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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與李商隱詠史詩
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在社會中，大家總少不了接觸一些耳熟能詳的古詩吧，古詩言簡意豐，具有凝煉和跳躍的特點。你知道什么樣的古詩才能算得上是好的古詩嗎？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杜牧與李商隱詠史詩古詩，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中國詠史詩的創作歷史久遠，直到晚唐特殊的時代背景下，李商隱與杜牧二人將詠史詩創作推向了新的高峰。
我國文學史上最早的詠史詩體是由東漢的班固開創，可惜“質木無文”。此后越來越多的詩人投身于詠史詩歌的創作。中晚唐以前的詠史詩一般是對歷史人物、事件進行敘述或概括，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情志，其中含有較多作者的個人感性認識。而詠史詩發展到晚唐時期，名人名作迭出，并表現出強烈的歷史理性思考。
一、晚唐詠史詩的創作背景與發展
(一)晚唐詠史詩創作的社會背景
中晚唐時期君主崇尚經史、以史為鑒的思想意識，以及科舉考試強化了對歷史知識的考核的用人文化導向,形成了知識分子們探討歷史興亡、論辯古今盛衰的史論風尚[1]。另外，晚唐社會內憂外患交織，敏感的知識分子們感到國事日非，因而大量進行詠史詩的創作企圖拯救社會衰敗局勢。其選材上的廣闊與豐富、內容上的大膽與諷刺、感情上的哀怨與敏感等，將詠史詩的創作視界帶入到一個全新的領域。
(二)詠史詩體裁流變
唐代詠史詩體裁可謂眾體皆備，但中晚唐以前的詠史詩多為古體，律詩與絕句是少之又少。中唐以后以劉禹錫為代表的詩人越來越多地創作七絕、七律詠史懷古詩。直到晚唐，杜牧成為第一個大量采用七絕形式寫作詠史詩者。此后，七絕便成為人們詠史時常用的體裁。李商隱也是當時詠史詩之大家，詠史之作多達六十多首，而且各體俱有佳作，更以七言律絕的成就突出。杜牧與李商隱是眾多的詠史詩人的優秀代表,在詠史詩的發展長河中有著至關重要的地位。
二、生平背景與創作心理
李商隱，字義山，號玉溪生或樊南生，河南人，自幼處境微寒，生活艱難。李商隱一生都被卷入牛李黨爭難以自拔，跟隨雙方的政治浮沉而遭受牽連。他的悲劇遭遇，從根本上來說是唐后期整個社會上的種種積弊現實所造成的。
杜牧，字牧之，京兆萬年人，出身于世家大族，后家道中落。由于其性情耿介，一生仕途不很得意，使得杜牧對社會現實有著超于常人的較為清醒的認識，從而在其詩中得到了較為客觀全面的反映。杜牧繼承了他祖父杜佑經世致用的傳統，入仕之前便關注歷代興衰得失，好論政談兵[2]。二十三歲時他就寫下了著名的《阿房宮賦》，以諷刺敬宗的耽于聲色游樂。這些都為他后來的詠史詩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杜牧、李商隱都處在唐朝社會的黑暗及內憂外患的時代，都渴望力挽狂瀾。兩人寫詩時的個人心態是不同的。李商隱在歷經了無數人生道路的崎嶇后，已朦朧感覺唐王朝中興無望，又發覺自己缺乏挽救時局的力量與信心，于是悲觀情緒漸濃，思想上產生了“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樂游原》)的危機感和幻滅感。他內心的苦悶和悲憤都反映出一種江河日下、黃昏漸近的時代氣氛。黑暗的現實與他急切想挽救現實的愿望尖銳地沖撞，他只能把自己對現實地深刻理解，完全融入在歷史事件的抒寫之中。
杜牧的心態與李商隱則迥然有別。杜牧一生有著“愿補舜衣裳”的雄心壯志，相信只要自己的政治能力得到了皇帝的重用，就會在挽救大唐的危機命運中大有作為。杜牧的“天才的自信”，在很多詠史詩中都得到充分的表現。現實殘酷，報國無門，杜牧缺少一個讓他發揮才能的平臺，因此他才好作翻案詠史之作。在《赤壁》、《題烏江亭》這兩首詩中，他譏笑周瑜憑借運氣在赤壁取勝，譏笑項羽不能忍辱負重，缺乏百折不撓的精神。他在翻歷史陳案時突出強調個人的作用就能充分體現對自己政治才能的自信。
三、“諷”與“鑒”的創作目的
哲學是抽象地思考著世界，詩則是具體地表著著世界――目的都是為了能夠改造世界。李商隱和杜牧詠史詩都懷著高度的創作意識以期救國難于水火。
因生世的曲折與理想的不得志使李商隱對社會有更冷峻與清晰的認識。他的詠史詩多為“借古諷今”。諷刺產生于詩人對他所生活的世界看出了致命的矛盾，是人類的理性向它的破壞者的一種反擊[3]。諷是其目的，也是其創作手段。而他還不是委婉的諷刺，而是直接行事，多為指事切近，大膽揭露，“敢言人之所不敢言”。如《龍池》有關唐、楊的故事早在白居易的《長恨歌》中就寫過，但是被有意作了掩飾和修改，借以歌詠二人生死不渝的愛情。李商隱卻旨在揭露玄宗霸占兒媳的淫穢丑行，據實直錄，毫不掩飾，雖無一惡字，卻無一字不貶。李商隱在《華清宮》用了明顯的反諷手法發難于當朝皇帝唐玄宗，使語調更加尖刻冷峻。以致紀昀曾用“尖酸刻薄”來形容其詩，很多人也認為“大傷詩教”。 其實他是順應自己的強烈情感，沒有遵循自古以來就奉行的“怨而不怒”的傳統標準而已。
杜牧的詠史詩大多是就史而論史，有感于晚唐頹勢，較為籠統地抒發興亡之感，雖然其詩不乏諷刺意味，但其中“鑒”的作用更為明顯，以期達到警誡作用。如《泊秦淮》一詩嘆商女唱曲，世風日下，曲折影射了他所處的晚唐統治階級醉生夢死的沒落現實，以警醒眾人不要沉溺于聲色而重蹈亡國覆轍。詩人在《江南春絕句》中憑吊南朝覆滅時的寺廟，對其來歷稍作點撥，使人既縱向想象當年這些佛寺建造的歷史，又能橫向聯想唐王朝過分崇佛致國力衰退的后果，含蘊地揭露當時崇佛修寺的情景。無論側重于“諷”還是側重于“鑒”，他們都以嘆古懷昔的舊形式，反映了現實社會，及難以排遣的興廢之感，擴大了詠史詩表現的容量，增強了詠史詩的現實性。
四、同而不同的藝術特征
杜牧、李商隱的詠史詩比較講究立意結構、遣詞造句，其詩的藝術特征與表現手法，有些是相近的，有的則是各有特色。
(一)選材典型，往往以小見大
李商隱的詠史詩常選取典型的人物、事件來達到對昏君奢淫誤國的有力揭露諷刺。選用歷代昏君,將他們作為歷史的反面典型,以此諷喻當代君王。如《隋宮》(絕句)選取了典型的歷史事實，總結隋朝亡國的教訓，著力刻畫隋煬帝禍國殃民的暴君形象。而選用正面之人如屈原、宋玉、賈誼等，借詠嘆這些人的不幸遭遇,表達自己的身世之感和人生慨嘆。李商隱還常選取昏君游玩淫樂的小物品,借題發揮,以小見大,寄寓深刻感慨，如在《齊宮詞》中，詩人借用九子鈴來串演北齊后主、梁臺新主相繼荒淫亡國的悲劇,寄托興亡的感慨。
杜牧的《赤壁》是由一件從江沙打撈出來的三國時的鐵戟聯想起那場歷史上驚心動魄的赤壁之戰。還運用銅雀、二喬這些雖與戰爭無關，但卻是三國時的標志性人物、建筑意象，來引發巨大的時空逆轉與深長的歷史思考。《過華清宮絕句》未曾羅列玄宗驕奢淫逸的生活現象，而只選取千里急送荔枝博取貴妃一笑這樣一件“小事”簡單陳述。謹守了歷史的真實，又高于歷史的真實，達到了藝術的真實，形成非常富于戲劇性的場面，于細微處發現歷史問題。
(二)對比強烈，敘寫形象
在詩中展示鮮明對照的歷史畫面，能以最省儉的筆墨，將詩人飽滿豐富的感情，表現得痛快淋漓。
李商隱寫作詠史詩,與很多詩人有所不同,往往很少直接議論和具體評判,用抽象的道理來教訓人們,而多通過展開合理聯想和形象敘寫，從對比鮮明的畫面和意象中寄寓諷喻之情。《北齊二首》篇中“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剪裁了發生于不同時間的兩個場景，不留情面地將昏君的丑態用鮮明的對比展現出來,國之將亡，昏君仍沉迷后宮，字里行間充溢著尖銳而辛辣的諷刺意味。《南朝》則把陳后主的荒淫較比于齊廢帝有過之無不及，后代荒淫甚于前朝。
杜牧也常運用鮮明對照的特寫鏡頭。如《臺城曲二首》其一描寫陳亡時陳后主在國破后竟可笑地躲入井中，而城外軍隊戰勢激烈，城內城外的場景形象而有條不紊的一一展開，對比強烈，情節形象可感。更為著名的《過華清宮三絕句》,更是勞民傷財，生活奢侈的進貢荔枝只為博美人一笑，真正所謂“一笑傾城，一笑傾國”。宮中歌舞升平，宮外則社會政治形勢劇變，畫面雖簡單，卻將當時表面波瀾不驚，實際暗流洶涌的政治無限延伸到了整個社會的動態，將山河破碎的原因一一用形象的筆觸作了揭示。
(三)善于“點鐵成金”，議論不落俗套
詠史詩題材多為眾所周知的不新鮮題材，可是“小李杜”能夠對老生常談的典故“點鐵成金”，顯示了他們非凡的見解，使詠史詩的藝術欣賞價值和歷史鑒戒意義都得到了很大提高。
如李商隱的七絕佳作《夢澤》，關于“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的典故，自古以來人們都習慣性地指責殘暴荒淫的“好細腰”的楚王。李商隱卻將批判重點放在自作自受的宮女身上。他不是表面性的諷刺這些人的媚主邀寵，而是深入地諷刺這些悲劇人物麻木不仁的人生狀態。這種深層次的思考已經遠遠超過了這個題材原有的普通意義，將腐朽丑陋的世風作了最本質的暴露。其詠史佳作《賈生》，也突破了借賈誼的經歷以抒發己之不遇的習慣做法，從賈生被君主賞識的角度出發，先抑后揚，反其意而用之，將事實的真相與表象自我矛盾。
杜牧很善于對歷史人物事件重新做出評價與出人意料的議論,滲透著一種對歷史和現實的體察。他在《題桃花夫人廟》(七絕)深究息國之亡的原因。正如《甌北詩語》中所評：“以綠珠之死，形息夫人之不死，高下自見。而詞語蘊藉，不顯露譏訕，尤得風人之旨耳。”他能夠這樣尖銳地提出問題，是那些人所盡知的美色誤國之淺顯見解所遠不及的。而《題商山四皓廟》取典于呂后請商山四皓出山以固太子儲位之事，歷來人們對此事評價甚高，而杜牧能超出常人的眼光，指出因四皓出山而致呂后專權的惡果。這種立意的高絕，見解的獨到正如趙翼所云:“杜牧之作詩，恐流于平弱，故措詞必拗峭，立意必奇辟。多作翻案語，無一平正者。
五、詠史詩意境
詩的境界是詩人在詩歌創作中所創造的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相契合的藝術境界。一首詩的意境則包含了時代特色與個人特色，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個人特色。明人寧濂指出：“詩，心之聲也。是故凝重之人，其詩典以則，俊逸之人，其詩藻而麗;燥易之人，其詩浮以靡;奇刻之人，其詩峭厲不平;嚴莊溫雅之人，其詩自然從容而超乎物象之表。”
李商隱喜歡重構歷史，并將其感傷心態與悲劇氣息融合其中，把對社會的義憤與不平曲折折射出來。創作中他大力以“綺靡”之詞寫“怨刺”之詩。“綺靡”作為不同于他人的詩風與濃郁的抒情色彩和深長的情致，深刻的議論、尖銳的諷刺多相結合達到了境界的高度渾融 [7]。他自己的目標就是要將諷諭怨刺的內容與委婉清麗的形式結合起來，是“徘徊勝境，顧慕良辰，為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謝河東公和詩啟》)。
杜牧自忖“平生五色線”，詠史詩也自然呈現出指點江山，品評歷史的勃勃英氣。但人生經歷與性情讓他在詠史詩中常常情不自禁地以個人意識體察歷史，敢于突破單純演繹史實，褒貶人物的格局，大膽凸現鮮明的個人色彩借詠史以抒懷，將其積極的情態，高絕的議論與過人的史識融合，指摘時弊，針砭現實。他的詩不重視用詞的華麗，而更重于詩中情志。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有我之境，以我觀物，物皆著我之色彩”。詩必須為自我性格、情趣、經驗的返照。詩境經過了移情處理后已經心神凝注，物我兩忘。
李商隱常在詠史詩中把主觀感情移入詩中對象，處理題材時也表現出濃厚的主觀化傾向。他用虛擬推想之辭在史實傳說的基礎上加以藝術的想象，而且詩中所表現出的意境真實與藝術真實令人信服。《隋宮》(七律)只根據史實傳說經過自己的藝術處理對昏君作了尖銳的刻畫，場面不失為真實可感，堪稱大手筆。
杜牧的詠史詩往往重新虛構歷史的陳案或結局，將歷史上已成定局的重大事件從其個人愿望做出觀照。《題烏江亭》中杜牧從其為人性情出發對項羽的自殺行為進行了否定。又如《赤壁》也未從正面入手，而是展開逆向思維，得出一個假設中的結局，使人對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與偶然性做出深思。
六、結語
杜牧的七絕詠史對史論式詩體的確立產生了重大影響。李商隱從選材的意識到藝術的表現形式無不垂范后世，為晚唐詠史詩的集大成者。他們所觸及的題材范圍之廣，表現手法的豐富以及風格的多變都推動了詠史詩的發展。他們的創作承前啟后，在詠史詩的發展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
拓展閱讀：詠史李商隱原文及翻譯
原文
詠史
作者：唐·李商隱
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
何須琥珀方為枕，豈得真珠始是車。
遠去不逢青海馬，力窮難拔蜀山蛇。
幾人曾預南熏曲，終古蒼梧哭翠華。
注釋
①本篇題為“詠史”，實系傷悼唐文宗逝世之作。詩作于開成五年正月文宗逝世后。
②《韓非子·十過》載，秦穆公問古明主得國失國之由，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
③沈約《宋書》載，武帝時寧州獻琥珀枕，時北征需琥珀治金瘡，即命搗碎分付諸將。
④《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魏惠王向齊威王夸耀他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威王說自己所珍貴的是賢臣，“將以照干里，豈特十二乘哉”!得真:全詩校:“一作待珍。”
⑤青海馬:一種產于青海湖的雜交馬，據說能日行千里，喻可任軍國大事的賢才。
⑥《藝文類聚》引《蜀王本紀》，秦惠王嫁五位美女給蜀王，蜀王派五壯士迎接。回來時路過梓漁，見大蛇入山洞，五力士力拔蛇尾，山崩，力士與美女均被壓死。此以“蜀山蛇”喻盤踞在朝廷與地方的惡勢力，如宦官、藩鎮。
⑦《禮記·樂記》:“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疏:“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溫兮。”，文宗嘗與諸學士聯句，常作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屬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馀涼。”見《新唐書·柳公權傳》。
⑧《禮記·檀弓》:“舜葬于蒼梧之野。”蒼梧，山名，即九疑山。翠華:以翠羽為飾的旗，為皇帝用的儀仗。
譯文
縱覽歷史，凡是賢明的國家，成功源于勤儉，衰敗起于奢華。
為什么非要琥珀才能作枕頭，為什么鑲有珍珠才是好坐車?
想要遠行，卻沒遇見千里馬，力單勢孤，難以拔動蜀山的猛蛇。
有幾人曾經親耳聽過舜帝的《南風歌》?天長地久，只有在蒼梧對著翠綠的華蓋哭泣份兒。
賞析
李商隱以其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和藝術上的創新精神，創作了占他全部詩篇七分之一強的史詩，它們擴展了傳統詠史詩的涵義，豐富了詠史詩的題材，探索了詠史詩新的手法，將其獨特的思想性藝術性臻于和諧統—，在詠史詩的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他的詠史詩不僅詠古況今，充分反映了他進步的歷史觀，而且借古諷今，含蓄地表達了他的現實主義傾向。同時還借題寄慨，委婉地抒發了他懷才不遇的苦悶。相對于一般詩人對時政的深沉感慨，李商隱的詩作擴大了詠史詩的表現容量。
這首詩的第一句是說，縱觀歷史上賢明的國家，勤儉能使國家昌盛而奢侈會使國家滅亡，提出了一切政權成敗的關鍵。
第二句是兩個典故，第一個是琥珀枕，南朝一個皇帝在四處征戰的時候得到一個非常名貴的琥珀枕，但他將琥珀枕搗碎了給戰士敷。第二個是齊桓公，當年齊桓公和另一個君主相遇，那個君主有很多車，每一輛車都有一顆非常大的珍珠，那個君主為此非常自豪視之為奇珍，但齊桓公說他有人才，那才是他的寶物。這一聯是說明人才的重要性。
第三句也是兩個典故。青海馬是指能擔當軍國大事的人才，蜀山蛇指亡國的禍胎(當年蜀國因為五壯士拔蛇而蜀路開，導致了蜀國滅亡)，這兩句話其實有種國家滅亡也隱隱有天意的意思。義山其實很矛盾，他雖然知道“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但當時是唐文宗很有雄心壯志的，可惜被家奴所制，抑郁而亡，所以義山也無法解釋為何國家會走向衰敗，所以他只能將其解釋為天意。
最后一句的南薰曲是當年舜唱的《南風歌》，一唱而天下太平，幾人曾預南薰曲的意思就是沒人再聽到舜的《南風歌》了，意思便是天下將大亂。蒼梧是舜埋葬的地方，翠華是皇帝儀仗中頂上的華蓋，最后一句話的意思是，國家如此衰敗，不復當年堯舜之風了。
這首詩，詩人根據歷史興亡的史實，概括為“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這些明確的以古鑒今的態度，包含著深刻的用意，比前人的認識更自覺完整。在興亡系于何人的問題上，盡管李商隱受時代的局限，還只能將理亂的命脈系于帝王，但在他的詩中，大都是指責他們敗亂國家的。因此這種揭露更有進步意義。
作者介紹
李商隱(約812年或813年~約858年)，漢族，字義山，號玉溪生，又號樊南生、樊南子，晚唐著名詩人。他祖籍懷州河內(今河南沁陽市)，祖輩遷至滎陽(今河南鄭州)。擅長駢文寫作，詩作文學價值也很高，他和杜牧合稱“小李杜”，與溫庭筠合稱為“溫李”，因詩文與同時期的段成式、溫庭筠風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稱為“三十六體”。其詩構思新奇，風格濃麗，尤其是一些愛情詩寫得纏綿悱惻，為人傳誦。但過于隱晦迷離，難于索解，至有“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之說。因處于牛李黨爭的夾縫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鄉沁陽(今沁陽與博愛縣交界之處)。更多古詩欣賞文章敬請關注“可可詩詞頻道”的王維的詩全集欄目。
據《新唐書》有《樊南甲集》二十卷，《樊南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詩》三卷，《賦》一卷，《文》一卷，部分作品已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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