣，以考取功名作為自己安身立命之根本。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柳永二十歲左右便離開家鄉崇安到繁華的汴梁參加應試，然而一切并不盡如意，蹉跎了近三十載。宋仁宗景佑元年特開恩科，柳永借此機會進士及第，時年約五十歲，為官后的柳永，盡忠職守，曾被《大德昌國州圖志》列為“名宦”，而被此書記為名宦者寥寥四人，柳永位列其中。足可見柳永在為官期間的政績被世人稱道，并非是一個空腹才情的詞人。

　　4 個人原因

　　柳永天性浪漫，狂放不羈，出生于傳統士族家庭，思想行為受到了儒家“克己復禮”教條的束縛。當他來到汴梁應試，這里繁華的市貌，無不吸引著這位好奇癡狂的少年，他的心如脫韁之馬，肆意縱情于歌舞聲色中。柳永從小便賦有卓越的才情，宋人楊《古今詞話》中所載，有一《眉峰碧》一詞，“柳永少讀書時，遂以此詞題壁，后悟作詞章法。一妓向人道之。永曰：‘某于此亦頗變化多方也。’然遂成‘屯田蹊徑’”，柳永自幼頗愛民間詞，這也是其經常出沒市井教坊，其詞曲通俗的根源所在。當時的北宋籠罩在一片奢靡享樂的生活氣息下，大部分文人士大夫階層也擅于創作艷詞媚曲，并且官員府邸有專門跳舞唱曲的官妓，為其宴飲助興。然在儒家傳統觀念盛行的北宋，都以儒家“詩教”規范自己，克制自己的思想行為，不敢肆意張揚，偶有越軌，也都遮遮掩掩。對于一個生性狂傲，并且生活在這樣一個繁華背景下的柳永，最終導致其被冷落于官場之外。據《柳七》記載呂夷簡六十壽辰，派人向柳永討詞，曾作一首《江西月》，當呂夷念到‘縱教疋綃字難償，不屑與人稱量’，笑曰：‘當初裴晉公修福光寺，求文于皇甫，每字索絹三匹。此子嫌吾酬儀太薄耳。’當念到‘我不求人富貴，人須求我文章’，便怒斥曰：‘小子輕薄，我何求汝耶?’從此銜恨在心。然仁宗見之，親筆批道：“柳永不求富貴，誰將富貴求之?任他白衣卿相，風前月下填詞。”柳永因其恃才高傲的性格，斷送了自己的仕途。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認為：人在多種需要未能滿足之前，首先滿足的是迫切需要，只有在該需要滿足之后，后面的需要才能起到激勵作用。柳永一生漂泊不定，在其失意、煎熬的之時迫切需要棲息之地，以及被人欣賞理解的渴求。在北宋吟詞唱曲的市井小巷，柳永只能寄情于秦樓楚館，只有在那里他才能尋得自身存在的價值，柳永在自覺不自覺的意識中，被推向了風口浪尖，注定了他一生的悲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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